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日”真相
方正中日友好园林外景（摄于2010年初）
撰稿/王若翰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 ：历史有选择性地被记录，方正县对日本卑躬屈膝的态度，以及对“日本开拓团”的美化，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年轻人的“哈日”情结，如此下去，再过几十年，方正的年轻人便不知“侵华战争”，只知仰视日本！
“侨乡”见闻：“哈日”写实
用当地人自己的话说：“方正县城里，日本人来了丢不了！”
在几条主干街道上，几乎每一家门市店都书写着经营项目的日文翻译，日语学校、涉日婚姻中介随处可见。在位于中央大街上的一家中国农业银行门口，LED牌匾上循环滚动着如下信息：“日元全县兑换价格最高！日元人民币兑换到角分，免费日本路径传真”。“侨乡”之名，由此可见一斑。
在与几家临街门面的店主交谈中，我们得知：县里很多店铺牌匾上的日文翻译，并不是老板出于利益考虑的自发行为。方正县政府早在几年以前，就有强制规定：县内所有门市店铺必须书写日文翻译，否则不予颁发营业执照。从街道旁边果皮箱上的日文标注来看，当地政府对此一事还起到了“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
经当地人指点，我们来到了位于城北的“侨村”。之前有人透露，所谓桥村，其实是政府指导投资建设的一片独立别墅楼盘。之所以命名为“侨村”，主要原因是在方正当地，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原因，当地人心中普遍存在“哈日”情结，所谓“侨乡”在当地也仅局限于日侨。因此，一些商业炒作都拿一个“侨”字来大做文章。在方正县“侨”的概念既代表了一种尊贵和富足。另一方面，从方正县的客观实际来说，县内工薪阶层的收入并不高，国家公务员每月也只有一千多元的工资收入。因此，这样的别墅楼盘，也大多是日本侨民才买得起。
“哈日”文化下的畸形婚姻
在与方正当地人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绝大多数年轻女子向往与日本人结合的婚姻。诚然，在爱情与婚姻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加以政治化的渲染。但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却让我们对这种涉日婚姻的目的性产生了疑问。
据一名涉日婚姻中介所的工作人员透露，在方正县年轻女孩普遍把涉日婚姻当成自己生活的依靠。而这种涉日婚姻的中介费用也要远远高于一般的婚姻中介费。具体价格依日本男方的条件来确定，通常情况下10万为起步价。在交谈的过程中，婚介人员多次向记者暗示：只要你一人嫁到日本去，你们一家以后都不用为生计发愁了。
采访的路上，搭乘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在方正县，每十户人家里平均要有八户在日本有亲戚。当记者问道如何才能移民日本时，司机狡黠的一笑告诉我们：“只要你家有女人就行了。先通过婚姻中介，把女人嫁出去，几年以后再慢慢通过日本方面的关系，把一家人都弄过去。”自己的外甥女也是通过涉日婚姻领取了日本签证，现已离婚，但还在日本工作。偶尔回国，生活习惯已经和老家亲人大不相同。
方正县吉利村又名“光棍村”，说起此名称的又来，村内男人大多捶胸顿足：“村里19岁以上的女人都嫁到日本去了，很多人是跟自己的丈夫离了婚，扔下孩子出国的。”据吉利村的村民介绍：方正县的女人到了日本，不论年龄姿色如何，都能找到日本男人与之成婚，原因是她们愿意降低择偶标准，挑选年纪较大的日本丈夫，并且在婚后负担起夫家的全部生活起居事宜。
在吉利村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此村并不如想象中的贫瘠落后，家家户户的生活都堪称小康，这样的条件下村内女子不惜离婚再嫁涉足日本的行为多少有些令人不解。
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方正女孩告诉记者，在方正县，由于政府多年的政策倾向，使该县人民心中产生了对日本的强烈向往。就像《马可·波罗游记》激起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热烈向往一样，方正县政府多年来灌输的“侨”文化，包括在日侨与普通公民方面的区别对待，早已在当地人心中形成了一种“哈日”的思维定式。
追溯“哈日”历史之源
现年85岁的李德才(音)是方正县吉利村的一名抗美援朝老战士，一进吉利村，就可在村口一家便利店门前看到他的修鞋摊。说起日本与方正县的渊源，李德才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吉利村这名字就是满洲国时日本人起的，包括二班、五班和洪部，都是用日本人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来命名的。现在城东的炮台山里，还有很多日本人当初留下的军火。”
谈到位于炮台山的“中日友好园林”，李德才表示：自中日建交以来，很多当时开拓团的遗孤回到日本后顾念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两地民间多有来往。现在享誉全国的方正县大米，也正是由日本农业专家藤原长作传授的种植技术，因此，方正县人现在表现出的亲日态度是有原因的。但对于园林中建立“日本开拓团名录墙”一事，李德才直言自己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此事，现在的中日友好邦交，不能掩盖二战时期日军侵华的历史。但在此之前，自己并不知道园林内有这样一座名录墙，原因是此园林专门用来接待日本人，并不对本地人开放。
当记者问及“侨乡”文化是否真正为当地GDP增长做出巨大贡献时，很多村民表示：除方正县大米外，这里所谓的GDP增长，其实靠是一些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在日本享有较高收入待遇，回国后大肆消费的行为所带动的。方正县目前的物价水平总体上讲，较省会哈尔滨只高不低，这都是“日侨”在此消费的结果。但方正县正常的工资收入却并不乐观，因此，“侨乡”文化带动的GDP从某种层面来讲，是加剧了方正县的收入两极分化。在此情况下，本地居民对日本的向往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方正县的GDP增长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地政府不从根本上想办法拉动地方经济，而是靠着那里的殖民地历史来吸引日侨投资、消费，使GDP以这样的方式的畸形增长。并且为此拿“侨乡”大做文章，模糊历史概念，这简直是寡廉鲜耻！
方正县“哈日”文化的反思
王选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强调，“地方政府有选择性地做一些事情，其目的无非是GDP的潜规则所致。方正县政府在为“日侨”提供一切便利的同时，也给当地人们灌输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平等的观念。从很多银行提供免费日本路径传真、日商在工商局办理相关手续时政府提供免费翻译、中日友好园林内繁花似锦却禁止中国人入内，和中国人自己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无人问津等等细节上，体现了日本人较之中国人在那里的优越性，使年轻人有了膜拜日本、仰视日本的观念。这是从骨子里开始的奴化教育！”
在我们对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的采访中，提及他上书全国政协一事，吴先斌告诉记者：“我们做博物馆研究的，平时其实很少参与政治事件，但方正县一事令我生气，我写信给全国政协，主要是因为方正县政府在此问题上是非不清的态度让我无法接受。”
随后，吴先斌对记者讲起自己在缅甸时的见闻：“作为二战期间中日交战的战场，缅甸境内现在修建了大量日本人二战期间阵亡将士的纪念碑。缅甸二战期间属于英国殖民地，在二战中和中国是同一战线。但几年来，日本通过佛教传播、慈善资助、文化交流等各种手段与缅甸建交，从而在缅甸境内大肆修建‘靖国神社’，甚至连在侵华战争中战死的日本战马，都有纪念碑来纪念。而反观我们呢？中国二战时期有6万烈士牺牲在缅甸战场，却没有一座属于他们的纪念碑。”
在写给全国政协的公开信最后，吴先斌这样写道：
方正县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此等的“靖国神社”，为人所不齿，我们的民族的感情又一次被伤害，且是被自己的同胞所伤害。我想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需要用歪曲历史，奴颜媚好，践踏本民族情感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发展也终不会运长久，成大器。恳请主席百忙之中关注此事，制止方正县县委漠视民众情感，不顾历史事实，认贼作父之举，为民心抚慰，也为青史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