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化楼厨房反映大楼历史变迁
日子继续过下去，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
“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始相互回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轻一代宁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争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
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家偷自己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覆盖，踩在上面有明显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
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老徐记得，大楼里最初的时光，不是这个样子的。
“老主任在长长的过道里喊一句，扫除啦！你就看吧，一个个儿的人头都从门里冒了出来。”他把热好的苦瓜放下，带着浓厚的江苏口音模仿起当年李秀梅喊人的样子。
那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只是成片的菜园子和乱葬岗，但大楼里似乎别有洞天。
楼里的孩子们拿电梯当玩具，刚把他们送到九层，一开八楼的门，便又在那儿候着了。但也有孩子会因为楼太大且各层长得都一样而迷路，便抱着书包蹲在楼道哇哇大哭。
大人们则喜欢聚在九层的活动室里下棋，除了围棋和象棋，还经常玩一种从苏联传入的克朗棋。每逢国庆节，楼里楼外的街坊们便都上到九层，“那天安门的烟花，看得真真儿的”。
但这份平静的时光为期不长。“文革”中，住在楼里的红卫兵小将们将大字报贴满全楼，连各家的凳子也不放过。姚瑞云记得，自己年轻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漂亮照片被烧毁了，每层都有的5盏大型玻璃吊灯也被砸烂。很快，楼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被揪了出来，其中还包括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撕碎了。”徐钦敏回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楼里的人互相之间开始不闻不问，谁也不敢接近谁。”
做厂长的老徐没有躲过那个年代。在单位里，人们在他身前点上火堆，烤得他浑身冒汗；往他打仗时留下子弹的胯骨猛踹；带着他游街，有时候走到安化楼附近，楼里的小孩就跟在后面看热闹。
邻居们说，老徐的大儿子当时才12岁，因为不堪学校里同学的辱骂，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自杀。在牛棚劳教的老徐疯了一样地赶回家，当街拦了一辆大公共，送昏迷的儿子去医院。但孩子最终也没有醒过来。
安化楼不只出过这一条人命。五层一个被认定是“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跳楼而死。另一个女孩子，也从楼上一跃而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徐获平反。80年代末，老徐退休。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楼里的下一代也长大了。
一个叫狗子的孤儿靠给小卖部搬货维持生计，后来帮人贩卖水果，再后来自己开了运输公司，搬离了安化楼。另一个老徐从小看大的孩子，靠在旧货市场卖古董买了一幢楼。
老徐曾经对他们说：“你们99%不如我，只有1%比我厉害，就是会捞钱。”
10年前，大楼对面的平房群变成了一个叫“富贵园”的高级住宅区，房价节节攀升。但安化楼仍然属于房管所的公房，不允许买卖。
一些老住户搬进了对面的小区，但离开的人从不放弃楼里的公房，给房管所交的租金每月100多元，但转手租出去却是十几倍的价钱。如今，楼里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是二道或三道租客。
“现在楼里的人就像是山药蛋。山药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互相不挨着。”老徐叹气道。
没人说得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楼道里挤满了旧纸箱、拖把，以及舍不得扔的破家具。原来两辆自行车能并排通过的大楼道，如今已经容不下两个人错身。据说，1998年安化楼大清理时，总共从楼道里拉走了100多车垃圾。
“这破庙似的楼从来没人整修过，房租倒从5块钱涨到了100多。”大厅里，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已经摇着扇子抱怨了半天，正跟旁边蹲着的一个二道租客念叨，“不对，华国锋的时候落过4块钱。”
“为什么落啊？”年轻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诉告诉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
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
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得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神病”，老徐还曾特意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7月末，她还组织了一次楼里老党员的集体活动，每个人为党的生日写一句祝福。
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在2001年就在危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据说，爆破在夜里进行，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出乎意料的是，大楼竟然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3天才拆干净。老人们执拗地认为，这是因为建大楼的材料是“全中国最好的”。
从2003年开始，位于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传出了拆迁的消息。有人说拆迁是因为大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也有人说是因为“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但更多的被拆迁者则相信，真正的原因是金融街的北扩。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30户的坚守者。狭长阴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大楼旁的福绥境小学，如今也被并入官园小学。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去年，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出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蓝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党支部办公室。
“我希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
不过他也表示，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胡伟楠已经被一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中，而他将要投身的设计项目，是一个高端别墅群。
关于福绥境大楼的故事，安化楼里的老人感同身受。大楼建成时，周边还是土路，现在已经变成了被称为“第二长安街”的两广路；楼旁的坟头和菜园则变成了每平方米售价4万元以上的商业住宅区。
老人们抱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代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尽管大楼门前的公交站牌上仍保留着“安化楼”的站名，但它的确正在被人们遗忘。一个年轻的租客说，打车回家，总要告诉司机师傅“去富贵园小区对面”。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去年，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离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失，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将不是房价、房租、平米数，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将一去不复返。”
黄昏时分，斜阳笼罩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大楼老了。
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
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当年具体分管安化楼设计的建筑师叫张念真，已经在去年去世。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也老了。
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在前年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去年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小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本版图片由张嘉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