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民国金融沉浮：百年中行人
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本刊编辑部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名为蓝格志拓植的公司，公司声称经营橡胶种植园、开发石油、煤炭、木材等生意。当时，由于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胶鞋、三轮车、橡皮雨衣等一些与橡胶有关的新型产业的出现，国际上对于橡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许多金融资本家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厂，同时把总部设在远东金融中心上海，橡胶股票炙手可热。
蓝格志拓植也是跟着这股“橡胶热”应景而生。但是，这家公司是打着橡胶旗号炒卖股票的众多空壳公司之一。而麦边，只是一个地道的金融炒家和投机客。
麦边和其他外国投机者一道，不断在上海的报纸上宣传橡胶产业的前景和自身公司的业绩。他们在上海市场以高价购买橡胶股票，炒高后大笔转让，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回收。
仅仅几年时间，橡胶投资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上海。不但上海的富人竞相倾家购买，连老百姓也不惜借贷，一些阔太太甚至当掉金银首饰换购橡胶股票。只要有新股出现，数月间价格便会轻易翻上几倍。在这场橡胶大战中，华商直接投入的白银总量接近3000万两，并且还在伦敦市场投入了1400万两。而蓝格志拓植公司开办那年，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超过1亿两白银。
流向橡胶市场的巨额白银，大都出自上海的钱庄、银号和票号，其中以正元、兆康、谦余最大。他们一方面向投机者贷款购买橡胶股，然后再以股票作抵押进行二次借贷；另一方面自己也直接参与炒卖，钱庄不惜以实业和庄票进行抵押向外国银行拆款(一种几天期限的短期贷款方式)。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传统金融机构，正在用与生俱来的粗犷方式，加速自己和这个国家在新规则下的解体。
到1910年春天，橡胶行情开始急速倒退。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崩盘。外国银行当即“变脸”，停止了对中国钱庄的拆款，并且马上催要先前欠款。此前，像麦边一样的外国投机者早已捞够白银，在将全部股票套现后，恰时退出了上海橡胶市场。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橡胶股票风潮。它不仅让深陷战争和赔款中的晚清经济雪上加霜，更让数以千万的白银外流，掠走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有限资本。在这场危机中，与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同为当时中国金融稳定擎天柱的地下钱庄相继倒闭。这种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曾一度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已经在现代雏形下的西方金融资本面前明显地不堪一击。
翌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走上共和道路。随同政治体制一起改头换面的，还有千疮百孔的中国金融业。当时代表实业派人士的“棉纱大王”穆藕初曾感慨：“实业虽为社会所需要，然在在赖金融之调剂，纵览各国历史，农工商百业发展之主因，无不以金融机关为入手先著。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滞，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一大批和穆藕初一样的实业救国者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图强，必须发展金融业，而发展金融业，在依靠民间金融机构的同时，更要凭借大型国资银行的有力后盾。
这是另外一场革命，甚至于政治革命之先酝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逐渐掌控中国金融命脉。辛亥革命前的几十年，晚清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背后几乎都有外国资本从中参与，即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也难逃因其破产。为了对抗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从1897年到1911年，晚清共设立过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在内的十七家官办银行。清朝灭亡时，还有十二家留存。
与中国近代金融业启蒙伴生的，还有一大批近代金融银行家。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吴鼎昌、宋汉章、张公权、贝祖贻为代表的一代民国金融家苦心经营，利用新生的国家银行为后盾，逐步探索出了一套专业化的金融管理运作方法，为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出现贡献了自己的才干，他们带来的是一场悄然无声的金融革命。
今日宋孔家族
散居在海外各地的孔宋后人，现在已摆脱大家族的束缚，活出了自己的天地
特约撰稿 贺莉丹
宋氏家族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字嘉树)担任传教士并且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母亲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代。宋家与孔、孙、蒋家亦渊源深厚，宋子文的大姐宋霭龄为孔祥熙夫人，二姐宋庆龄为孙中山夫人，三妹宋美龄为蒋介石夫人。而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和总务司长、广东省政府委员，还担任过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理事，是宋子文在金融实业上的主要助手；小弟宋子安曾任国货银行、广东银行董事，较少参政。
宋孔家族的后人而今如何？
海外出生的宋家第三四代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有三个女儿：长女宋琼颐，次女宋曼颐，三女儿宋瑞颐。
1928年，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出生在上海，“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在家里学习，我们没有到学校去，请老师在家里教，早上学英文，下午学中文。因为当时发生过小孩被绑架事件，我父亲觉得太危险，就让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有时我们就在家里的园子里玩，出去时总有卫队陪着，所以我父亲也放心。”
宋琼颐回忆，在她小时候，最远到苏州，南京也去过，“母亲、妹妹一起，有秘书跟着，父亲坐飞机，我们也坐飞机。”
1937年，9岁的宋琼颐离开上海，先到香港，之后赴美求学。这以后，宋琼颐跟家庭的联系大部分通过写信，告诉万里之外的父母她在美国的生活与学习情况，“一开始我们住在美国加州，一年后我们去了华盛顿，后来我进了华盛顿的教会学校，我们在华盛顿和亲戚住在一起。当时，我的父母亲大部分的时间在重庆。”
大约在1948年、1949年前后，宋琼颐曾回过一趟中国，她依然记得，“在南京的路上driving jeep(开吉普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时南京的路上车不多，而且路很宽”。那时她还不到开车的年龄，也没有驾照，她显然胆子不小。
“有趣”，是宋琼颐评价一件事情时很习惯的用词，她的言谈中常常是上海话夹杂英文，在出席公共场合时，妆容整齐，姿态雍容，在空档间也不忘让儿媳帮忙补搽口红。她还记得她从小就背过《长恨歌》，但是，里面的内容，她并不怎么记得了。
“我的父亲就喜欢看书，尤其是历史书；他偶尔到外面散散步。他年轻时在上海，有时到虹桥路骑骑马。在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在家里跟我们谈及政治。他做的事，他从来不在家里谈。”宋琼颐这么说。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宋子文的三个女儿相继出嫁，并生儿育女。
1952年，24岁的宋琼颐嫁给了冯彦达，从那时开始，她被人们称为冯宋琼颐(Laurette Soong Feng)。冯彦达是上海永安公司创办人郭彪的外孙，其父冯执正为宋子文青年时代的朋友，曾任驻德国汉堡领事、驻荷兰阿姆斯特朗领事，抗战时期先后出任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945年8月底起冯执正任驻墨西哥大使。
宋琼颐的长子冯英翰曾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冯彦达先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其后在斯坦福大学取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我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市场营销，后来他开始从事投资银行的工作，这使得他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在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去世后，我父亲帮助宋子安打理位于美国三藩市的广东银行业务。2004年，我父亲因癌症去世，他葬在芬可利夫墓园。”冯英翰回忆。
而在宋子文的小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的记忆中，冯彦达总是“非常喜欢讲笑话，平易近人，看来书卷气重，很瘦。我每次见面都会问他，‘你为什么身材保持得这么好？’他说，‘我有独到之处’。Laurette告诉我，当她先生过世时，她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宋子文的次女宋曼颐嫁给了余经鹏，余家为新加坡华裔。“余家是做中药起家的，也拥有百货公司。”宋曹琍璇介绍。
而宋子文最小的女儿宋瑞颐，则嫁给了Arthur Young，杨家为菲律宾华侨。
宋子文的三个女儿一共生育了9名外孙(女)，其中，宋琼颐育有两子冯英翰与冯英祥，宋曼颐育有一子二女，宋瑞颐则育有二子二女。
“在我5岁之前，母亲常跟我们讲中文，到美国的学校上学以后，我的中文就‘丢’了。”冯宋琼颐的长子、57岁的冯英翰，是完全的美式举止，偶尔会吐出“中国”、“你好”几个简单的中文词语，常常会将“5岁”习惯性地称为“5年”。
1975年，冯英翰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主修新闻学，“我之所以选择新闻学，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有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报道了著名的‘水门事件’调查，使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让该报饮誉全美，这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其中一位直至现在仍在《华盛顿邮报》任职。要知道，在我们的大学时代，每一位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想为《华盛顿邮报》服务。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我也喜欢问问题。”
这在本科毕业之后，冯英翰进入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77年硕士毕业后，冯英翰在位于新泽西的《明星记事报》从事了7年的媒体广告相关工作，其后担任华盛顿邮报媒体集团经理。
1997年，冯英翰与林向阳结婚，他们的儿子冯永浩今年12岁，女儿冯永宁今年10岁。冯英翰的一双儿女基本上每个礼拜六都要到美国的中文学校学习3小时中文，从上午10点一直学到下午1点。
“冯英祥跟随了父亲的脚步，他也继承了外祖父宋子文对金融的兴趣”，冯英翰这样介绍他的胞弟冯英祥。1975年，冯英祥就读于宾州大学时，他的外祖父宋子文业已辞世。那个时候，冯英祥开始对外祖父宋子文的历史感兴趣。他于是选择攻读政治学，这或许是“受外祖父的影响”，后来他这么总结道。
冯氏兄弟待人接物，态度异常谦逊。与父亲冯彦达相似，54岁的冯英祥选择从事与银行相关的理财投资规划，后任瑞士信贷集团美国私人银行部执行长，“算是子承父业。”宋曹琍璇介绍，跟外界想象的不同，冯英祥跟他的父亲并不在同一家银行任职，而是依靠自己的奋斗。
“我在宾州大学读书时，专门学习过3年多的中文，所以能讲一点点。”冯英祥告诉记者，他的中文程度只限于简单交流，但跟哥哥冯英翰相比，已经好了很多。冯英祥与他的夫人冯陈慧儿曾是宾州大学同学，“现在我们的小孩都在努力学习中文。”冯陈慧儿说。
在2006年的夏天，冯英祥与他的两个儿子冯永康与冯永健曾特地赶赴上海参加“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是复旦大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两大学术机构的首次合作。一个细节是，当时冯英祥父子三人全程都戴着同传耳机，很认真地做笔记，听取每位学者的发言。
宋孔家族皆单传
在宋曹琍璇看来，按中国传统讲法，宋家并非子嗣众多：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与夫人席曼英只育有独生女儿宋庆怡；宋子文的小弟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生有两个儿子宋伯熊与宋仲虎，长子宋伯熊住在纽约，主要从事财经管理，只育有一个女儿；次子宋仲虎跟宋曹琍璇育有一男四女共五个孩子。
“我只有一个儿子Charles Soong，中文名字叫宋元孝，如果按中国人的讲法，宋家只有我先生两兄弟和我儿子一共三个男生。所以，宋家、孔家现在是单传，现在壮丁最多的是蒋家。”现身公众场合的宋曹琍璇，总是光彩照人，言谈风趣，自是瞩目焦点。
宋曹琍璇对于她的独子宋元孝并没有特别的期盼。作为一名基督徒，她只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快乐的、尽责任的人，“平安度日，每天均有喜乐在心”，“成就对我来说，好像过眼烟云。”
在她看来，孩子们是否一定要进美国名校，这也要看孩子们自己的兴趣。宋曹琍璇并不鼓励孩子们从政，孩子们也完全没有从政的念头，比如，宋元孝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的就是比较文学，“马英九有段时间那样被丑化，我都觉得他的人格被屈辱。政治圈非常丑恶。”
宋曹琍璇的五个孩子都是在美国长大，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是遥远的一个名词。在孩子们很小时候，宋曹琍璇就告诉她的孩子们，“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你们的祖国，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中国人。”她让孩子们从小就去海外的中文学校念书，尽管他们从小会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但目前的中文程度仅限于“在点菜时认得鱼、鸡、虾而已”，“中文不是很好学的，所以每个孩子每礼拜六上中文学校时，都哭哭啼啼。他们觉得：为什么要学中文？！在美国，我根本用不到中文！”
但宋曹琍璇的儿子宋元孝和她的二女儿都积极学习中文，“他们当时不懂，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起飞受到全世界瞩目，我的孩子常很感慨地说，‘那时没把中文学好，太糟糕了！妈妈，我应该常到中国看看’。他们现在突然‘觉醒’他们是中国人，应该会讲、会写中文。”
就孔家而言，孔祥熙有两子两女，最为外界所知的是长女孔令仪，而孔令仪还有其大弟孔令侃、妹妹孔令伟、小弟孔令杰。
但岁月更替，在所难免。1992年，76岁的孔令侃去世；两年之后，75岁的孔令伟去世；1996年，75岁的孔令杰去世。孔令杰唯一的儿子孔德基，出生于1964年，以前住在美国得州。孔德基也是孔祥熙唯一的孙子，目前负责管理孔家财产，他一直在学校进修，又去学中文，因为“他们家产业蛮多，孔德基也蛮忙，孔家财务很多是中文记载。”宋曹琍璇介绍。
就蒋家而言，蒋纬国有儿子蒋孝刚；蒋经国的三子蒋孝勇与蒋方智怡有三个儿子蒋友柏、蒋友常、蒋友青，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的儿子蒋友松、女儿蒋友兰近年也渐被媒体曝光，蒋家第四代看来人丁兴旺。
“这些孩子都不错。蒋孝刚是律师；蒋友松蛮脚踏实地，他在美国自己创业，主要做电脑方面的高科技产业；友兰在香港也做得不错。友常大概是这些孩子里最平易近人、也最诚恳的，他和哥哥友柏一起创立橙果设计公司；友青小时候，常在我家住，因为他爸爸生病了，他妈妈要陪他爸爸看病。”宋曹琍璇说。
而目前蒋家第四代后人，无一人从政。宋曹琍璇很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在大环境里，大家还是用异样眼光看蒋家，这些孩子很怕人家用异样眼光看他们。他们现在都能摆脱束缚，活出自己的天地。”
“希望一切靠自己”
“在美国，没人知道Soong Family(宋家)，我不觉得我来自一个特殊家庭。”在冯英翰看来，他们兄弟如今的事业皆缘于自身努力，“并不是因为我们来自宋家，就能享有某种优待。我想，我的外祖父宋子文也希望我们一切都能靠自己。”
而宋仲虎的父亲宋子安去世时，宋仲虎刚从哈佛大学MBA毕业。在宋曹琍璇的眼中，她的先生宋仲虎“完全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样子”，“在这个家族长大的孩子，在他们小时候，都有一段非常寂寞的时光，父母都在为国家奔波，我公公就常常不在家，在家的时间也都在应酬，他们要接待外交官员。那时台湾非常穷困，那些人过来，我公公要帮他们张罗吃住、交通。”因为当时父亲宋子安常去台湾，宋仲虎后来还常常跟他的孩子们讲述这段经历，感叹，“我在小时候都怀疑：我的父母亲爱不爱我？我觉得他们最爱的是一个我看不见的台湾。”
宋曹琍璇祖籍湖南，长于台湾，父亲是一位军人。在台湾念完大学后，主修土地资源的她又在美国取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之后在一家假日旅馆实习，她与宋仲虎很“巧合”地相识，当时宋仲虎做矿泉水生意，正处创业期，已7年了，“他那时认为，水在未来世界会被污染，一定要喝瓶装水。尤其他到欧洲后，看到大家都喝瓶装水，30多年前，他就在美国设立一个矿泉水公司卖瓶装水，很可惜，那时没人喝瓶装水。我听说有个男生做瓶装水生意，我想，他一定是脑子烧坏了，谁会喝瓶装水？”因为毕竟那是在美国，自来水一打开就可以喝。
有一天晚上11点，曹琍璇当班，宋仲虎进来卖水，他们相识。后来宋仲虎告诉她，“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会是我太太。”
宋仲虎从小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很喜欢的一个外甥，“每年寒暑假，他都去台湾，蒋公非常喜欢他，蒋公曾给我先生在一些照片背后写，‘你走了以后，我很寂寞，我希望你早点来陪我，我一个人独处，思念你们非常深’。”在宋曹琍璇看来，诸如此类的言辞，有超越旁人想象的感性。
在宋曹琍璇眼中，一直在美国长大的宋仲虎为人极其低调，即便当年在跟她交往时，宋仲虎也从未提过宋美龄，“美国小孩没有背景观念。一直到他跟我求婚，我希望他跟我回台湾见我父母，他才说：可能有点不方便，我姑妈是你们的‘第一夫人’。我还不明白，因为那时是蒋经国做‘总统’。我的父母亲知道以后反而反对(这门亲事)，他们觉得对女孩子来讲，嫁进大家族压力太大，劝我最好不要”。
1982年，宋仲虎与曹琍璇结婚，“别人讲，我和他是两个快乐的单身汉，住在同一屋檐下，却生了5个小孩。让我们沟通的基础是《圣经》。”
上世纪70年代，宋仲虎创立一家矿泉水公司。后来，宋仲虎的这家矿泉水公司曾在加州西岸有75%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美国矿泉水界的元老。
“我先生一直是所谓走先锋路线的人，他现在又在做功能饮料。”在宋曹琍璇的印象中，先生宋仲虎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男人，忠厚老实，完全没有优越感。”
父亲从小教诲曹琍璇，“要爱国、爱民族，成为一个中国人要落叶归根，要记得自己的国家。”“幸好他娶到我”，宋曹琍璇刚参加泛蓝工作时，先生宋仲虎常有不解，“但自从家族档案开放后，加上台湾这几年来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也开始有份忧虑。”
在宋曹琍璇看来，在宋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不管成功、失败，他们都很愿靠自己的能力谋生，“尤其我们到了海外后，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钱到可以吃几辈子。我们家族好像没有一个人不用做事，孔大姐(孔令仪)也有她家庭责任，她以前要陪她母亲，后来要照顾蒋夫人，所以她不能到外面做事。”
宋曹琍璇没去外面工作，是因为有5个孩子需要照顾，但她自认跟美国一般的家庭主妇没有不同，“我在生活中、在孩子的学校做义工，回家教养孩子，有需要时我也陪先生做社交等工作。”
小时候，宋曹琍璇的孩子就知道自己来自Soong Family(宋家)，看到蒋夫人边上有侍卫、有那么多随扈人员。他们觉得很奇怪，就问母亲宋曹琍璇，“姑婆到底在做什么？”
“孩子们以宋家为骄傲，可他们出来时完全跟别的小孩一模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特别讲，‘你们是不同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有这样的压力，会不健康。”宋曹琍璇认为。
在她看来，宋家的孩子身上从来没有所谓光环，“我们长辈应得的荣耀，属于长辈。如果今天我们靠着一个宋家的名去享受特权，不公平，那是一种虚荣。”
家族联系顺其自然
在宋曹琍璇的印象中，在美国大家都很忙，家庭聚会一般选在一些节日，比如，圣诞、新年或她先生的60岁生日之际等。
宋美龄在世时，蒋、宋、孔家常聚，“蒋夫人是长辈，所有人都听她的，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在宗教节日、她生日时，我们都会去纽约看她，大家一年总有好几次聚在一起。那时蒋夫人已年迈，最盼望热闹，所有亲友聚在一起，是她最高兴时。蒋夫人喜欢小孩，而我是拥有最多小孩的一个妈妈，她常要我把孩子带到她边上。”
在宋美龄晚年，家人对她每次的生日都很珍惜。宋曹琍璇与蒋方智怡会合，往往在宋美龄生日前或后一星期的周末，为她做场侨界寿筵，邀请侨胞相聚，这样直至宋美龄106岁时，“每次都爆满，票都不够卖，卖票所得款项用作公益事业。”
岁月轮回，分别总是在所难免。宋家六兄妹中，最早辞世的是小弟宋子安，1969年2月25日，因脑溢血，62岁的宋子安不幸在香港病逝；1971年4月25日，77岁的宋子文在美国猝然辞世；1973年10月，84岁的宋霭龄病故于纽约；1981年5月，88岁的宋庆龄病逝于北京；1987年，88岁的宋子良在纽约辞世；2003年10月24日，106岁的宋美龄离世。
宋美龄过世后，孔令仪一度成为蒋、宋、孔三个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与核心。宋家成员在美国主要分布在纽约与三藩市两地，家住三藩市的宋曹琍璇一家以前常去纽约看望蒋夫人。在孔令仪生前，她过生日或过年、过节时，他们一年也去三四次纽约看孔令仪。每次去纽约时宋曹琍璇也总会打电话给宋琼颐，大家见面，“一般来讲，我们家族还是以长者为中心。以前总会为了老人家聚，好像现在聚的时间没有以前多了。”
孔令仪的先生黄雄盛曾是空军上校，也曾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比孔令仪小三岁，两人感情一直笃厚，“黄雄盛先生的去世让令仪情绪很低落，因为一路走来，令仪都是依靠她的先生。”与孔令仪相交多年的香港商人李龙镳先生曾告诉记者。
在宋曹琍璇看来，在先生走后，孔令仪一度很沮丧，她既不想接待访客，也不爱好运动，“她最大的娱乐就是去打一次麻将。”
2008年8月22日，孔令仪病逝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寓所，享年93岁，葬于纽约芬可利夫墓园，与她的父母弟妹同一墓室，宋美龄也葬在那里。
随着老辈人的相继离世，家族成员的关系逐渐变得淡漠，似乎在所难免。但在宋曹琍璇看来，这是每个大家庭都将面临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生活方式。我们做长辈的只能常常提醒，你们是一家人，必须常常来往、彼此相爱、照顾对方。至于孩子本身的意愿，不是我们能勉强的。”
但尽管如此，宋曹琍璇与冯英祥兄弟仍在极力维护家族纽带。譬如，宋曹琍璇到台北后，跟蒋方智怡、蒋友松、蒋孝刚及其夫人蒋王倚惠等常有接触，2008年3月份她就曾因为忙着为马英九辅选，离台时连很多长辈都没来得及打招呼，“有时家人相聚，真要付上一些努力，大家平常太忙。”
“身体里流是中国人的血”
按家族传统信奉基督教的宋曹琍璇从事美国的海外宣教工作，她在美国做新移民服务工作，也曾在芬兰、东欧做过教会义工，教会中人都知晓她来自Soong Family(宋家)，但在那里，没有人看重她的身份。在外面做社会福利工作时，宋曹琍璇也从来不讲自己的身份，若非宋子文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先后公开，她也不会露面。
2005年年初，蒋经国之子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曾以蒋家代表身分，与胡佛签署保管合约，将两蒋日记暂存胡佛50年，并逐年公开蒋介石日记，供人研究查阅。
因蒋家后人大部分在台湾，于是，蒋家便委托宋曹琍璇在胡佛把关蒋介石日记。
“在2005年，我们宣布蒋介石日记进胡佛时，蒋方智怡女士特别讲，她觉得这些日记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不只是蒋介石先生一生的奋斗记录和心路历程，也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资产。蒋方智怡女士特别强调，一旦中国的土地上有专业的、真诚尊重历史的图书馆，她希望将来这些日记能回归中国故土。”宋曹琍璇说。
作为过滤蒋介石日记与宋子文档案的家属代表，宋曹琍璇将定位自己成“一位过滤档案的义工”。那段时间，通常在上午九、十点，她驱车一小时，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呆上8至10小时，常常在晚上七八点后才回家。
“外人觉得我很努力，其实我蛮享受的，对我而言也是求知欲、好奇心的一种满足，我受档案吸引，觉得好像看连续剧一样。看蒋公日记，我常想，今天这样的事，不知明天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尤其看到1947年开始节节败退到台湾，蒋公内心痛不欲生，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他下一步怎么做。”宋曹琍璇强调自己是在用学习心态看宋档与蒋介石日记，“从日记中更了解这位长辈。”
2006年3月底，胡佛公布消息，开放整理出第一批蒋介石日记。2009年，最后一部分蒋介石日记也在胡佛解密。而蒋经国日记，因涉及到太多隐私内容，何时开放尚在讨论之中。而蒋、宋、孔三家档案的把关者宋曹琍璇，成为迄今阅读两蒋日记最多的人，也包括目前尚未开放的蒋经国日记。
“正好我是家族成员，正好我看得懂中文，我才被放到这个位置上。”宋曹琍璇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摇摇头，笑了。即便现在，她依然不希望自己高调地站出来。
当然，当时宋曹琍璇曾考量是否要将日记中的这些部分过滤掉，但是她最后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最后考虑到的是，这些正好说明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蒋公能把他年轻时的荒诞日子写得那么巨细靡遗，他的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他自己看的；到后来，他还重新阅读他自己以前的日记作为借鉴。”
“宋曹琍璇对于凡是蒋介石在日记中骂宋子文的地方，她一条都没有掩盖。所以我就跟她谈过好几次，我说：你这个做法非常正确，一切让史学家去研究，你要相信历史学家与读者会做出公正结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外闻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杨天石对记者如此作评。
宋曹琍璇坦言，比如，对于开放的从1917年至1945年的蒋介石日记，她只保留了6处，“所以学者们都很高兴。譬如，蒋公在日记里骂人，我只有把被骂的名字遮掉，骂的内容不遮。如果把整段遮掉，人家还以为我们好像有不可告人之处。”
在她看来，蒋介石在日记里有非常多的自我反省之处，“蒋公是阳明理学的追崇者，王阳明先生的自律他最欣赏。他早期在日记里常说要戒色、戒恶、戒赌，他年轻时的日记，毫无保留地写自己的想法。他在外面嫖妓、赌钱、买股票赌输了……他一点都没隐瞒，他在每天的日记都提到，今天做了什么事、有些事是不应该的。他虽然年轻，可非常有自律精神，他很执着。”
与此同时，由宋曹琍璇负责审阅的，还有2005年落户胡佛的孔祥熙档案，在2009年9月已整理出47箱孔档，向公众开放，“孔德基是个外国小孩，我觉得他对档案内容不太清楚，他是希望我看完后告诉他里面有没有需要过滤的。”孔德基是孔祥熙唯一的孙子，出生于1964年。宋曹琍璇大略翻阅孔档时，就发现已有人整理过孔档，“我们都判断是孔令侃先生在早期就已帮他父亲整理过，我也告诉孔德基先生：这些资料，你的大伯已经整理过。”
“我只是做过滤工作。”宋曹琍璇这么定位自己。她希望，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能够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足够史料，她清楚，“档案被学者们使用很重要，档案不用，就是死的。”她也期盼，未来能让学者们完全使用家族所有史实资料。
不过，在宋曹琍璇看来，宋家也有遗憾，“宋家后人很不幸地都住到海外，跟自己的祖国有距离。”所以她相信，从家族档案开启，对宋家后人而言也是一个很好冲击，可以提醒他们，“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
而蒋经国日记是否公开，最终依然要看蒋家家属怎么决定，“我想，蒋家也没有所谓的‘阻力’，因为两位‘总统’日记影响力较大，蒋家家属当然较为审慎。”宋曹琍璇这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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