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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海岸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9日10:21  瞭望
瞭望201138期封面 瞭望201138期封面

  受伤的海岸线

  用开发陆地的思维和方式开发海洋,是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难题的根源。现在,最需要的是放慢开发脚步,“让大海缓口气”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尚前名

  碧海蓝天,青山一线,渡船从码头缓缓驶向此次海洋调研遇到的第一个大岛——龙盘岛。按当地提供的材料介绍,该岛面积17.4平方公里,与澳门相当。登岛后,本刊记者才发现,在最新版地图上仍然标示其为海岛,但早已“沧海桑田”,大规模的围垦已经将海岛变成了事实上的半岛,可以徒步向西走到陆地。据了解,围垦出的数千亩土地大部分正在开发为旅游度假别墅。

  三个多月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每一次到沿海调研,都不得不直面类似“夺海”发展的故事。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多年,我国大陆沿海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已经消失了460多个,超过一半的大陆海岸线已经人工化。过度捕捞导致近海渔业资源急剧衰退,以东海渔区为例,与资源相适应的捕捞量为200余万吨,2009年实际捕捞量达442万吨。这种状况已持续30年之久。

  据2011年《中国海洋发展报告》披露,沿海港口发展和临港工业基本都是靠围填海形成,“在地方短期利益驱动下,正在形成对岸线盲目抢占、低值利用的局面。”按交通运输部已批复的18个沿海港口发展规划,需占用2251公里岸线、1251平方公里陆域以及1615平方公里锚地用海,仅18个大型港口岸线未来规模就占大陆岸线总长的13%。

  “海域空间的诱惑太大了。”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容子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像江苏、浙江和福建等沿海省市人多地少的矛盾由来已久,又受到耕地红线、占补平衡等土地政策限制,面对海域这块空白,全都冲过来了。”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38439亿元,占GDP总值的9.7%。她指出,这个占比是大概念,其中只有40%是统计自海洋产业增加值,60%为相关产业,是模型推算出来的,“目前,从实际上看,我国海洋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在5%左右。”她举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区等规划,“70%~80%是沿海经济,附带20%~30%才是真正的海洋经济。”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纲要第十四章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作出了规划。在此前后,国务院已经批复了覆盖十一个沿海省市的沿海开发规划。“现在,地方一提起海洋经济,就是海洋这块能为GDP贡献多少,结果导致大干快上。”面对沿海地区如火如荼的状态,受访专家建议决策者多讲点危机意识和环境压力,“海被填了,岛被炸了,再去恢复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放慢脚步、放稳脚步。”

  沉重的渔业

  “我们的捕捞量基本上是零增长。”沿海A县海洋与渔业局长张猛的解释是,整个渔区捕捞强度已经远远超过渔业资源可以承受的强度,该县海洋捕捞强度控制工作已经步入“总量压减”的新阶段,产量增长已不再成为捕捞业发展的目标,“但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对我县传统捕捞业生存形成的巨大威胁,丝毫没有解除。”

  我国近海曾有四大渔场: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和北部湾渔场。所谓渔场,专指有渔汛的地方。A县所在的舟山海域原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四大渔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个个消失了。现在,我国近海已无渔汛,四大渔场名存实亡。

  张猛举例大黄鱼说,上世纪50年代,福建发明了敲罟作业方式,几十条船一起敲竹板,让黄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一网打尽,造成灭绝性捕捞。上世纪80代后期,野生大黄鱼就基本绝迹了。“现在,一条三斤多的野生大黄鱼超过万元,想当年一斤5分钱都没人要。”他苦笑着说。

  “管理渔业捕捞,主要是捕捞量和马力吨位。现在产量虽然控住了,但是马力吨位没有控住。”据张猛介绍,沿海许多船实际已超过1000马力,但证书标牌不到600马力,“因为600马力以下由省渔业局批准,超过600马力审批要到农业部去。”目前,沿海1/3的渔船实际马力与标牌不符。因此,捕捞强度不但没降反而在增强,更加剧了渔业资源枯竭。

  “我们的捕捞能力太强了,渔船太多,功率太大,网具太大,网目太小,什么鱼都能捕光。”对于该县42万吨的年捕捞量,张猛告诉本刊记者,“这个捕捞量已经超过资源再生能力的一倍以上了。”据统计,东海区所有渔获物中,20世纪50年代,四大渔产占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现在仅剩连性成熟都达不到的带鱼和小黄鱼。

  那么,为什么不能将我国捕捞能力及早引导向远洋渔业呢?

  一位不愿署名的海洋专家向本刊记者介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搞分田到户,结果集体渔业也分包到户了。生产方式决定了捕捞业尤其是远洋捕捞业不能分船到户。结果,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具有南海捕捞能力、能过马六甲海峡的船队,失去了原有的外海捕捞能力。而山东荣成当年海洋渔业公司没有分船到个人,后来成为领跑30年的全国闻名的远洋渔业大县。

  在他看来,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无处释放的捕捞能力围聚近海,竭泽而渔,“虽然现在有禁渔期和禁渔区,实际情况是‘三月不开网,一网全打尽’。”而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间接后果是,曾经作为我国海洋主权维护“排头兵”的中国渔民,有不少也逐渐从东海和南海等海洋权益维护第一线退了出来。

  “过去我们的渔船常年在南海作业,很多岛礁都是渔民停靠和晾晒鱼货的地方,在维护权益和显示主权上远比军舰、海监船和渔政船巡视一圈更实用有效。而且,当时渔民都是配备武器的民兵建制,周边国家谁敢惹?”他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渔民不配武装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武装力量开始大肆侵占我岛礁、频频抓扣我渔民渔船,“现在,渔民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经常不敢去南沙等传统渔场作业了。”

  海洋“工业化”

  最令海洋国土管理者和研究者们着急的,还是眼下愈演愈烈的围海造地、填海连岛。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国土资源部特聘专家方克定告诉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四次围海高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围海晒盐;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围海造田;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的围海养殖。目前,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填海高潮,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是沿海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港口经济和临海工业,填海、围海造地的规模远超过去,“旗号都是发展海洋经济。”

  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围海造地运动正在以数倍于过去的速度高速发展。2003年的围海面积是21.2平方公里,2004年达到53.5平方公里,2005年超过100平方公里,2009年为179平方公里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十一五”期间,围填海解决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700平方公里。

  而本刊记者在沿海某省B县了解到,就其临港经济,该县过去三年来已填海连岛围填21.8平方公里,未来三年还将围填33.5平方公里。相邻的C县已围13.5平方公里,正在围填40平方公里的围垦计划。面对一眼看不到边的围填地,本刊记者询问围填有无海域使用证,当地负责人士回答,“在申请”;工业项目在哪?“还没有,正在招商。”

  沿海某省海洋管理部门研究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种局面完全是三方“合力”的结果。从地方政府“块块”的角度看,近年民营经济不活跃,于是,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意愿格外强烈,都惦记着中石化、中石油,有一个项目落户,当地政府就活了;从部门“条条”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批出了大量工业项目,很多涉海;从行业角度看,规划部门要求包括钢铁、石化等大进大出的产业,重心向沿海转移,尤其是央企纷纷东移。

  “现在,还无法确定海洋经济概念向大工业扩展究竟是好是坏。”据他的观察,至少可以确定,“目前表现出来的行为,用的不是海洋的正向功能,而是给海洋带来了压力。”他的担心是,“大港口、大石化、大钢铁必然给地方政府带来大增长、大财税,同时也可能把海洋资源环境原来50年、100年的承载能力,在5年、10年内用光。”

  该研究人士20多年海洋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开发与保护是不能同步的,很多时候是不相容的。有些方面一旦开发了,就无法保护了。”比如渤海,正是不同季节冷暖水的变化,鱼类才能正常地活动。2003年曹妃甸围填建坝时,环评书还在争论该留4个涵洞、6个涵洞还是9个涵洞,结果在施工现场一个洞都没有看到。现在,曹妃甸生态已经发生了严重影响。当地不得不准备建桥炸坝。

  “‘十一五’期间,项目上得太快了,多少大桥一夜之间就架起来了,多少堤坝一下子就升上去了。围完了,头三五十年的税收甜头真甜。以后真出了事,苦头谁去尝?”他又讲了某省的故事,“规划部门以水利专家为主做了一个滩涂围垦规划,写进了某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赫然写着5年之内要围垦270万亩。这是个什么概念?该省水深5米以上的所有滩涂浅海都被作为可围填的了。不荒唐吗?”

  “270万亩在水利专家眼里是光滩。我说你错了,你一脚踩下去有多少生命?这些滩涂生物繁衍带动着多大的长远经济利益。”他现在痛感国内研究海洋的专家太少,“现在下海搞工程的,大部分都是从陆地转行过来的,对海洋特性没有整体的了解,对工程产生的影响认识不清、估计不足。”

  “不向海洋发展我们干什么”

  沿海C县发改局局长徐文龙打开该县的海洋发展规划图,指着四个小岛所涉海域,告诉本刊记者,“这四个岛连在一起,大概是4000亩的围垦面积。东南边可以安排一个5万~1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码头,或者两个5万~8万吨的液体化工码头;北边可以摆放4个5万吨的煤码头;西边将修一座联通陆地的跨海大桥。利用四岛开发带动两翼临港产业,陆海联动。”

  对于搞大港口的资金问题,徐文龙并不担心,“现在,国内高速公路已经大部分完成了,省级以上的高速公路投资公司正在积极向港口进军。这些公司说了,除了缺项目什么都不缺,十年二十年不赚钱也不要紧。”相邻的B县已经走在了其前面,某内地高速公路开发公司为B县正在围填的港口项目投资100亿元。

  4000亩只不过是C县向海发展的一部分。按照该县规划,2020年要完成6万亩围填海任务。现在,徐文龙最头疼的是,海域使用证国家还没有批,“我们发展海洋经济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海域使用认证太麻烦了。”海洋部门管用海,水利部门管筑坝,国土部门管用地,环保部门管环评在其看来,且不说能否通过,就是通过,正常审批至少需要6年时间,“到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申报工业用海,还要事先把所有项目作假编造好,何必呢。所以,只能报用途为种植和养殖的农业用海。”他解释说,如果报产业用海,要交每亩3万~5万元的海域使用金,而报农业用海一分钱也不用交,“受项目环评和海域使用金这两条限制,我只能搞农业用海。”

  徐文龙说,其实农业围垦也会遇到问题。围填后,作为农业用地属于国土资源部管。如果要转为建设用地,用地指标每亩至少5万。而用地指标不但需要国家计划,还要根据占补平衡政策,用一亩耕地必须补充一亩耕地。他笑着说,“最近,不是逼得浙江宁波造地都造到丽水的山顶上去了吗?”

  “而且,即使这一关也过了,要搞港口发展,还要港航部门的审批。”徐文龙告诉本刊记者,按照规定,“1万吨以上的港口要由国家审批;5000吨的港口要省里审批;3000吨的港口要市里审批。我们县只能审批500吨的港口。”

  怎么办?“我们先围了再说。”徐文龙实话实说,“如果不围,以后会越来越难。我们这种县级地方政府的项目,大部分相关手续都不全。否则,什么都别干了。”今年以来,C县所在的省政府,为了帮助各市县解决这个问题,决定每年拿出8万亩用地指标和10亿元资金专门用于海洋经济范围内的产业集结区建设。C县花费了大量精力搞出海洋经济规划,期望挤进去,最后由于一位省领导不同意而“功败垂成”。

  对此,徐文龙说自己早有心理准备,C县向海发展的决心不变,“我们陆域面积不到海域面积的一半,作为困在山地的沿海县,不发展海洋,能干什么?”现在,在县长的带领下,C县又提出了“蓝色国土绿色发展”的新思路,重新论证规划,“这一次一定打好环保概念牌。”

  据C县一份内部最新资料显示,过去30年,C县的122个岛已经变为目前的99个。

  “让大海缓口气”

  十年前,国家海洋部门做过一项研究, 2010年后,中国海洋经济就应该进入一个平稳期,不能再加速。“放慢脚步,千万不要再追求速度。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刘容子分析说,“过去20年,沿海开发的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进入到现阶段,不能再高了。”

  前车之鉴就是日本。其濑户内海曾经流行水俣病、汞中毒,就是因为其沿海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彻底将濑户内海变成了“灾难海”。后来花了三五十年才得以缓慢修复;同一时期,日本用了20年时间将海岸全部人工化,变成了水泥海岸,海岸线遭到严重侵蚀破坏。最后,不得不用巨大的财力物力重新修复,重新恢复自然海岸。

  方克定并不反对围填海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本身,并以深圳为例说,其早期的填海,无论是盐田港还是宝安机场,效益都很好,“经过严格论证的,该填还得填,像靠近香港的15平方公里的前海新区。但是,深圳湾已经缩小了1/3,以后就需要慎重考虑,不能再大规模围填了。”同样的问题包括胶州湾,德国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圆形海湾,世界少见。现在填成了不规则状,缩小了1/3。

  在他看来,围填海不能太快,要给科学家以观测研究分析的时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陷入了发展空间困境的日本,开始大规模填海造陆。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隐患。自1945年到1978年,日本全国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0平方公里。很多靠近陆地的海域里已经没有了生物活动,海水自净能力减弱,赤潮泛滥,日本渔业遭受重大损失。

  为防止悲剧重演,现在日本围填海更多采用建设人工岛的方式。神户的港岛和六甲岛、东京湾内的扇岛以及长崎市的香烧岛,都是十分知名的人工岛。方克定特别就此提醒地方政府,即使围填,也要重视填海方式的科学化,吸取别人的教训,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中国陆海关系从陆海统筹向海陆统筹转变过程中,围填要从现在对岸线破坏较大的截湾取直式和平推式,向离岸填海的人工岛式填海转变。既不改变海岸线的形状,又增加了抗击海浪侵蚀海岸线的能力。”

  至于渔业,受访专家认为,一方面要在保护基础上稳定放缓近海捕捞,一方面还应该“走出去”发展远洋捕捞。我国远洋渔业在整个渔业中占比不到10%,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不过,1994年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地球上近36%最富饶的公海变成了沿岸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远洋捕捞成本越来越高,捕捞配额争夺更趋激烈。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多种模式组建国家力量支持的远洋捕捞船队,有序地将目前集中在近海的捕捞能力释放出去,“像支持中海油那样支持远洋渔业,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采访的最后,当本刊记者询问我国海洋的修复能力时,多位受访专家还是抱有信心,毕竟经过这些年的大声疾呼,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思想也正在发生转变,“只要不再用开发陆地的思维和方式与海相争,给海洋缓口气,大自然的自我修复会逐步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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