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一孩”
泉湖村村民王艳夫妇要把2008年领取的二胎准生证换为独生子女证。在准许生育二胎的酒泉市农村，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成为独生子女户。
老人口“特区”酒泉放开二胎后，选择生一个的反而多了
南都记者吴珊 发自甘肃酒泉
酒泉市泉湖乡泉湖村，32岁的村民王艳和丈夫最近将二胎准生证换成了独生子女证。他们决定不再生育———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12岁的儿子。
王艳的决定得到了婆婆武秀兰的支持。换证之前，婆婆甚至陪着儿媳妇去医院做了两次流产手术。在准许生育二胎的酒泉市农村，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成为独生子女户。
1987年，山西翼城、甘肃酒泉和徽县、广东南海等11个县和地区参加了国家计生委在翼城召开的现场会，国家原则同意这些地方开始二胎等政策试点。1988年，包括山西翼城、甘肃酒泉在内的13个县市和地区，被调整确定为二胎试点地区。如今，酒泉和翼城等地作为仅存的两块人口“特区”，已在中国的计生版图上存在了20多年。
在计生政策颁布的这30年里，酒泉的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高峰，又在后20年持续下滑，低于甘肃省和全国平均水平。计生干部和农户间的“猫鼠游戏”，也越来越少见了。
1980年-1984年
“一孩化”出笼
但抢生二胎和多胎现象普遍
酒泉地区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从1972年开始宣传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酒泉市计生协会秘书长李玉俊1979年到酒泉地区行署的卫生局做计生工作，他回忆，1975年之前，一户家庭生4-6个孩子的还很平常。那时“人口基数太大，增长率太快”，1973-1975年，酒泉对已经生育了两个及以上孩子的育龄妇女统一执行“平茬”(即全部结扎)。
酒泉市泉湖乡计生办主任王福斌那时还在读书，他看到村里符合条件的妇女被统一送到生产队会议室里去做结扎，完了旁边有布置好的大通铺统一住宿，还有人帮她们做饭洗衣，10天后休养好了才让回家。
那时城里符合条件的妇女也要自己去医院“平茬”，“不结扎的就要开除公职或丢掉工作，所以城市更容易管，难管的还是在乡里面”。王福斌说。
“从1975-1979年，宣传的主要是二孩政策，即‘一个少了，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李玉俊说，“那时酒泉市两个孩子的家庭大概占到一半多，三个孩子的家庭占到20%-30%，大部分在农村。”
1979年9月14日，李玉俊还记得这个日子，突然收到紧急通知，二孩指标全部收回，酒泉地区正式开始执行一孩化的计生政策。“来得非常突然，感觉是急刹车，随后的1981、1982、1983年，一年一个台阶，不给指标了。”
全国范围内，一孩政策启动的标志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上面态度强硬，没有回旋余地，下面尤其是农村地区老百姓又不适应，还是两个三个地生”，李玉俊回忆，“这期间，计生干部普遍用过激的办法来推行，计生工作迎来了最为艰难又惨烈的岁月。”
当时的说法是，“只要能完成指标任务，采取什么措施都可以。”县乡的一把手签订责任书，怎么完成计生指标，可以用自己的土办法。
当时城市公职人员违反计生政策，夫妻直接“双开”。计生干部完不成任务，直接影响考核和干部的任用。“经济指标完成得好，计生指标没达标，年终的评奖、干部提拔都受影响。”
酒泉市计生委后来总结，1980年到1984年，酒泉地区农村虽然实行的是一胎政策，但抢生二胎和多胎现象普遍。五年平均一孩率只有66%，二孩率达29%，人口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1986年
二胎“开小口”
出生率稳步下降，未出现人口失控
1984年4月13日，中央又出台了“七号文件”，要求“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并提出，“以后随着多胎的减少，照顾二胎的口子可以继续开得大一些”。这个政策被各地总结为“堵大口、开小口”。
李玉俊等到山东、上海、苏杭、成都等一孩化程度高的地区考察，回来就在摸索酒泉自己的有条件的二孩政策。摆脱干群矛盾突出的困境成为当时各地向国家申请“开小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酒泉制定了“农村生育间隔4年以上，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二孩生育”的生育政策，并上报省上和国家计生委。1985年国家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先后4次到酒泉考察，酒泉地区的计生部门也进京汇报小范围试点情况。1986年，酒泉被国家计生委列为全国40个“开小口”试点地区之一，到1987年，酒泉等11个地区和县参加了国家计生委在山西翼城召开的现场会，确定了“二胎”试点的身份。
其中，酒泉是唯一的以全地区范围列入的试点地区，不过和其他县区一样，试点仅局限于农村，未将城市人口划入。
这一年，宋成海刚刚通过招聘成为泉湖乡唯一的计生专干，但二胎试点的政策却并未让他觉得压力减轻了。“4年生育间隔的规定还是造成了很多计划外的二胎生育，整个80年代都是计生干部的噩梦。”
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酒泉从1985年开始进入第三次人口出生的高峰期。1984年酒泉的人口出生率为11.8‰，到1986年试点二胎政策时一下子升到了17.3‰。这一年的政策松动，还引发很多农户违反生育间隔抢生二胎，酒泉地区这年新增计划外二胎851人。
“抓不抓这些计划外怀孕的大肚子？”是宋成海和后来的王福斌最头疼的问题。宋成海把那个年代的自己比喻为“救火队员”，“火”就是村上计划外怀孕妇女肚子里的孩子，发现“火”情之后，他们就要第一时间赶过去“掐灭”。
这来源于计生干部甚至县乡的主要领导承受的巨大压力。“计生实行一票否决制，工作不达标，计生干部工资打折扣，乡上一年的考核垫底什么奖励都没了，甚至还要影响主要领导的升迁。”宋成海说，“而连续3年出现计划外生育，乡长、乡党委书记就地免职，招聘的计生专干开除。”
二胎高压政策的效果是，“如果按试点前的计划生育率水平测算，在1986-1989年期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在1.4万左右，出生率在19‰；而试点后的1985-1990年，平均出生率为15.7‰，进入90年代后还稳步下降，不但未出现人口失控，还平抑了第三次人口出生的高峰。”2002年酒泉的一份试点情况汇报中说。
1988年-1994年
继续试点制度约束
计划外生育越来越少，压力越来越小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酒泉的计生工作开始有了法律规范，计生干部也觉得工作更好做了。
1988年，“因为全国农村的生育政策都改为落实‘一孩半’政策”，40个“开小口”的试点地区也被重新调整，国家计生委最后确认酒泉等13个地区和县市为二胎试点单位。
酒泉在这一年开始在农村试行计划生育合同管理制度。宋成海刚开始搞二胎试点的时候，村民怀疑这个政策未来会变，都抢生超生。市里委托公证员，和区县乡的计生干部下到农户家里签合同，政府是甲方，农户是乙方，规定4年生育间隔之后保证可以生育二胎，就“让村民吃了颗定心丸”。合同还要求支付一定的押金，如果合同期内有计划外生育，押金扣留。
1989年，《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计生政策过去都只有国家和省内的红头文件，省级条例的出台第一次在制度上形成了规范。”酒泉市计生委主任张庆海说。
甘肃的计生条例和很多其他省份的条例一样，实际上把“一孩”的计生政策放宽为“一孩半”政策(头胎女孩，允许再生一胎)，同时规定生育间隔为5年，超生二胎的罚款为夫妻双方年收入的30%乘以7年，超生三胎的罚款为夫妻双方收入的40%乘以14年。
按当时的年人均纯收入，算出来超生二胎罚款为1万多元，超生三胎罚款为3万多元，比原来地方土政策翻了好几番。“可见省内政策的严厉，而这在各省标准中还算是低的。”酒泉市泉湖乡计生办主任王福斌说。
这时，酒泉市的二胎试点和省内条例形成了冲突。酒泉向甘肃省申请继续执行签订的二孩生育合同，得到省人大的支持，但生育间隔从4年调整为5年。1994年，这些合同大部分终止的时候，甘肃省又同意酒泉稳定二胎政策，继续试点。
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成为计生领域第一部行政法规。这部国家法规特别对计生干部做了规限。
“计生干部可以按法律程序来收罚款了，如果村民拒不缴纳，计生干部可以将他们起诉至法院———当然，这种情形非常罕见。”王福斌说。事实上连续3年出现计划外生育，也仍将影响领导干部的职务和整个计生队伍的年终奖。“只是90年代越往后，生育率持续走低，计划外生育也越来越少，这样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小了。”
2001年后
政策宽松生育低谷
村上的女人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
2001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于这一年启动了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第一批选择了15个地级市和1个县级市作为试点地区，酒泉又再次被列入。
各个地区拿出自己的试点方案，总体思路是要“弱化行政手段、依法管理，完善计生工作的管理机制”，酒泉又有自己的突破和创新。
第一条就是在全国最早取消了生育间隔。这被宋成海和王福斌等视为影响当地计生工作最为关键的政策。“合同制作废，也不存在计划外二胎了，压力真正减轻了。”到2005年，甘肃全省的“一孩半”政策也取消了生育间隔。
其次是取消了人口计划。过去乡镇和单位的育龄夫妇都要靠下达的生育指标排队生孩子，现在有多少符合条件的夫妇都可以生育，从计划控制转为政策控制。
“一放二扎”的强制节育也变成了“节育措施知情选择”，酒泉的计生部门向育龄夫妇提供包括避孕药、避孕套等多种节育措施让他们自行选择，这在全省来说也是首次。
同时，建立对计生家庭的利益导向。到今天，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一次性可以给予600元的养老储蓄，父母到60岁之后，还可以领取每人每年720元的计生扶助金。
但这些更为宽松的政策，却没有换来酒泉生育率的另一个高峰，生育意愿随着时代背景的更换而滑入低谷。
李玉俊的印象中，酒泉的出生率，从1972年的超过40‰，降到1979年的18‰左右，1981-1983年再降到13‰-15‰，直到1985年至1988年再反弹到16‰-18‰，2000年之后跌破10‰并维持低生育率水平，到现在才7‰多一点。
2001年之后，“村上1/3的人想生二胎，1/3的人只想生一胎，还有1/3的人摇摆不定”。泉湖乡泉湖村的计生主任杨芬萍估摸着，“一孩家庭越来越多，现在是190多个，已经快和二孩家庭220多个持平了，90年代村上一年能发15-16个二胎证，最多能有30多个，而如今一年才2-3个；过去是越穷越生，现在是有钱才生。”
7月28日，泉湖村村民王艳带着12岁的儿子来找杨芬萍，她要把2008年领取的二胎准生证换为独生子女证。1979年出生的她在酒泉市里经营一家小服装店，丈夫是酒泉一家风力发电厂的工人，家里已经很久都不种地了。
“万一再生一个儿子，未来结婚还要给他准备房子，压力太大了。我们也想趁年轻多有一些自己的生活。”王艳说。她在生了一个男孩之后已经做了两次流产，还是婆婆陪着去的，“这在过去简直没法想象”。
2002年以来，泉湖村已经有10多个像王艳这样的育龄妇女，把二胎准生证换成了独生子女证。杨芬萍印象中“过了2000年，村上的女人们就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2005年“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调研表明，“酒泉近20年来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甘肃省和全国平均水平，目前还在呈下降趋势。”
计生工作也变成了提倡“优质服务”。1979年开始在乡里任计生专干的柴进忠现在是肃州区计生服务站门诊部的主任，工作日要穿着白大褂在服务站里坐诊。“过去是我们找上门，现在是老百姓来找我们，谁怀了二胎我们还要跟踪服务，防止村民把女孩流产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