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

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湖北武汉，进入汉口的清军侦察骑兵

　　1911年10月21日，英国The Graphic增刊关于中国青年的图文报道。图1：保定直隶高等学堂社团内“议院议长”打扮的学生；图2：该学堂的学生在赛跑；图3：该学堂挽起发辫的司号员和指挥官；图4：该学堂观察操练的蓄辫军官

1911 年12月2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革命军进入南京太平门时的情景图片

　　袁世凯也能算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对于先夺清室之权，继取革命党人“大总统”之位，最后竟谋求称帝的袁世凯，后世读史者，断难生出他是否拥有“政治力量”的疑问，历史本身早已给出答案。回到历史现场呢？武昌首义爆发时刻，事实是，袁只是清之弃臣。

　　最初清廷启用袁世凯的时候，只是授予他为“湖广总督”。如此轻权，袁世凯当然拒绝，之后，袁世凯提出六个条件，要求悉行允诺，否则决不出山。这六个条件是：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于此次事迹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显然，前四个条件是属于“政治性”的内容，这可视为袁世凯对战争对手设定谋求合作的空间；而后两个条件则是“军事性”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政治力量的构成与来源。

　　对于“袁六条”，摄政王载沣不乐意接受。僵持之际，湖南、陕西同日起义，响应革命军，因此变故，载沣只得急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军事权力，袁世凯已获。

　　袁世凯获授钦差大臣当天，资政院的立宪党人提出四条上奏案，要求：取消亲贵内阁、宪法须由人民代表协赞、赦免国事犯、即开国会。随后，驻守滦州的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等，也提出要求立宪的十二条电奏，“清廷若不容纳，再行进攻北京”。这一天，山西也响应独立。如此情势，张绍曾的第二十镇由滦州进逼，山西由西向东进攻，北京危在旦夕。于是，载沣随即下令取消现行内阁章程，改组内阁，命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解除党禁、放释汪精卫……“皇族内阁”迅速解职，又再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于是，已经失去大半个中国的清廷，所剩不多的政治权力，为袁世凯所获。

　　此际，袁世凯真正崛起。此刻，袁世凯身处何境？

　　由香港而返国的黄兴，领兵在汉阳与冯国璋一战，剧战6天，黄兴败去，汉阳失陷。这时，冯国璋拟乘胜追击夺取武昌，袁世凯亲自去电制止。这时候，是袁世凯必须思考进退选择之际。袁世凯的谋士王锡彤说：“革命之气已盈海内，若再以兵力蹂之，后患方长。为袁公计，亦殊不值得。盖专制国之大臣，立不世之功，结果只有两路可走：一为岳武穆，身死而国危；一为曹孟德，风利而不得泊也。此二者非君杀臣，则臣杀君，将何以处袁公乎？”

　　一方面，清廷已将全部权力倾授袁世凯，以图他拯救清室；另一方面，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定：袁世凯如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而稍后，黄兴亦电告杨度：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劝袁世凯终止军事行动——放弃军事行动，何以保清江山？这当然意味着放弃清廷。

　　简而言之，在清朝廷与独立的各省份以及革命党对抗之间，袁世凯获得了关键的枢纽位置。他的选择，在相当的意义上决定清存或清亡。换一种说法，辛亥革命，由武昌首义始，到革命成功，亦即清帝逊位止，后半程需要袁世凯完成。酬报是：临时大总统。

　　结果已经明确，袁世凯先领清廷之权柄，然后再获得革命党的“临时大总统”之位的许诺，迫使宣统皇帝逊位。清朝统治，就此告终。从清室角度观察，袁世凯当然背信弃义；但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以观，立宪派、革命党以及袁世凯三方的合力，终使中国的封建统治就此结束，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革命的领导权

　　推翻清朝，三种政治力量最终达成共识与合作，清亡必然。未来中国，如何建构？武昌首义，同盟会缺席之所以让谭人凤极端愤怒，原因只是：同盟会失去了领导权。而首义城市的军事领导人，实则隐含的权力是可以“号令天下”的。这是关键。

　　观察中国政治，钱穆先生的方法论是，人事与制度。极具解释效力。

　　失去的机会，失去的领导权，同盟会还有补救的机会吗？武昌首义18天后，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赶至武昌。这时候，同盟会的声望犹在，宋、黄两人受到热烈欢迎。此时，湖南革命派都督焦达峰与副都督陈作新被杀害，立宪派人士谭延闿就任新都督。最早起事的两省湖北、湖南军事领导人都不是革命党人。针对于此，宋教仁策动革命党人举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与谭延闿之上，重夺革命领导权。但此议，以孙武、刘公等人看来，也未必妥当，只能作罢。宋教仁的另一对策：先行组织中央临时军政府。如果军政府成立，作为军官的黎元洪当然唯有服从，但是此议黄兴不接受，《宋教仁传》里记录：“黄兴不以为然，必欲立一战之功而后为之。”“11月3日，黎元洪筑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各省来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可惜，黄兴与冯国璋汉阳一战告负，无战功，失去话语权。

　　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艰难奋斗牺牲无数同志力图推翻清朝，但当各省起事，革命党人却没有领导权，失去控制力，从革命派的角度观察，这当然令人焦虑。湖北重夺领导权的努力，没有成功。两周后，11月13日，宋教仁给前线督战的黄兴留下便条，顺江东下，离开了武昌。

　　单从军事的角度，当时中国的核心战场，一为武汉，一为南京。如果能占据这两个战略城市，至少南中国可以对峙清廷。当时，武汉，起义军队与袁世凯的清军正待激战；南京，则被清军张勋所控制。宋教仁顺江而下，也是希望革命派能够夺取南京这一战略要塞。

　　南京的战事，令同盟会兴奋。同盟会会员、新军管带林述庆先是光复镇江，接着挥军攻进南京，12月2日，在各支反清军队协同下，击溃张勋之军，首先进城占据原两江总督督署，并自称江宁临时都督。仍以军事角度观察，此际武汉、南京两城都在战事中，如果武汉失陷，黎元洪败退，而南京易手为革命党人所控制，那么，此处也可能产生新的全国性领导人“号令天下”。而且，就一般常理，武汉之战，是清军主力，只要袁世凯力攻，守城不易；南京则不然。所以，南京既为军事重点，也是政治重点。后来，它果真演变为政治重点城市。

　　但是，攻城容易，守住“都督”之位却是困难。林述庆自称江宁临时都督，协同他进攻南京的浙军与原驻扎南京的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不同意，竭力抵抗。审时度势，同盟会与宋教仁决定同意程德全驻南京为江苏都督，林述庆为北伐总司令，徐绍桢为援鄂军总司令。

　　这段历史复杂纷繁，或粗或细叙述，都难得要领。不过，回到前述政治力量结构关系里观察，当可纲举目张。简单看，武昌首义后，江浙最早响应的是上海(11月3日)，领导人是革命党人陈其美。据有上海，革命则有饷源军火。这很关键。两天后，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他是第一个参加革命的清朝疆臣。为什么他会背弃清廷？郭廷以解释：“(程德全)从立宪派之请独立，张謇实有促成之力，目的在牵制革命党。”而攻下南京城的革命党人，却主动放弃了都督之位，由此观看，政治实力使然。

　　推翻清廷，是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共识与合作的基础与主流，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竞争。未来，谁以及用什么方式领导中国？政治问题，并不会因战争而中止，事实上，政治之争反而更为剧烈。

　　以最早独立的14个省份来看，湖北、湖南、陕西、江苏(上海例外)、浙江、广西、福建为立宪派或新军控制，江西、山西、安徽、广东、四川以革命派为主体控制，而控制云南的蔡锷与他派去夺得贵州控制权的唐继尧，既近立宪派，也近革命党。在这种基础性的格局下，革命党人，很难说占有控制权。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的早期，革命领导权之争是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主要在革命与立宪两派间展开。

　　同样，各省独立或光复，在相当时间里，都各自为政。如何组织中央临时政府，则为其时关键问题。在宋教仁尚未离开武昌前，11月9日，黎元洪即通电各省，要求派代表赴鄂开会讨论——这就是首义城市首领“号令天下”的权力。两天后，立宪派都督程德全(江苏)汤寿潜(浙江)联合致电上海陈其美，建议在上海设立会议机关，陈其美随即致电各省。新一轮政治权力争夺由此展开。奇怪的是，黎元洪的电报先发，各省先收到却是上海方面的邀请，于是各省都督府代表齐集上海。后来决定，各省代表再赴武昌，只留一人在上海——明确约定：赴武昌者，会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为通信机关。

　　风波由此而生。

　　明确为通信机关的留上海代表，在宋教仁与陈其美的策动下，认为武昌在危急中，而临时政府又必须从速组织，所以迅速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议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去鄂代表得讯，当然反对，认为不合法。并用黎大都督的名义，电请上海方面取消。同盟会此次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行动，再次失败，宋教仁也因此而被广泛注意，只是他的举动予人印象未必正面。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先前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权力之争，告一段落。简言之，无论黄兴，还是黎元洪，在可担当全国性领袖方面，皆不足以抗衡孙中山。4天后，12月29日，代表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17张有效票中以16票当选(另一票投给了黄兴)。历史学者迟云飞评论：“至此，同盟会才算战胜黎元洪，取得了革命阵营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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