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

宋教仁

　　唐绍仪之后的第二任内阁总理，经参议院投票通过后，袁世凯任命原内阁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国务总理。随后又形成内阁总理与参议院对峙风波，而且远远超过此前冲突。

　　同盟会因为秉持政党内阁主张，决意不参加此次内阁，但陆征祥向参议院提交的6个内阁国务员名单里——当然按袁世凯的授意确定，其中包含两个同盟会会员，孙毓筠(教育总长)与沈秉堃(工商总长)，这先引发同盟会的不满；而其他党派参议员在听取他任命国务员演讲时，“猥琐支离，毫无政见。旁观骇异，全院失望”，认为他根本不配做总理。因而决定否决他所提交的6个国务员名单。

　　袁世凯得到消息，致函参议院，要求推迟表决，暂缓投票。但是，第二天，参议院宣布袁函不是正式咨文，无效。即日投票表决，把陆征祥提出的总长6人一律否决。

　　参议院先票选陆征祥为内阁总理，随后又因其内阁名单而全盘否定，这岂止是没有信任。政治活动至此，已形同儿戏。李剑农先生评论说：“平心而论，参议院否决六国务员的举动，诚属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具铅刀，随处乱砍，不管有效无效，有害无害……我所谓他们幼稚病，就是他们当时所把握的武器明明成了一具铅刀，还不知道是铅刀，拿去向凶恶的猛兽示威；约法成为无用的具文，在不经副署王芝祥的委状上，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他们可以承认总统下委状不须国务员副署，还要坚持国务员任命的同意权，与小孩滥试铅刀何异？”

　　对参议院的否决，袁世凯的回应大大抬高了冲突级别。第二次向参议院送出新的阁员名单后，袁授意下的军警会议公所再次开会，声称：“如参议院此次再不通过，则请大总统解散。”另有更强烈的说辞则是：“用兵力解散参议院。”在此压力下，阁员名单通过了。参议院不忿，随后便有弹劾陆征祥失职案提出，陆征祥也自此不理政务。同样仅3个月，陆征祥亦走人。

　　后世读史者翻检民初史料，组成其时政治运作结构的各个部分，参议员、内阁成员以及内阁总理，都有扩大各自权力的本能冲动。因而，政治乱相，总有出人意料之处。比之此前唐总理与袁总统的冲突，这次既无政治的技术含量，也无基本的议事逻辑的风波，近乎单纯斗气吵架，更容易广泛传播，参议院之混乱与恶状，遂成普遍印象。

　　政治当然是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因而，参议院、内阁与总统冲突种种，其解套之策，不在明规则，而在隐规则。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邀请孙中山与黄兴到北京共商国是。陆内阁风波掀起时，孙中山先生决定起程去京。

　　当时报纸报道，劝阻孙中山出行的是主流舆情，甚至有女士拔出手枪说，如果孙先生一定要自投虎穴，她就在孙先生面前自杀。情绪激昂至此，颇令读史人惊讶。孙中山同意黄兴缓行，但他自己决意北上。他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这才是真正大政治家的风范。

　　《国父年谱》统计，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一个月时间，与袁世凯晤面达13次之多，且多为两人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在座。这本官修年谱里记录：“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上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稍后，黄兴也北上来京。

　　显然，在那个历史现场，孙中山与黄兴对袁世凯印象良好。孙中山先生评论说：“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而黄兴在初次见过袁世凯后，即对人表示：“袁公确是英杰，民国第一流人物。”当报纸采访黄兴时，他的表述更热烈：“袁公是英杰，民国可靠人。今共和虽成，基础未固，望新闻界注意维持。遇有不法，随时纠正，方为妥善。万不宜心存成见，取过激之攻击态度。”

　　后世叙史者，多以袁氏欺诈而使“光明磊落的孙中山与诚厚笃实的黄兴”上当论述这段历史。世事多变，或亲或仇，也在瞬间，后置逻辑当然以结果推前因，只是未必真实。

　　孙中山离京前夕，袁世凯提出内政大纲八条，孙中山、黄兴均表示同意，袁世凯又征得副总统黎元洪的同意，以四人名义公布。这八条是：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八条政纲，当然是民国建国之初的根本。只是，如果我们取政治运作的角度观察，当时总统府、国务院机构已经运行，政纲却需总统、副总统与在野的孙中山、黄兴联名签署发布，可见，政治是以力量为核心的。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四人合署，可视为三方政治力量，在建国之初的共识寻找与建立。只是，历史弄人，政纲徒为纸面文字而已。

　　孙中山与黄兴的北京之行，如果仍取革命派与袁世凯实力派的政争角度观察，这实亦可视为一种寻求政治妥协与合作之途。只不过，取何等合作方式，孙中山、黄兴与宋教仁各自不同。李剑农评述说：“中山仍主张把政权让给袁氏，已则率其党员，尽力于社会的培养开化，所谓二十万里的铁路政策，人家说他是放大炮，在他是真实主张。故中山的新旧合作是朝野合作。而黄兴的新旧合作，是最老实的新旧合作，是希望北洋军阀官僚与国民党同化的合作。宋教仁的理想却不同，他是政党内阁主义的急先锋，尝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始能发挥责任内阁制度的精神，但不必出于己党。故他的新旧合作，是总统与政党内阁的合作。”

　　即使合作，也各有方式不同。问题是，对革命派而言，哪种合作路线能够胜出呢？

　　国民党的组建与国会选举

　　孙中山先生到北京，除会晤袁世凯之外，更有一件重要之事，即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

　　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之前，因为屡次起义屡次失败，加之种种因素，内部已成分裂状态。原光复会的章炳麟、陶成章1910年重新打起光复会旗号——后来他们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政治人物，合并成统一党，成为国民党的竞争对手；当时孙中山在重建旧金山同盟会分会时，也把同盟会改为“中华革命党”，显现分离倾向；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则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虽自认是同盟会的一支，实际也表现出分离倾向。

　　唐绍仪内阁倒台，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专心组建国民党。报纸丑化他：“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趋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即使革命派同志，也未必同意他的做法。胡汉民说：“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政治行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

　　不过，如果我们回到宋教仁责任内阁、政党内阁的制度设计逻辑，他拼命造党，也属必然。也就两个多月时间，宋教仁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会5个政党，与同盟会合并成国民党。俨然第一大党。

　　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出席大会并做主题演说，而且他还以1130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理事长。但是，孙中山力辞此职，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教仁终成中国第一大政党的首领，于他的政党内阁目标更近一步。

　　《临时约法》规定在参议院成立后10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宋教仁合并六党成立国民党，当然意指国会选举。如果国民党能够获取国会多数席位，政党内阁，不正可由此而出。从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之时，即坚持内阁制的宋教仁，此刻当然是他为宪法理想最后奋斗之时。当时有传言说，组党完毕的宋教仁准备南下省亲时，袁世凯约见他，赠送50万元的支票，但宋教仁将支票原物奉还。宋教仁的梦想绝对不是金钱。

　　1913年的这次国会选举，史称第一届国会，离咨议局开办仅5年时间，距9年的预备立宪时间也提早了5年，这是辛亥革命的催化作用。无论慈禧的9年预备立宪，还是孙中山的9年“军法”与“约法”，计划总是比不过变化。仅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他们经过22年才开始召集国会，中国选举国会的速度当然够快。这曾是多数辛亥革命论著所予赞誉的速度，但如果回到宪政在中国后来运行的实际观察，我们现在仍取赞美观点，难免不智。

　　按国会组织法规定，中华民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名额为274人(后因青海及中内学会均未选出，实际为263人)，众议院议员按人口比例选出，每80万人产生议员1人，共计596人。虽然仅过5年时间，此次选举较之咨议局选举，参与度大大增强。张朋园在其《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里统计：“前清之选民千人得四人(0.38%)，此次则百人得十人(10.50%)。”选举方式仍如前清，取复式选举模式。

　　此次选战，国民党表现颇为凌厉，成为报纸关注重点。但凡选举，当然花样百出，《时报》报道一桩吴宝璜诉汤化龙案，说汤化龙向其贿选而未兑现。这一故事实在跌宕起伏：

　　具诉状人吴宝璜，为营谋被欺骗乡愚恳请传案追讯事：窃公民来自田间，不谋世事。本月三号，以众议院初选当选，赴第三覆选区投票。初六日即有同乡汤用彬、石山俨介绍于汤化龙，嘱投伊票，甘言媚词，而受关节，许票后酬洋三百元及后种种利益。民思本区覆选，既有张大晰、彭汉遗买票于先，今又有汤化龙买票于后，必系正当行为，遂慨然应允。及投票，遂照关节行事，出场后即向伊等寓所追索前款。汤化龙已杳如黄鹤，石山俨、汤用彬则左支右吾。与之再四理论，仅给纸洋二十元。……上呈，计证人李之万，证物纸币二十元。

　　初读此节，不免意外。当时国会组织法规定，候选人资格之一：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按此标准，300元买一选票，实在天价，匪夷所思。

　　《时报》接着报道，揭示说，这是国民党诬陷汤化龙的一个苦肉计，因为汤化龙与同盟会不合，且汤为名士，“如能打倒，则对(国民)党之前途阻碍减少”。《时报》还披露：国民党许诺每月津贴生活费240元(这更是天价)，所以吴氏才不顾本身受贿之罪嫌而出面告发。后来结果如何？《时报》没有再报道。不过，国会选举，汤化龙不仅顺利当选，而且后来还担任议长，由此推断，此案恐未受理。故事虽然曲折，能有这般结果，还是令人欣慰。

　　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报纸上虽不时可见，但与此后(1949年之前)的两次国会选举，比较起来，此次选举，算得上“非常干净”了。

　　这次国会选举，按历史学家张玉法的统计：以党籍计，参议院党籍可知者，国民党占全院的54.5%；众议院党籍可知者，国民党占全院的60.4%。国民党大获全胜。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还会涉及日本历史的外国学者，在正文之余的札记或随笔里，不时会有感叹。比如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任达就有如此感叹：“中国的政治文化是高度个人化的，似乎需要一个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把信奉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并组成特别的关系网络，才能工作。日本的政治文化是高度制度化和非个人化的，总是围绕着已经建立起来的机构和等级制度运作，类似中国式‘个人崇拜’差不多是不存在的。由于这种差别的影响，博闻广见的美国人，今天都知道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但有多少同样博闻广见的人们，能说出或知道一个日本明治年代的领袖，或者说得出现在日本首相的姓名呢？”

　　人事与制度，由此以观，传统中国，人事永远强过制度。只是，民国初年，极其曲折生长出来的责任内阁制度，在这一时刻似乎有机会改写中国政治传统。这当然是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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