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散落于历史尘埃的辛亥女杰
新民周刊201133期封面
1905年华兴会部分会员在日本合影前排左一黄兴、左三胡瑛、左四宋教仁、左五柳阳谷 后排左一章士钊、左四刘揆一 图／CFP
秋瑾烈士像
1917年－1919年，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教室上课的女学生。教室后墙上挂有耶稣像。fotoe
辛亥·红颜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这是秋瑾留学日本期间所作的《鹧鸪天》。自言其志的一阕词，数年后，成了她参加革命的“罪证”。
当时，秋瑾的闺中密友一直借助各种公开的悼念活动辩解其并非革命党。严格说来，这位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即慷慨就义的“鉴湖女侠”，也并未亲历辛亥革命。但是，秋瑾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自己头颅撞响了封建丧钟的女性，她的言行影响了不少女性挑战封建恶习，正视自己的存在，其中还有人为新军设计了更高明、更适合作战的新军制、军衔及军服。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人也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中国自古还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说法。老大帝国风雨飘摇，生死关头，二万万女性焉能置身度外？
于是就有了获得孙中山嘉奖的“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被誉为“女界孙黄”的唐群英。而若非徐宗汉、张竹君鼎力相助，黄兴的性命恐怕在1911年秋就玩完了。当女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在前方甘冒枪林弹雨之时，后方的女子社团则在不遗余力地筹粮助饷，动静之间，写下无数惊天传奇。“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目睹辛亥革命女军阵容的老人当年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革命之后呢？中华民国的建立、先烈之功，有国史、党史、碑文纪念，世人皆知。“唯独精忠爱国，鞠躬尽瘁，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则未见记录，致我粤之革命老前辈妇女，于史册中，缺乏题名，此亦中国社会以男性为中心所使然也，否则，数十年之革命工作中，单独男儿努力，而女同志竟无一人参加工作乎？细心一想，便知凡事不分大小，必须合群合力，方能成功，何况改造国家，事体伟大，益须团结。造成中华民国，过程艰巨，岂有单独男儿负责，便可成功？(邓蕙芳语)” ……教科书里，辛亥女杰更是被浓缩得只剩下秋瑾这一个名字。
如果历史的巨笔总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只在一众“英雄”身上留下重墨，那么何不重读一下秋瑾的《鹧鸪天》呢？这阕词，在革命席卷中华大地之前就昭告世人——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女子，绝对是中国近代第一场民主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她们在历史上被遮蔽的身影，终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
(钟 瑾)
休言女子非英物
撰稿/钟 瑾
散落于历史尘埃的辛亥女杰
非常之人值此非常之境，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些不凡女性当是最贴切不过了。这些人、那些事构成的坐标，定格了某一历史时空。今天，或许是时候翻回到100年前的那一页，抖落尘埃，让这些女性回归人们的视野了。
1920年，时任广州参议员的邓惠芳写下《辛亥革命前广东参加革命工作之妇女》一文，追问为什么“精忠爱国、鞠躬尽瘁、尽其一生能力以卫国救群之妇女们工作”，在“国史”、“党史”之中未见记录？难道数十年革命工作中，只有男儿努力就可成功？为了让那些投身革命的姐妹们能被历史铭记，邓惠芳将其所知的女志士姓名及事迹一一列出。
邓惠芳1891年出生在广东一个小村庄。当时，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所在。清末留美幼童中，广东子弟约占30%，而第一批几乎全是广东人，他们或生在买办之家，或家有洋务运动人士，于是率先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洗礼。
14岁时，邓惠芳曾与兄长一起奔走营救过革命志士夏重民，因此，3年后当她追随兄长加入同盟会、并被派去暗杀两广总督张人骏时，邓惠芳已成长为一名战士。在刺杀失败后、加入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之前，邓惠芳的一次壮举被永久地镌刻在了史册上。
那是1911年4月27日下午，经过一昼夜激战，百余英魂就此长眠在了一片旷地。而他们的家属，望着血泊中的亲人却不敢靠近。20岁的邓蕙芳和同盟会会友潘达微秘密委托工人在尸体手臂上系了白布编了号码，同时策动当地九大善堂联名申请埋葬尸体，他们就是后人所说的“黄花岗”烈士。
南国：冲天香阵黄金甲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生长在广西梧州一个清政府海关官吏家庭的黄扶庸(后改名黄秋心)，为反抗婚姻，通过其就读的洁芳女校刺绣教员宋铭黄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来到香港实践女子学校读书和工作。
香山县的梁国体(在邹鲁妻许剑魂死后嫁给邹鲁，改名梁定慧)，因与由父母作主完婚的丈夫没有感情而离家出走，投奔在香港实践女子学校挂名校长的姐姐梁绮川，入校读书并加入同盟会。跟踪而至的丈夫也在梁国体的要求下加入了同盟会，但不久即在行动中牺牲。而梁国体则在广东光复后，参加了广东北伐军女子敢死队。
还有些女性加入革命则是受已经参加革命的家人、亲友、同窗的影响，更有的是为了追随心上人。
革命需要子弹炸药，同盟会在海内外设立弹药制造机关，也有自学自制者，比如广东北伐军女子炸弹敢死队队长宋铭黄，她和广东同盟会分会会长、暗杀团团长高剑父(番禺人士、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当年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并共同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敢死队解散，宋、高结为夫妇。
陈璧君早邓惠芳一年加入同盟会，时年16岁，是会中最年轻的一员。家境优越的陈璧君因为爱慕汪精卫，在入会次年以留学为名，一路追随汪精卫到日本，不但在会内经费短缺时慷慨解囊，还坚决要求参加汪精卫组织的暗杀团。汪精卫同意后，陈璧君就四处拜师学习柔道、剑术、枪法及炸药制作，并协助汪精卫实施1910年初的刺杀活动。
炸弹队中还有一名女队员叫严珊珊。人们只知她是香港及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与丈夫黎民伟(香港电影创始人，TVB花旦黎姿的祖父)共同创办了影片公司。却不知，这位性情豪爽的名门之后，不仅做了时人瞧不起的“戏子”，竟还热衷炸弹和暗杀。
女性往往不易被清廷密探注意，便于担任联络和运输工作，这也是同盟会吸收女性加入的原因之一。祖籍广东、生于上海买办家庭的徐慕兰、徐宗汉姐妹，从小受西方文化熏陶，二人分别嫁给了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长子和次子。姐姐徐慕兰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奶的身份作掩护负责运输、联络，是广州女革命党的核心人物，还是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并率众与北伐军共赴战场。在她的带动下，徐、李两家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
妹妹徐宗汉在丈夫病故后脱离家庭，于31岁时加入同盟会。1908年秋，她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开办裱画店，掩护革命活动。1910年广州起义时，徐宗汉与外甥(徐慕兰的儿子)及庄汉翘、卓国兴、黄悲汉、李晚援等女革命者在香港制造炸弹。她还扮作新娘，明办嫁妆，暗运武器，最终交到其他女革命者手中送至各地敢死队。广州新军起义前，徐宗汉又与陈淑子(胡汉民妻)、李自屏(冯自由妻)、孙眉(孙中山胞兄)等人在香港缝制了100面青天白日旗，并与炸药子弹一齐从水路运往广州。她们将子弹炸药塞在行囊中，旗子藏在被褥里，把一捆捆手榴弹装进一只只马桶，一路上大谈服装、化妆、姨太太争风吃醋，涉险过关。据说，北方某纪念馆至今还留有当年女子运送弹药时所穿的特制背心，只是其主人姓甚名谁后人已无从得知。
当时黄兴曾组织“东方暗杀团”，徐宗汉参与了暗杀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计划，只是暗杀未及实施。11月28日，黄兴到上海主持和谈，而徐宗汉恐和议不成，就组织“北伐炸弹队”以为策应。黄花岗起义后，她与挚友张竹君护送伤重的黄兴转移；武昌起义爆发后，徐宗汉又陪同黄兴离港赴沪，再次由张竹君掩护，送黄兴到武汉就任革命军总司令。黄兴上了前线，徐宗汉就在医院救助伤员。黄兴被围困时，她又再次助其脱险。最终，二人结成患难姻缘。所谓革命夫妻、志同道合，大抵如此吧。
安能辨我是雄雌
广东，近代革命的发祥地，女性的作为格外醒目；而时代风潮所至，江浙、湘鄂等地的女性也不甘落后。
浙江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主办锐峻学社，作为起义的联络机关，她们一起参加了攻打上海警察局的战斗，并参与策划了杭州起义。不足双十年华的姐妹俩在光复浙江时身先士卒，尹维峻第一个将炸弹掷入城内，欲炸抚衙卫队，杀桂福，为师(秋瑾)报仇。蒋介石所在先锋队的临时指挥官所记下的这一幕，多年后被载入《中国国民党史稿》。而尹氏姐妹稍后又参与组织了浙江女子国民军，苏浙联军进攻南京张勋时，尹维峻率400敢死队员参战，其中女子侦探队一部的卓越表现使她在南京获得了联军总司令的嘉奖。
辛亥革命时期，几乎各地都有女子军事组织，包括女子北伐队、女子炸弹队或敢死队。而揭开女子从军序幕的，则是湖北女子北伐队——一支由吴淑卿招募的数百人队伍。
这位19岁的汉阳黄陂女子上书黎元洪，要求组织女子北伐队讨伐袁世凯。黎元洪最初以军中皆男子婉言谢绝，无奈吴淑卿据理力争，只得批准。吴淑卿究竟如何说服黎元洪，后人不得而知，但从她的《从军文》中或可一窥雄心。她说：“观今之世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应尽国民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志不可”，“愚生并非图日下之荣耀，只求其同军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敌地也，杀尽国奴”。在汉阳革命军与清军相持不下时，湖北女子北伐队毅然赶赴前线作战，其勇猛果敢令人称奇。
成立于1911年11月的女子北伐光复军，由上海女子先锋队队队长陈婉衍担任管带。为提高军事战斗力，陈婉衍还开办军事学堂，进行军事课程的教育。后来，并入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女子北伐队中，有一支50人组成的“女子敢死队”，就是全部从北伐光复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她们不仅作战，还参加了战时的后勤和医疗救护工作。
广东光复后，邹鲁、高剑父也于1911年12月发起组建了广东女子北伐队，领队是徐慕兰、宋铭黄，队员40余人，多为香港实践女子学校的师生。她们刻苦练习兵操、骑术、射击，次年2月，与广东北伐军同时北上，参加了讨伐清军张勋部的宿固之役，被人们誉为“今之木兰从军”。
总的说来，武昌起义前后，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鼓动下，许多妇女把冲锋陷阵视为最爱国、最能体现男女平等之举。一时间，妇女军事团体风起云涌，有女子革命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女子尚武会、女子先锋队、女子暗杀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不一而足。女子武装组织虽然人数不多，但披甲带枪，威风凛凛，引起各方热议。而不赞同女子上前线参加军事行动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比如大名鼎鼎的张竹君。
洋装高跟鞋、四人敞篷轿，常常在番禺街头“招摇过市”的这位妙龄女子，是一位三品京官之女，因为父亲膝下无儿，遂视其为男子，没有让她缠足。张竹君幼年染病，幸亏西医治愈，于是皈依基督并跟随教会医院的美国医生学医，历时13年而成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学成之后，她在当地创办了两家医院，兼办女学。之后又赴上海创办南市医院。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组织“赤十字会”，多次掩护黄兴等人脱险，亲赴武汉战地救助伤员，宣传和帮助革命党人，为武汉前线官兵募集医疗物资。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会救伤队”在武汉的枪林弹雨中工作了一个月零三天，回到上海时，各界人士举行了如欢迎英雄凯旋一般的盛会。
不过，赞同也好，反对也罢，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很快宣布取消女军，并命令各省以后不得招女子新军。广东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后被调回广州解散，女子北伐光复军参加北伐的请求也被黄兴以女子不宜随军为由婉拒了，陈婉衍于是将女队改为女学。女军就此消失了，而队伍的领导者们又转入妇女参政、男女平权的斗争中。
办学办报，提倡女权
维新变法后至民国成立前这段时期，中国有过兴办女学的热潮。据统计，1912年全国在校女生约14万多人，上海地区尤多。一个较大的新式女性群体由此诞生。而孙中山的态度也促使女子相信可以通过办学、办报，使得女同胞先有智识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好客的张竹君，平时门前车水马龙，每到夏秋之际，她常常雇一艘大花船泛舟避暑，邀胡汉民等人煎茗叙谈。每逢礼拜，张竹君就设讲堂发表演说。那时女人公开演说已是奇闻，更奇的是别人做礼拜传福音，她反而批驳基督教关于“女子不可施教”的谬论，并批评时政，宣讲众生平等、男女平权，无怪乎时人称其为“女界梁启超”。张竹君认为，女子不能徒待男子让权，须自己争取，而争取的办法不外乎学习。学什么呢？当然不是“中国旧日的诗词小技之学”，而是今日发明的新东西。
“赶紧求学，争回人权”，也是唐群英的愿望，不仅是对女同胞，她还倡议二万万男同胞继续革命，“使人人尽得平等，共和真义就是这儿，一旦达到目的，岂不是全社会的大幸福么！”为此，唐群英创设多所学校，还和张汉英等人在长沙创办了《女权日报》。
湖南湘乡人张默君(原名张昭汉)与其父都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曾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宣布独立。张默君曾与秋瑾晤面，谈女权，相见恨晚。这位南社著名女诗人1912年发起成立神州妇女协会，并创办《神州日报》。她担任校长的上海神州女校亦是女子民主革命的摇篮之一。1912年，张默君被推举为中国女界协赞会总干事。遍历欧美考察社会和妇女教育回来后，她发起“中国平民教育”，在各地设立平民学校千余所，成为近代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教育家。
汤国梨幼年时在邻居的书斋中读了《天演论》及康梁文章，渐萌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宏愿。23岁时，她谢绝媒妁，只身来到上海，随后考入上海务本女校并结识了同学张默君。两个常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的好朋友，之后在沪组织了“女子北伐队”，以开游园会、义卖等方式筹募款项，支持革命。钱款还没送去，革命军已攻下南京。孙中山对她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宣传教育的责任更重，你们在这方面努力吧！”于是，汤国梨等人用这笔钱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女校和《神州女报》。汤国梨最早发出“女界参政”的呼声，更被上海妇女界推选为“妇女参政会”和“女权同盟会”的临时主席，成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激进如沈佩贞者，竟然鼓吹参政目的一日不达，未结婚的女子，十年内不得与男子结婚；已结婚的女子，十年不得与男子说话。
女杰的晚景，革命的终曲
辛亥以革命始，以妥协终，未能真正改变封建专制统治基础，自然也没能带给女性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除英年早逝者如张汉英、尹锐志等，辛亥女杰们的晚景可谓天壤之别。
有些女性在革命中遇到志同道合的伴侣，甚至还成了革命元勋的夫人。比如张默君41岁时与孙中山私人机要秘书、国民党立法委员邵元冲结婚，而上海女子敢死队队长沈警音(加入江浙联军开赴南京战场时任北伐女子队副队长)也成了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国民党要员黄郛的夫人。汤国梨则在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人的见证下，与名士章太炎结为百年之好。黄兴在世时，徐、黄二人在南京创立贫儿教养院，负责收养、教育烈土遗孤和战时难童。而黄兴早逝后，徐宗汉又在张竹君的帮助下，创设了上海贫儿教养院，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儿童教养事业。
邓惠芳于1912年1月当选为广东省组织临时议会的议员，随后被选送赴日公费留学，进入东京女子音乐学校专攻音乐，之后两次回国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斗。26岁那年，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44号中央党部亲自为她和夏重民(1922年遇害)主持婚礼。抗战爆发后，邓蕙芳秘密遣回东莞组织游击战，多次打退日军，被当地人尊为“邓三姑”。之后，她一直从事教育、新闻及妇女工作，直至1976年在台湾去世。
孑然一身的唐群英，则变卖全部家产，先后办了五种女子刊物，创建了十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女子工艺厂。张竹君则终身未嫁，一生致力于救死济危，以及女性教育、女权斗争。
令人唏嘘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现实的人们对于这些女杰的关注，亦从新闻转向绯闻。其中，唐群英的“《长沙日报》风波”，沈佩贞的风流案，张竹君的韵事，最是一片喧哗。
与那些出身名门的女子不同，当时许多逃出家庭的女子，之后可以说是无家可归的。其对于“革命成功”所抱期待和幻想，是不难想象的。她们之前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因而希望能出国留学，也盼着能在社会上获得一份职业，以自食其力。但时间一天天过去，除了领到一张同盟会证书和一枚黄铜质的证章(圆形、三条凸线边围着一个篆体的“民”字，比人民币五分钱略小)外，鼓动她们参加革命、为她们描绘美好世界的人们大多已成国民党要员，各忙各的，似乎已经忘了她们的存在。
于是，很多人晚景凄凉。张淡如遁入空门，从此青灯古佛，好歹也算是有了个归处。而广东女子北伐队队员梁荃芳，当年逃脱家庭压迫，投身革命，革命之后无家可归，沦为妓女。她的队友许剑魂则在嫁给邹鲁后，不幸在港遭人暗杀。至于黄抚庸、邓慕芬，原本被安置在女子教育院工作，但讨袁军事行动失败，龙济光入粤大肆捕杀同盟会员，二人避走港、澳，从此失业，更兼无家可归。绝望中，二人相约至肇庆鼎湖山上，在1914年12月间携手同沉于飞水潭。革命的终曲，唱到最后，竟是这样收场。
相比这些有名有姓、尚能被后人从尘埃下扒拉出来的人物，一些平凡女工、仆佣参加罢工，从微薄的收入中省出钱来捐款助饷。她们是一粒粒石子，聚拢在一起铸成革命之基，是这组辛亥革命交响乐中的无名乐章，却无声无息、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非常之人值此非常之境，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些不凡女性当是最贴切不过了。这些人、那些事构成的坐标，定格了某一历史时空。今天，或许是时候翻回到100年前的那一页，抖落尘埃，让这些女性回归人们的视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