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回归
编者按
“郭美美”风波之后，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在中国未来慈善的走向上。
由于我国现代慈善发展起步较晚，发育不充分，对慈善发展的路径尚在摸索中，国内慈善发展模式并不清晰，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尚未厘清。
“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认为，改革转型的压力和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
而不久前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要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一些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承担。
壹基金裸奔
民办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正不断从多个方向尝试打破官办慈善的格局。至今全国的基金会超过2000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以每年200多个的数量增长，从2005年的不足300家增长到2009年的846家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深圳报道
7月18日中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秘书长杨鹏拖着箱子，走进壹基金深圳总部的办公室。“之前住的维也纳酒店280元一天，太贵了，换到这边的‘如家’，只要190元。”杨鹏笑着解释。
此前一次，杨鹏坐飞机。原本买的经济舱，由于航空公司积分够了，被直接升为头等舱。
“我不坐，你给我换回来。”杨鹏要求。
“为什么？是免费升舱啊！”工作人员不理解怎么还有人放着“免费的午餐”不去吃。
“我是做公益的，我往那儿坐，没准就有人过来给我拍照片，说大家快看，壹基金秘书长做头等舱。所以谢谢你们，你们还是给我换回来吧。”杨鹏解释。
事后，他对本刊记者表示，“其实这样也是不正常的，但没办法，由于身份特殊，不敢坐。”
“转型后的壹基金，可以更多理解为是在创业，也是心态的转变。”某慈善基金会的人对《望东方周刊》称，“这就像当年李开复在GOOGLE时，都是住五星级酒店的。自己去创业后，就到处找‘如家’、‘7天’这样的连锁酒店住。其实以前的壹基金，花钱还是蛮厉害的。”
该业内人士所说的“转型”，是指2011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挂牌，与先前的挂靠单位---中国红十字会的专项计划以及上海私募基金会正式脱钩。这意味着，拥有了独立法人资格的壹基金，有了独立的账户，可以独立开展公开的募捐活动。
“以前出了事，你可以把它推到红会身上，现在责任得我们自己承担。”杨鹏毫不讳言。
一度被质疑
在业内，壹基金看似奢侈的执行成本一度被质疑。
2009年底，有网友爆出“李连杰壹基金开个会花了200多万，建个网站也花了150万”，该网友称，壹基金在当年第三季度的支出仅为7965690.18元，但是其行政及营运费用(通常说的管理费用)就为1574091.74元，占到了19.76%。
按照2004年6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很快，壹基金方面做出回应，称这250万元的费用支出中，有200万元得到了几家企业的定向捐款赞助，并且提供了现场的部分设施赞助，其余的50万费用使用的是非定向捐助款。建网站的150万中，包括采购网站服务器、Oracle数据库、服务器机房托管、网站存储设备、典范工程网评平台开发等。此外，截至2009年9月30日，壹基金的累计管理费用占累计总支出为4%。10%的考核标准是以年度为单位，而非季度。
“不管怎么说，200多万元开个会，太奢侈了！”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某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感叹，“在我们这儿，给我20万元办个会，我都得掂量掂量。”
身份模糊
然而，之前以“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非公募的身份，运作“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公募基金，由于治理模式、资金运用规则互不兼容，的确使得壹基金长期游走于法律模糊地带，饱受质疑。
中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所谓公募基金会，是指可以面向大众募捐的基金会。由于涉及公众资源的集聚和再分配，政府对公募基金会设置的准入门槛通常会高于非公募基金会。
“壹基金用非公募的身份运作公募基金，这种变通我是很赞成的，也许还有我的主意在里面。”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告诉《望东方周刊》，“因为当时它的执行团队没有办法登记注册，也就是说执行团队不能进入红会里面，只能以一个公司的形态放在那儿。这样一来，执行项目的时候，资金拨付很麻烦。后来在上海注册的那个非公募基金会实际上是一种执行机构形态的变通。用红十字会里的公募基金去委托上海的非公募基金实施项目，原则上没什么问题。”
但彼时的壹基金仍像一个身份模糊的孩子，而作为其“监护人”的中国红十字会在三年合约期满后，很可能会终止对壹基金的“监护权”。2010年9月，李连杰坦言，壹基金存在中断的可能，且问题“意想不到的严重”。
“我当时在媒体上注意到了这个事情。”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告诉本刊记者，深圳自2006年开始，即对行业协会和商会实行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的体制。“我们研究后发现，其实法律上没有规定说民间不能注册公募基金会，只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惯例而已。”
2010年11月，刘润华提出，如果李连杰愿意到深圳来，他愿意为他提供一切方便。
“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民政部，感谢红十字会，感谢上海民政部门，感谢深圳市民政局⋯⋯”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揭幕式上，李连杰难掩激动。
转型后的艰难尝试
“刚转型的时候，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可一冷静下来，麻烦了。怎么公募？谁也没经验啊！”壹基金内部工作人员向《望东方周刊》回忆。
所幸新管理团队亮相，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理事会由李连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腾讯CEO马化腾、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马云等11人组成；周其仁担任理事长和法人代表，王石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样的一个团队做公益，应该可以做得纯粹一些。”杨鹏认为，“最起码李连杰、王石他们，都挺有钱挺有名的，他们不是来挣钱的，也不是来出名的。”
在用了半年时间进行新团队建设、账务清算后，2011年7月15日，壹基金召开了战略发布会，称未来三年，将聚焦于三个领域：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和公益人才培养。
之前的壹基金被看作是一个公益百货商场，如果什么都做，可能什么都做不专业，也不容易做出品牌来。讨论再三后，理事会和咨询方都认为，聚焦战略是壹基金的现实选择。
“接下来就是讨论要聚焦什么？”杨鹏记得，当时，周其仁、冯仑希望只做救灾，李连杰特别重视公益支持和公益的培训，马蔚华特别想搞儿童救助。王石则表示，大家说的都可以做。但在最后填表时，他选了“儿童救助”。
最终确定的三个领域，可算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做公募基金会，就得是大家关心什么，我们做什么，不然怎么能让人人参与呢？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会侧重比较容易调动公众情绪，赚人眼泪的领域。”
另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则是能不能在短期看到效果。杨鹏说，曾有人问到，为什么不做环保。“大家对环保太有经验了，都知道这个要出效果太难了。比如说沙尘暴治理的项目，做了5年，有人会问，沙尘暴被你们控制住了吗？我们怎么解释，总不能说因为我们的工作，让沙尘暴减少了半次。都说不要拿企业的短期效应来衡量，但不拿又不行，因为你得给公众一个交代。”
“可以坦诚的话，就没有压力”
“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做到专业、透明。如果不专业不透明，我都不会捐钱。”7月15日，壹基金的战略发布会上，创始人李连杰承诺。但在之后答记者问的环节，他又表示，“如果严格地说每一分钱都给受灾的人的话，在这个地球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我永远说法律法规，只要我们严格遵守法律，按照国家规定做到专业透明。至于道德审判，我们5年、10年后再看。”
“一些事情，如果可以坦诚的话，就没有压力。”杨鹏显然有些无奈，“但现在很多事情，我们没法讲出来，特憋屈。”
一件让杨鹏觉得憋屈的事，是近日学者于建嵘公开指出，在“随手拍乞讨儿童”活动中，壹基金介入，让大家捐款，募集了100多万，但迄今为止壹基金没拿一分钱。
“壹基金的确没有把钱给于建嵘，这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几个志愿者只是自然人，壹基金从财务上是无法与自然人进行大资金的对接的。”杨鹏解释，“但我们在儿童救助的项目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与相关方面签订了总额为120万元的资助协议，目前已拨付了21万元”。
“这事谁都没错，就像一个好机构和一个好人凑一块，然后呢，发现没办法一起过日子，你说谁错？”杨鹏说。
亦有来自业内人士的质疑声。
有深圳某基金会内部工作人员指出，壹基金转型为公募基金会后，找公众募得的钱，能不能用来做团队建设。“公益领域对公开透明有一种理解，有些钱不一定是买了桌子椅子盖了房子，它可能是进行了公益理念的宣传和自身建设，壹基金的很多项目就是这样。比如他们之前搞典范工程评选，比如他们找第三方的咨询机构来做咨询，这些钱花出去，有些人认为是公益，有些人可能不这么看。从这个层面上看，善款用做什么项目，其实是壹基金帮他们的捐款人做了决定。在一些人看来，它更务虚而不够务实。我们希望，既然是公募基金会，所做项目最后能由捐款人来决定。”
对于公共性，杨鹏有着自己的理解，“什么叫公共性？难道要把壹基金的预算拿到网上来表决？把人员的工资交给网民决定？那如果一个财务总监月薪3000元的话，恐怕都有人说，太贵了吧！我们现在能保证的就是我们比较完善的制度，每出去一笔钱的话，都要由会计、出纳、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四个人签字，网上付款必须要四个人的密码。再加上理事会、执委会的层层制约，不要说做坏事了，连做好事都难。”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监李劭告诉《望东方周刊》，红会风波之后，捐款人更加强调自己的权利了。“比如以前很少会有捐款人找我们的合作伙伴索要收据和发票，现在多了一些。作为公益组织，压力也更大了些。”
慈善的回归
“壹基金转型后，就算在一些地方做得还有瑕疵，但总算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徐永光认为，慈善的本质属性就是民间性。
作为“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对《望东方周刊》表示，在“希望工程”的时代，公益怎么做，基金会怎么运行，公益的品牌怎么建设，完全是一张白纸。“这么多年看下来，公益体制和那个时候相比，其实是政府介入越来越多了。”
“改革转型的压力和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
至今全国的基金会超过2000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以每年200多个的数量增长，从2005年的不足300家增长到2009年的846家。
徐永光认为，民间慈善的规则会引导慈善行业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我们未必能做得很好，失败了，就去想怎么改正错误，踏踏实实地去做。”杨鹏认为做公益一定要把心态放得从容。
(实习生孟祥德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