“把救治生命当作重中之重”
编者按：在“7·23”温州动车追尾脱轨事件中，温州康宁医院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医院。这家民营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在第一时间承担了大量的伤员收治工作。《瞭望》新闻周刊特专访该院院长管伟立，请他回忆事故发生后的救治情况。下文系其口述——
口述/管伟立
记录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7月23日晚9点10分左右，我接到医院行政总值班的电话，说动车翻了，120送来大批伤员。
我起初还不太相信，说你搞错了吧，他跟我说确实是动车翻了，我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从家往医院赶。同时，我开始给所有院领导打电话，并交代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我们通过短信平台通知员工，约半个小时后，200多名医护人员集结到位。
我院距离出事地点大概四五公里，加上平时也承担着温州西边急救的任务，所以当晚120送来大量患者，医疗压力陡增——由于医院平时没有空床，我们只得尽一切力量调集22张病床放在大厅，用以安置轻伤患者，对需要手术的患者则尽力安排到外科、骨科甚至妇产科等病区接受进一步治疗。
需要说明的是，急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就近，而且我院虽然是精神病专科医院，但我们是大专科小综合式的，医院急诊科、内科、外科、骨科等科室都很齐全，最基本的抢救设备一应俱全。可以说，如果平时温州西边发生交通事故等，120也是往我们医院送，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但这次事故显然不同寻常，我起先还是对医院的医疗能力有些担心。事实是，由于卫生系统的上下联动，大量专家增援我院，我们基本没有遇到大的医疗困难，医疗救治有力、有序。
温州市卫生局派出的来自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下称温医附一院)、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下称温医附二院)的十几位专家，在10点来钟就赶到我院，大大增强了医疗救治能力。
更幸运的是，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重症医学学术年会当时正好在温州召开。浙江省卫生厅得到消息后，也召集十几个参会的ICU主任参与抢救。他们大概是在11点左右赶到我院。后来，邻近的丽水人民医院也组织专家赶到我院。可以说，23日当晚、24日凌晨，我院汇集了全省20多位顶级专家。
我院当晚收治54位患者，有3位入院前死亡，还有1位未能抢救过来。我印象中，这是一位中年男性，他的脊椎爆裂性骨折，大面积出血，还有其他一些复合伤，情况非常严重，对他的抢救大概进行了五六个小时，但最终仍未能抢回他的生命。
转诊工作在当天晚上即开始启动。有7个符合转诊指征的重伤员分别转到了温医附一院和温医附二院。
其他收治的患者都在我院得到有效治疗，目前病情稳定。
此次救治工作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即患者家属都不在身边，这就需要大量工作人员承担服务性质的工作，帮助病人去做各种检查、处置、安置等。
我们用短信平台召集的200多位医护人员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医院的财务、行政、后勤等也几乎全员出动，但人手仍显不足。24日，我们再次通过短信平台，召集起医院的两支义工队伍，大约100多人。其中一支由我们的员工组成，另一支则由温州红十字会组成。温州红十字会的义工队伍一直由我们医院在做相应的培训和辅导，可以说，这两支义工队伍是我们医院一直努力建设、着力培养的，他们平时有预备培训、有统一服装，因此在突发事故中显得训练有素。由于这两支队伍的存在，24日以后，每个伤员都能得到两到三名义工的服务和照料，病人和家属都很感谢。
说到这次事故的心理救援，这是我们医院的强项。由于温州的台风、泥石流等重大灾害多发，温州市成立了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目前中心就挂在我院。一般而言，心理危机干预要在24小时之后才能进行，但我们从24日就开始进行相应准备。医院组织了6个队伍，每个队伍三到六人，由心理科主任带队，成员包括专家、普通医生和志愿者，并对志愿者进行培训。25日，心理危机干预正式启动。据目前反馈的信息，大多数伤员和家属的情绪都相对稳定。
这次抢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各部门反应迅速，配合默契。除了我刚才说到的外院专家的支援，再如，我院距离血站较远，平时用血比较紧张，现在则是要多少有多少，血源供应及时充足。我感到，我们不用过多地提要求，仅仅是把信息汇报上去，有关部门就会给予很好的安排和支持。
我最感动的是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不计得失，一心救治。我记得，从23日事发到24日凌晨6点，所有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医院领导几乎都没合过眼。大家甚至也没想到要去拍些照片，记录当时的场景，我们的注意力和焦点真是完全投入到病人身上去了。
现在很多时候，讲“生命重于泰山”，会让人感觉你在呼口号，但是在“7·23”的抢救现场，我感到白衣天使真是把救治生命当作重中之重。比如，当时有些轻伤患者身边有钱，他们习惯性地要去掏钱交费。其实我们在第一时间就交代收费处的工作人员，凡是动车事故的患者全部先不交费，要先抢救。我们医院到现在也没有收这些患者一分钱。而且，我们考虑到一些外地赶来的患者家属需要吃饭喝水，就连夜让工作人员去医院附近的小卖部，搬空了两三个小卖部的食品、用品，无偿分发给病人家属等。
我还记得，某次会议上，有关部门让各参与抢救的医院统计各自花了多少钱，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时候谁还顾得上这个？我们医院也是一直都没想到去核算这笔医疗开销。
还有部门让我院整理一些典型材料，我说这个我们也是根本就没顾上。说实在的，我们是一家民营医院，是没有宣传这个岗位的，我们也不做广告，因为我们觉得真正的宣传是要靠病人的口碑，只要我们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去做，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我们也没太考虑自己的出身是一家民营医院，我想出身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我们从事的是医疗卫生事业，那么当灾难降临，我们也要挺身而出，履行职责。□
仅有高技术远远不够
当下中国发展速度是适中的，符合现阶段实际国情，而系统配套还应扎实再扎实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实习生李霞侯娜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引起的情感激荡往复。
从关注高铁技术安全性到铁路运营管理等，国内外媒体的持续聚焦已经让这一事故不断发酵。
有外媒评论说，这场列车事故令中国举国不安。国内有时评家则由此次动车事故联想到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安全事故，提醒政府不能为了增长而忽视发展的质量。
对高铁而言，仅有高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责任心、系统配套、人员培训、质量管理——安全至上不能有短板。
系统存在短板
7月28日，上海铁路局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7·23”动车事故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区间信号机错误显示为绿灯。
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承认，事故反映出铁路部门在设备质量、人员素质、现场控制等方面的问题，说明铁路部门的安全基础还比较薄弱，安全管理不到位。
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专家指出，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铁路综合管理水平跟不上铁路发展需要所致。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院长朱晓宁教授说，相对于传统铁路而言，高速铁路主要有两大新变化，一是技术含量更高，二是整个系统的集成度更高，因此，对管理和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朱晓宁的同事、同时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王梦恕教授表示，目前，中国高速铁路以每年1000～2000公里的规模增加，铁路管理水平提升速度相对落后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轨道运输人才的短缺，朱晓宁说，中国高铁大面积的建设，相关人才“缺口很大，人才储备确实不足。”他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高铁方面从高层管理到基层一线技术人员，越往下需求量越大。
从日本等高铁技术发达国家经验观察，培养一个成熟的高铁司机一般要3～5年，而中国从3年前才开始加强对轨道运输人才的培养；并且，本科毕业生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需要进入工作岗位后从头学起。目前高铁司机多是从传统列车司机中选拔，经过短期培训后上岗。朱晓宁建议，要加强对既有铁路人才和即将毕业的学生进行培训。
人才缺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职工的待遇相对较低，铁路部门难以留住高素质的人才。据朱晓宁介绍，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每年300名毕业生中，只有25%进入了铁路部门。
而且，铁路职工工作环境长期未有明显改善，王梦恕说，列车司机过去都有定点公寓作为休息场所，但目前这些公寓都市场化了，司机休息得不到保障，容易造成运营隐患。
朱晓宁表示，待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像调度员这样具有很高技术含量、与列车行驶过程密切相关的人员，待遇应该跟上。”同时，他认为，铁路在用工制度上应该作一些调整，“不要让大家在工作岗位上处于疲劳状态，应该保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朱晓宁坦言，一般调度员工作时间是12小时4班倒，很容易产生疲劳感。
另外，受访专家提醒，现行三级管理体制影响了管理质量，容易造成管理过度集中，以致管理难以到位。
知名民间智库、安邦咨询在《金融时报》载文称，在具备了新的技术能力后，铁路运营涉及到的管理和系统控制还是中国的短板，仅仅有高技术是不够的。
在受访专家看来，加快铁路系统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提高管理营运水平已是迫在眉睫。
实际上，需要提高管理水平的不仅仅是铁路部门，随着“7·23”事故的不断延伸，舆论尤其是海外媒体关注视野已不再局限于铁路问题。
关键问题——首先要好
5年间，中国高铁从零到世界第一，高铁的跨越式发展曾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11位上升到如今的第2位，大国崛起的梦想和荣耀在国人心中激荡。
而强劲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也在不断显现：城市建设各种配套措施严重缺乏，其表现如城市内涝屡屡发生，暴雨来临，大小城市变成泽国；建筑质量隐患不断，事关生命安全的楼房、桥梁垮塌事故接二连三，“楼歪歪”、“楼脆脆”、城市地陷等案例频引质疑；食品安全事故层出不穷
对近来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对本刊记者分析，中国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快与慢，而是发展方式。
郑永年表示，中国的增长速度并不是没有先例，实际上，“亚洲四小龙”腾飞时都曾经有过多年飞速增长的经历，但是，并没有出现中国如今的复杂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在于“快”的方式不一样，中国在快速的增长中，保证发展质量的配套措施不足，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而之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认为，30多年来，中国经济大幅增长相当大程度上和城镇化、工业化关系甚密。然而，在具体操作中，不少地方政府出于提高GDP的目的，出现了与当地当时实际不相符的过度城镇化和过度工业化。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的一段谈话为此做了一个注脚，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一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环境破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永年认为，目前，中国需要做的工作是，探究为什么做得“快”而不够“好”？怎样做的更“好”？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也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不能将这些问题的原因笼统归因于发展速度过快。他认为，当下中国发展的速度适中，符合现阶段实际国情，问题在于相关系统配套改革没有跟上。何茂春以高铁为例，他说，中国高铁的研发技术、质量等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铁路管理体制。
何茂春同时提醒，不要拿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比，现阶段的中国没有可比性，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人就要去打拼，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这样。”
处处都要“转变方式”
2006年1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征求对经济工作意见建议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从表述上，改变了之前“又快又好发展”的提法，表明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将质量和效益置于突出位置。
“十二五”规划纲要亦明确提出，要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未来五年的主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认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关键一点就是真正将政策落到实处。
对此，郑永年颇为赞同。他认为，目前，政治号召有了，但是，相关的机制建设还不完备，关键是怎样促使这些人把好放在前面，把快放在后面，让政治口号表现在行为上。他说，“现在看来，还是GDP最重要。”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官员考核方式的转变，是这种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GDP考核方式的改变是提高发展质量的前提条件；否则，中国不可能改变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模式。
何茂春则就贸易和经济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建立一个有批评、有制约、有一定分权设置的社会综合管理机制和批评监督机制，实现经济民主。
受访专家还建议，中国要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改变长期以来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
同时，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上控制腐败；并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实现品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