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风流
辛亥革命，张竹君(前排右五)与红十字会救护队队员在汉阳十里铺前线 CFP
张竹君(1879-1963)广东番禹人。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沪组织红十字救伤队工作 CFP
乱世有乱世的美丽，乱世亦有乱世的凶险和荒诞。如今，所有的风流都已成为传说，真所谓“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撰稿/钟 瑾
那位曾经号召女同胞不达参政目的不与男子结婚的沈佩贞，用今天的话说可算是一位老“北漂”了。她当年闯荡京城的若干“事迹”，估摸着今日的北漂后辈们是望尘莫及的。
在沈佩贞的名片上，赫然印着“大总统门生”，“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黄陂，是黎元洪的原籍。据说，这沈、黎二人在后者被推上大都督宝座后“打得火热”。岂料黎大都督的一位小妾醋劲大发，逼得他只好将新欢送出了武汉。
“漂”到京城的沈佩贞，有一阵盯上了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未遂。而她的知名度，此后也随着大闹参议院的风波以及一系列风流韵事，节节攀升。她先认江朝宗作“义父”，又认段芝贵为“叔父”，这“父女”“叔侄”间的暧昧暂放一边，倒是经两位大佬引荐，沈佩贞真成了项城人士袁世凯的“门生”，还差点被大总统“笑纳”为第十六房。单单是风流倒也罢了，这位著名北漂女还神通广大地搞起了“办事处”，名曰赞助帝制，实则一个“既像饭店又似妓馆的高级娱乐会所”，到京城办事的权贵政客纷纷来拜，一时间门庭若市。
没想到，民国舆论监督发威了——《神州日报》将此事公之于众。政客不便出手，怒火中烧的沈佩贞率众上门打砸，也因此被判监禁半年。虽然没过多久就被江朝宗保释出监，但沈佩贞再也折腾不起来了。有人跳将出来口诛笔伐，指责她是政治投机分子，为进名利场不惜以色相作阶梯。但这些人却忘了基本常识：一个巴掌拍不响。
“新潮女性”行事大胆，勇于抛头露面，男子心动是很自然的事。更何况窈窕淑女如张竹君者，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既精通西医更兼热情好客，公子名士岂能不趋之若鹜？坏就坏在，一来来了两大只。
卢少歧是东莞富绅之子，张、卢两家素来交好，于是多情公子在和怀春少女的长期接触中渐渐产生了情愫。不曾想，马君武闯进了二人世界，这位不速之客对张竹君一见倾心，在百般暗示而无果的情况下，用法文写了一封求婚信。张竹君对此心动不已，但一时难以抉择，结果三人都十分痛苦。之后，张竹君给马君武回了封信，劝后者多为国家社会尽力，暂勿考虑婚姻。于是，马君武黯然离开广州、远走南洋，又追随孙中山到了日本。但他始终不能忘情，甚至在海外发行甚广的《民报》上撰文称赞张竹君，以致连南洋华侨之女陈璧君都对她神往不已。而卢少歧则以为张、马二人藕断丝连，遂决定成人之美，也出国深造去了。
就这样，张竹君把自己“剩”下了，并且一剩到底。鉴于广东近代有著名的“西关小姐”，这也算不得什么奇谭。只是，上海的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却不肯放过心灰意冷漂泊到此的张竹君。报纸在反复描述她与赞助她开办医院的“义父”李平书乘车同游的场景时，也欲盖弥彰地揣度这对父女究竟亲密到何等程度？张竹君一再辩解自己父母双亡后，义父待她亲如骨肉，终归无济于事。
当年媒体也颇关心新女性的八卦轶事，不仅是张竹君，如在《长沙日报》1913年2月中旬登载的一则结婚广告上，唐群英变成了主角。广告曰：郑师道与唐群英“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彼时，一种说法是郑师道因爱慕唐群英而不得，便出此损招败坏其名誉。另一说则是二人暗中来往多年，但唐群英不想公开，郑师道气愤不过。总之，唐群英获知后要求该报立即更正，而报社则以“无此先例”回绝。于是唐群英率众冲砸报馆，捣毁排字盘，致使该报停刊。此事结局亦有两个版本，一说报社诉至法庭，唐群英被判败诉，但她又利用自己旗下的报纸攻击报馆总经理，称其与一起谋杀案有关，后经调解，报馆登报道歉，唐群英也登报为自己虚构谋杀致歉，并赔偿报馆损耗。一说双方诉至都督谭延闿处，谭调停无效，最后动用公款二千元给报社，不了了之。
乱世，真是一个舞台。乱世有乱世的美丽，乱世亦有乱世的凶险、荒诞。对女性而言，所要面对的也远比同处乱世的男性多。巾帼英雄，毕竟红颜。而如今，所有的风流都已成为传说，真所谓“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掀得翻皇权，动不了性别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皇权，却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性别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存空间，所以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一些保守势力甚至在革命之后对于参加过革命的女性更加歧视、排斥。
撰稿/钟 瑾
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中，有这样一群名门闺秀和布衣女子纷纷从家里跑出来，不仅抛头露面，还真刀真枪地反对朝廷，不知讲究三从四德的清廷上下会作何感想？天子到底表没表态我不清楚，但是据说有位大爷在看到这番景象之后，脱口而出一句话，听着倒很在理——女人也出来造反，世界变了。
是的，变天了。
推翻封建帝制和解放女性运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就是反对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其实，早在戊戌之后，女性就已经行动了。这“动”，中国近代史、妇女史研究专家吕美颐教授称之为“传统社会女性群体的质的变化”。而相对于产业女工群体的默默无闻，女学生们则非常引人注意，有上海女学生以文凭为嫁妆，有的还将自己的照片刊于报端公开征婚，在当时不得不谓之为一道奇观。
而后人在归纳辛亥革命的意义时，常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开启了近代第一场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初的新思潮，不仅洗礼了中国男性，也让女性接受了启蒙教育，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在革命女性的心中播下了民主平权的种子，并由此在革命大潮中生根发芽。
中国女性闹参政权的时候，男性并没有缺席。把西方妇女运动介绍到中国、极力鼓吹女权主义，比如译介俄国无政府党领袖苏菲亚的文章的，正是梁启超、廖仲恺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男性。
在对苏菲亚和罗兰夫人(法国大革命之母)的名字耳熟能详之后，许多激进女性开始效仿西方妇女为争取解放提出的要求、采取的手段，包括一些过激行为。比如唐群英率众大闹参议院、袭击宋教仁的举动，就是受了英国激进妇女团体“战斗的参政派”影响，后者在争取参政过程中，为吸引公众注意，曾采取拒绝纳税、毁坏商店橱窗、焚砸邮筒、捣毁会场等激烈手段。1912年9月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美国的嘉德女士一行在访问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时，提出了以和平手段争取女子参政权的建议。此后，中外妇女运动的各种交流逐渐多了起来。
但归根结底，推翻了皇权帝制的辛亥革命，却没能带给(不愿意给也给不了)女性真正的幸福和解放。作为多年从事中国近代史、妇女史教学与研究的权威专家，郑州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吕美颐教授近日就辛亥革命与女性群体的关系等问题，接受了本刊的采访。
女性意识觉醒
新民周刊：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女性群体又是怎样一种状态？
吕美颐：辛亥革命前夕一般指20世纪初前十年，正值清末，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的前夜。其特点是大动荡、大变革，各种社会思潮和各阶层、各派别人物纷纷登场，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此时的女性群体，比之传统社会的女性群体有了结构性转变。如果把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那么到了晚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社会改良的进行，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层：产业女工和知识女性，女性群体长期以来的稳定状态就此打破。鸦片战争之后，近代工业之中孕育出产业女工，主要集中在轻纺企业。这一群体发展迅速，至辛亥革命前夕已形成三四万人的队伍。但是因经济情况和受教育程度所限，她们接受的启蒙教育很少，自我意识尚未觉醒，只是一支潜在的社会力量。知识女性，则是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产物。来华传教士在清末创办了最早的一批新式女学，戊戌维新时期有了中国人自办的女学。而清政府从1901年起实行新政，包括推行新式教育，大力创办女子官学，鼓励私人创办女学，使得女子教育的发展势头很盛。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前后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已有300多所，学生近1.5万人，加上教会所办女学，新兴的知识女性群体已近3万人，后来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人物，大多来源于此。
新民周刊：知识女性群体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要参加辛亥革命？
吕美颐：她们多数接受过新式教育，是较早出现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觉醒的一批人，但觉醒程度因人而异。一种是比较激进的，在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的同时，较早意识到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并创办女学、女报、女子团体，参加女权运动，追求男女平等。这类女性属于觉醒程度最高的，比如秋瑾、张竹君、尹维峻与尹锐志姐妹、唐群英等。第二种是女性意识比较强烈，但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而是积极从事妇女运动，活动于文教卫生事业。还有一些女性，思想比较开放，但由于自身或家庭原因，很少直接参加社会活动，比如单士厘(钱玄同的长嫂、外交家钱恂的夫人)。
知识女性的出现，与社会环境变化及其个人际遇有关。20世纪初中国涌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潮流，应运而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热衷于研究和传播西方政治学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天赋人权与进化论)，并以此宣传妇女解放和西方女权思想，比如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金一(金天翮)所著之《女界钟》，后者更因此被誉为“中国女界之卢骚(即卢梭)”。而女子教育此时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新政推动下覆盖面较广。一些女校甚至成为鼓吹女权、鼓动革命的阵地，其中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爱国女校，不仅宣传反满革命，还为实施暗杀在化学课上教授制造炸药。此时，女子报刊约40多种，女子团体也有40多个，学校、报刊、社团影响了很多女性。而家庭与亲属的影响，也是促使女性觉醒、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例如，陈撷芬跟随父亲陈范，林宗素、方君瑛跟随兄长林獬、方声洞参加了革命。此外，官绅或富商家的寡妇，如徐宗汉、徐慕兰、梁绮川、宋铭黄、庄汉翘等，则因个人遭际不幸而改变了人生。
新民周刊：为什么年轻的知识女性热衷于易装，甚至从事暗杀、制造炸弹等危险激进的革命行动？
吕美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时的女性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往往是把男女平等理解为男女都一样，视男子为榜样，极力效仿男性的强壮威猛，于是就出现了拟男倾向，即所谓的男性化。二是20世纪初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政府主义主张以破坏、爆炸、暗杀等激烈手段反对专制，历史虽然早已证明这条路行不通，但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却视此为推翻清政府的捷径，极为推崇，包括蔡元培等人，比如高度赞誉俄国无政府党领袖苏菲亚暗杀沙皇的惊天举动。这一思潮也波及到了女性，秋瑾、方君瑛、吴木兰等人留学日本时，参加了俄国无政府党人制造炸弹的培训，有的还参加了暗杀团体，甚至直接参与了暗杀摄政王载沣和广州将军凤山的行动。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非常激进，他们认为家是万恶之源，主张毁家革命，主张与男性为敌，通过不与男性结婚等来复仇、复权。不过，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喉舌的《天义报》也是国内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曾节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
无奈的结局
新民周刊：为什么女军从北伐战场归来，广受赞誉却难逃被解散的命运？是解散直接导致了部分女子领袖转而参政吗？
吕美颐：这里有表面原因，也有深层原因。表面来看，当时组织女军主要是为了北伐，但是南北议和后，战局告一段落，女子国民军、敢死队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再加上当时西方列强并不支持孙中山，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南京临时政府因经费极端困难，而大力裁减军队缩减开支，女军首当其冲。于是，个别女军转型为女子学校，大部分女战士则被遣散，自寻出路。至于深层次原因，在于辛亥革命对传统性别制度的冲击有限。当时的社会本质上还是男权社会，女性重新回归家庭实际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选择。促使激进女性转而争取参政权的原因很多。首先，无论在东西方，参政历来都是妇女运动的既定目标。其次，此时出现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南京临时政府正着手制定《临时约法》，她们幼稚地认为，参加革命使她们拥有了争取权利的资本，可以将自己的权利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是促成女子参政运动的时代因素。在我看来，法律是性别制度的变革最高层次(社会规范如家规、族规等次之，然后是人们的习惯，最低层次是女性的自我认知)，也是最难以触动的地方。而能否达到参政目的，不仅和妇女运动的成熟程度有关，还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相关，社会能否接纳是女性参政运动成败的关键。
新民周刊：当时的舆论尤其是革命男性对于女性参加革命作何反应？
吕美颐：舆论的反应非常复杂，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有。因为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的认识往往更加多元化，而各类报刊也有激进、中间、保守之别。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多数男性虽然对后来的女子参政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女性参加革命是支持和肯定的。中国的男性和女性一直共同生活在君主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下，同是受压迫者，多数情况下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当时，女性有两大举动令男权社会刮目相看：一是奋起争取自身权利，包括受教育、婚姻自主、参政、经济独立等方面权利。二是将投身反帝斗争视作为国承担义务，一些激进女性还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这是女性的义务，但首先应当是女性(参与社会、历史变革)的权利，但在当时，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历史诉求是首要的，此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一直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很少独立进行。
新民周刊：为什么革命男性在与女性并肩作战之后，拒绝承认女子参政权，而孙中山对于女界诉求也采取拖延、斡旋，甚至给出了一些遥不可及的答案？为什么革命男性和革命女性的关系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吕美颐：这个问题，可以从阶级、派别和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来理解。作为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作为派别，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别于立宪派)。这样的阶级和派别，他们是希望利用妇女这部分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战略头脑的阶级为达到斗争目的，都会尽可能扩大自己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革命派对于女性参加革命活动积极支持。但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又使其不愿意同别人分享胜利果实，所以排斥曾经跟他们并肩作战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女性。革命派对于革命目标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妇女解放的认识始终参差不齐。1912年3月重新制订中国同盟会总章时，曾经把“男女平权”写进了政纲。不到半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又把这一条拿掉了。孙中山在回答女性请愿者质疑时表示，这一变动是多数男子的“公意”，他个人也无能为力。这表明，革命派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仍停留在传统性别制度的层面上。至于孙中山本人，我认为他对妇女解放的主张是很坚定的，在很多场合、很多文章中都有过表述，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还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妇女解放的决策。但他属于思想比较稳健的一派，在革命派男性群体施压下，他的退让，可以说是策略，也可以说是软弱。而女性当中，张默君等人与孙中山的想法基本一致，也主张不必马上参政，而是要求参议院预留女性席位，认为女性参政涉及参政能力、社会影响力等问题，应通过发展女子教育来解决。
新民周刊：造成这些革命女性千差万别的个人结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吕美颐：民国建立之后，部分女性继续参加革命或从事女权运动，另一些人则重返学校，或者接受了政府的工作安置。也有很不幸的，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当了尼姑，个别的沦为妓女，还有的在遭受种种挫折之后自杀了。应当说，任何一次革命对于个体而言都是大浪淘沙的过程，个人的结局不同是很自然的。这与具体的生活环境、个人的选择乃至个人的性格有关。但就女性整体来说，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皇权，却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性别制度，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生存空间，所以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一些保守势力甚至在革命之后对于参加过革命的女性更加歧视、排斥。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相对于政治革命，性别制度的变革总是滞后的。
史料的缺失
新民周刊：综观历史，为什么革命刚结束女性即淡出视野，而此后的教科书更是鲜少提及？
吕美颐：原因比较多。我们现在谈女性参加辛亥革命时说的“不少”，其实是相对于零而言，实际上参加同盟会的女性也只有50人左右，当时在社会上有些影响力的女性大约180多人。也就是说，女性参加革命斗争的总人数、它的活动，相对来说还是少。此外，记录她们活动的资料也很少，很分散。这么少的人、这么少的活动、更加少的记录，所以研究很困难。我本人也深有体会，研究妇女史时资料的搜集比写其他类型文章困难得多。此外，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歧视影响到了传统史学观念，这是对女性活动和贡献漠视的内在原因。记录的缺失和研究成果的不足，与记录者、研究者缺乏性别视角密切相关。妇女史在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反映的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折射出生活的现实。
新民周刊：纵观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没有一条女权解放运动的历史脉络？女性在辛亥革命的所作所为是其中一环还是起点？
吕美颐：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何时兴起？是一个学术问题。首先必须做一个界定，我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为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恢复妇女应有的诸种社会权利，以实现女性作为社会人的价值而进行的社会革命，其本质是通过对两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协调，进而对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进行调整乃至重新组合，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针对的是传统社会的性别制度。人类社会需要各种制度的制约，才能实现社会平衡和进步，除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之外，还需要一种性别制度来规范人们的性别关系。因此，只有改变传统的性别制度，女性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至少需要以下两方面条件：一是社会能够提供女性回归社会的物质条件，二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达到相应水平，有能力重新审视两性关系。中国只有到了近代才逐渐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人认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也有不少人认为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至辛亥革命达到高潮，我同意后一种观点。而妇女解放思想可以追溯至明朝，近代女权运动的理念则是戊戌变法前后由西方传入，此时，少数女性有了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在男性帮助下创办了第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女学，第一份女子报刊(《女学报》)，第一个女性团体(女学会)，中国的妇女解放从这里起步。中国女权运动有一个产生、发展、高潮、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间也有起伏。中国的妇女解放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后，至袁世凯执政出现了倒退，遭受了沉重打击，五四时期达到新的高峰，女学生、产业女工群体都成为了历史舞台的主角。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女性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吕美颐：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合力促成的，女性就是其中之一。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女性不仅仅参加了革命派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参加了建立民国的活动，而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经活跃在了历史舞台上，参加了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如：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反对美国排斥华侨)、收回利权运动、保路运动……这些都为女性参加辛亥革命做了积累和铺垫。孙中山称赞这些女性“侠肠毅力，莫让须眉。其于祖国，爱而能助”，其“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当时的《民立报》称颂女子军是四万万人中“最高尚纯洁者”，既使男子也“千百中不见一也”……可以说，女性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然，由于时代原因，她们活动的舞台毕竟有限。但是，女志士们对革命的忠诚与积极参与的精神不应被忽视，而应与热血男儿同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