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那些遭受磨难的师傅们比，刚进入裱画室做学徒的纪秀文还算幸运。“文革”期间她依旧被留在故宫，做一些与文物修复毫无关系的工作——在故宫后门执勤，偶尔负责收信、收报纸，还在故宫的景点收租院当了大约一年的讲解员，搞阶级教育工作。

　　1965年，18岁的纪秀文初中毕业，在填工作志愿时，她的第一志愿是去首汽工作。那时汽车在纪秀文这样的年轻人眼里，是个非常时尚的行当，他们非常向往首汽这样的单位。第二志愿，他们当时一般不填，表示“服从分配”。于是，纪秀文被分配到了故宫修复厂。

　　进厂当学徒的第一天，领导先跟她讲文物的性质。这个之前从未进过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女孩才第一次知道，“文物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

　　从领导办公室谈话出来后，纪秀文开始进钟表室修钟表，半年后，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裱画室。

　　“没有愿不愿意，大家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纪秀文回忆道。她当时每天都在练基本功，内容是磨刀和裁纸。师傅要求严格，她学得也认真。除了要记清楚40多道工序，她每天还要把桌子上成沓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过期报纸折成五六层，然后裁得像火柴棍那么细。

　　当时，这个年轻的姑娘只是觉得枯燥。如今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总结道：“那其实就是磨性子，锻炼得让你坐得住，想急都急不了。”

　　刘玉则将这种学徒经历总结为，“未曾学艺，先学做人”。

　　从“规”“矩”到“规矩”

　　在师傅金禹民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治印专家。但是从1972年开始，他已经变得非常忙碌。国家当时决定，故宫在1972年重新对外开放，但出于“备战”考虑，尽量把原件收藏起来，陈列复制品。

　　那些被下放劳动的职工，顿时重新有了用武之地，被召回北京。刘玉是其中之一。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奉命复制“皇帝之宝”，并且材料和工艺都需要他自己去琢磨。

　　1974年，德胜门外工艺品复制作坊里的工人们，经常看到一个寡言少语的男子托着腮帮看他们复制工艺品。为了完成任务，刘玉几乎摸遍了整个京城，到处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最后，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经验可鉴，因为“皇帝之宝”属于顶级文物，只能隔着玻璃大致进行测量，不像复制玉玺的作坊可以贴着工艺品测量。

　　“他们当时复制玉玺的方法，我一看就不准。就那么一根准绳吊着，一点规矩都没有。”刘玉回忆着当时的场景，同时用手比划着。

　　最终，他找到了复制“皇帝之宝”所要用的黄柏木。回到修复厂后，又琢磨出了用圆规和曲尺来解决测量问题。最终，这一“规”一“矩”，让一方足以乱真的“皇帝之宝”宝玺复制件，呈现到了验收专家组的面前。从此，这方复制的宝玺多次取代原件，在故宫珍宝馆展出。

　　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复制经历，刘玉也将文物复制和对待文物的原则总结为三个字——“守规矩”。

　　其实，从他被调到摹画室第一天，领导就告诉他要守规矩，“只能搞复制，不能搞创作”，并强调，文物复制的核心，在于复制品和原件形神俱似；搞创作一般是为了成名成家，为自己求名求利，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对于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来说，这句话当时有足够的震慑力。

　　在日常的文物修复中，刘玉也把“守规矩”作为行为准则。他们那一代人对规矩的坚守，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提起当修复厂厂长的经历，蔡瑞芬用了一句话形容——“真的不好玩”。

　　她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当厂长。跟前任一样，她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当时要修的文物，都是需要抢救性修复的文物，完好的文物根本不会去动。

　　针对文物修复，国家也有明确规定，一级以上的文物修复，需要院长亲自批。大修要报国家文物局，小修要报故宫博物院审批。修复需要打报告，写明修复要求和计划，并需要照相室在修前、修中、修后给文物各照一张相。每个工种都有技术操作的详细规定，尤其是钟表修复和书画临摹，规定及其严格。

　　文物送到修复厂后，每天下班前必须进库房，从库房进出时，厂长每天得亲自看着，并且还得有其他人在场。那时候，木器室、漆器室、铜器室、糊匣室、钟表室、裱画室和摹画室，也被叫做专业组。每天会有一个组长留下来，陪着蔡瑞芬在下班前关电闸、锁门。

　　只有修《清明上河图》时例外，因为主修的杨文彬身体不好，文物不用每天还，但他的工作室下班后处于封锁状态，谁都进不去。

　　蔡瑞芬至今自豪的是，自己在修复厂工作整整30年，经手的文物上万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道不存，艺亦不成

　　让刘玉和蔡瑞芬等人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院长吴仲超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对文物修复工作和文物修复人员的重视。

　　1972年，考古队在湖南省长沙市的马王堆发现了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得知墓里发现西汉帛画后，王冶秋便带着故宫修复厂裱画室的张跃选师傅，坐飞机直奔长沙。张跃选把帛画小心地从地下取上来后，带着帛画和一本长20厘米、宽10厘米、高6厘米的帛书回故宫修复。

　　此时，装在盒子里的帛书已经粘在一起，像一块砖头。王冶秋、吴仲超和张跃选一起开会，研究如何修复。最终决定，修复计划的制订以张跃选为主，文物局领导和院长的意见只做参考。

　　根据张跃选的修复方案，这本帛书被放在搪瓷盘里，用蒸馏水整整浸泡48个小时。然后，张跃选用特别薄的竹签，轻轻拨出已经泡开的帛页。负责照相的同事则一直等在张跃选旁边，他拨出一片就照一张相。最终，张跃选一共拨出了549片，其中有字有图的451片、空白的98片。

　　在张跃选小心翼翼地修复帛书之时，刘玉则对着他带回来的帛画发愁。他的任务是，修复帛画的4个坠穗。这些新出土的文物，第二年要到日本展出，领导要求刘玉必须尽快尽可能好地完成修复工作。

　　同事将坠穗拍照之后，刘玉开始用放大镜仔细研究照片里织穗子的纹路。然后，他到北京几家织袜子的工厂和织腿带的地方，寻找能织出这种纹路的机器，结果一无所获。

　　时间紧迫，他只好自己动手，在把钉子和曲别针都派上阵后，做出了一台造型独特的织布机。依靠这台织布机，刘玉顺利完成任务，织出了3件、一共12个坠穗。

　　但令他失望的是，复制的这些足以乱真的坠穗在日本展出后，不明不白地丢失了。在1973年和1974年，这种事情在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时有发生。刘玉将这归因于“文革是非常时期，没有正经领导”。

　　那时候，遭受“文革”冲击的院长吴仲超，虽然随着故宫重新开放而复出，但仍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

　　即便如此，这位院长还是勉力做着一些让刘玉等人“回忆起来觉得温暖”的事。

　　刘玉记得，每次复制好文物后，吴仲超都会带着徐邦达、刘九庵等故宫著名专家一起验收。他们会先从近处看，然后把原件和复制品挂在一起，从远处再看。

　　除了验收文物时来修复厂，吴仲超每周必到修复厂一次，来之后会到每个行当都去看看，及时了解情况。在他的力主下，修复厂里技术专家的工资定得很高，比厂长蔡瑞芬还要高不少。

　　“领导的重视，那个阵势都逼着年轻人不好意思不好好干。”一直声音很低的刘玉，抬高了声音说道。

　　修复厂那时对年轻人要求也很严，第一次不行就返工，再不行就走人。这也逼得刘玉和纪秀文等人，在进入修复厂后学艺和工作格外卖力。

　　在刘玉看来，无论是蔡厂长，还是纪秀文和自己，都是真心喜欢文物，热爱这工作，认为应该干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智慧，都在用尽自己的智慧去保护文物”。

　　近50年来，刘玉曾受人之托，先后为陈毅、陈省身和卢嘉锡等名人治印，也曾为一些机构和平民治印，除了偶尔的材料费，很少收取手续费用。在他看来，别人找自己治印，不是因为自己水平高，而是跟自己的位置有关系，因为故宫当时就自己一个人做这行当。

　　他更重要的理由是，文物不能成为生财之道，搞文物的人如果是财迷，后果不堪设想。做文物修复的人，应该不受外界干扰，无欲无求，这样才能一丝不苟地修复好并保护好自己手中的文物，否则“道不存，艺亦不成”。

　　有些近似荒诞的往事，不少故宫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当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故宫内也起了锅炉，铜器室的人因为有铸造经验，被请来做顾问，把故宫里的不少大铜缸给炼了。

　　下放干校劳动前，刘玉在北京展览馆看过一次红卫兵成果展，展出被砸毁的文物。看着那些残损的文物，刘玉极为心痛。

　　“文物说明那时候的文化，记录的是祖宗的文化，不能含糊，跟自己的生命一样，坏了就没了。”刘玉常对后辈说，“祖宗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搞文物的人不能做不肖子孙，否则就是不尊重祖宗。”

　　故宫若出问题，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最近发生在故宫的一系列事情，让一些老故宫人，由最初的生气、愤怒，变成了麻木和心痛。

　　在他们那个年代，也曾有文物损伤，甚至是失窃，但没有一次会像今天这样令故宫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蔡瑞芬听说，换了院领导后，所有院长办公室都重新装修，换了新家具。她尤其难以接受的是，听说院长们的办公室除了有休息室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故宫里有那么多的厕所他们不去上，还一个人弄一个厕所，连厕所都不跟其他同志一起上了，这不是跟群众隔离了吗？”这位老人对眼下的很多事情有些难以理解。

　　一些沉寂在记忆角落里的往事，也被现实冲击得重新翻腾起来。很多老人记得，吴仲超院长在任时，对故宫的安全极为重视。他不止一次告诉故宫的干部们：“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过，在国民党和日伪时期，故宫都没出毛病，如果在我们手里烧了，那既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子孙后代！”

　　与他同一时期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更是因为保护故宫和文物，留下了不少感人的故事。曾有媒体报道，上世纪50年代末，有人提出将故宫改造成“人民大众的休闲乐园”，后来甚至要建成“故宫人民公社”，要在故宫里修马路、建广场；对此，王冶秋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周恩来多次对身边的人说：“冶秋同志把文物当做自己生命一样，谁要想从他那里拿件文物，就像割他的肉一样。”

　　“文革”末期，又有人提出要把故宫改造成接待外国游客的酒店，当时王冶秋不惜直言犯上，坚决抵制。

　　据说，李瑞环分管文化工作时曾对国家文物局领导班子说：“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没有他当时的坚韧的态度，今天北京的文物古迹早就被拆毁得差不多了。”

　　蔡瑞芬记得真切的是，50年代那会儿，如果损坏文物，不仅当事人要被判刑，院长也得撤职。如今，她遗憾的是，没有院长会像吴老那样懂文物了。

　　尽管社会上将故宫最近发生的事情总结为“七重门”，甚至是“十重门”，蔡瑞芬最在意的只是3件事情——“盗窃案”、“私人会所事件”和“哥窑瓷器损坏”。“这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他们把文物看得太轻了。”老人叹了叹气说道。

　　因为故宫修复厂的这位老厂长懂得，“别的还可以修复，瓷器坏了，不可能修复”，那件在实验中损坏的哥窑瓷器，“永远不可能修复了，修了也是假的”。

　　尽管有惋惜和失望，每隔一个月，蔡瑞芬、刘玉、纪秀文等老人都会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时间，在楼下传达室里等一本叫《故宫人》的杂志。这本双月刊是故宫博物院办的内部刊物，如今几乎是这些老故宫人了解故宫境况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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