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生国家的"立宪时刻"
一个新生国家的"立宪时刻"
【辛亥革命风云录 1911-2011】
如果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足够成熟，就不会使革命走向极端，把所谓的敌人彻底消灭，变成一个无穷的不断革命下去否定下去的一种循环。真正的革命使得宪法制度产生了，并且在革命中产生了“反革命”这样一种保守力量，从而推动宪法出场，革命退场，革命最终要通过自我的否定完成守护革命成果的一套制度建设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高全喜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外部力量持续强有力的冲击，这个外部力量不同于传统王制所面对的游牧民族，而是裹挟着物质力量、文化力量乃至制度文明的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在现实面前，中国开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向哪里转，不知道“彼岸”在哪里。但是人们很清楚，老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
清廷最后十年构建新国体的努力
甲午海战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给中国很大的启示。从日本的经验里，中国隐约看到了“彼岸”的所在。于是，在外部列强日益严峻的冲击之下，清廷庞大的旧体制里，出现了改革力量。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可以说，现代中国的立宪史就是源自戊戌变法。
但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收场。戊戌变法失败后，原先朝野共同诉求体制内变法图强的改良主义力量，逐渐分化为“革命党”与“立宪派”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国路线”。就立宪派的演变来看，其又可分为两股变法求存的力量。一股是以康梁党为主体在海外发动的、朝野精英中广泛参与的、主张体制改革者的力量，其口号是“君主立宪”。他们创办了多种刊物，像《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极力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派在体制内深得人心，尤其是在野的士绅阶层如张謇、汤寿潜等人。他们早就主张立宪改制，1901年之后，他们所代表的士绅阶层构成了国内立宪派的主体。
此外，还有一股来自清廷上层的改革力量，像张之洞、端方、袁世凯等一些封疆大吏，他们都主张效法日、俄、英等国体制，实行君主立宪，保国、保教、保种，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之危机。随着清廷内外危机的加深，上述两股力量逐渐合流，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成为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走的必然之路。晚清新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以清末的形势来看，不变法，统治者只有死路一条；变法，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两害相权取其轻，慈禧太后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符合清王朝自己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是明智的政治决断，不能简单地视为“骗局”。虽然上层的立宪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但是立宪主义的君宪制改革一直在向前推进。如果以十年为尺度，1911年的中国和1901年的中国已经大不相同，民间报纸、社会组织、咨议局等已经有了极大发展。
费正清说过：“清代从1901年到1911年的最后10年与其说是处于崩溃时期，倒不如说是处于新的开始时期。制度和社会的变革开始较早，而政府灾难直到最后降临。事实上，直到1911年为止，中国政府一直按19世纪90年代所宣扬的、但未见成效的那些方案逐步进行重建……确实，慈禧太后和顽固派没有其他路可走，义和团战争表明了纯排外主义的破产，而反清叛乱的威胁促使清政府采取创造性的步骤来拯救自己，因此中国政坛上的主要运动就是保守的改革。”
但是，清廷的预备立宪其主导意志晦暗不明，满族专权迹象明显，反而伤害了这一改良立宪主义路线的政治声誉，导致部分立宪派倒向了革命党。
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
清廷的改革失去了人心，革命派的力量得到壮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但与辛亥革命相对应的君主立宪之道路并没有随着武昌起义而终结。在一百年前这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在关涉现代国家构建的“立宪时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政治势力存在：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势力和立宪派为一方，革命党人组成的南京临时政府为另一方，第三方就是满清权贵。
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同时也是自创立皇权制度以来的最后一位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在现代国家的“立宪时刻”，以隆裕太后、宣统皇帝为主要当权者的清王室，他们也面临着一次生死攸关的政治决断。他们的决断结果就是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应该说，这是承接君主立宪道路余绪的一份宪法性法律文件。诏书全文如下：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份逊位诏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原则是，赞同共和立宪国体，将政权转让于一个立宪共和国，而不是传统上例行的皇帝退位诏书，将统治权转让给另外一个一家一姓之王朝。这份契约性的逊位诏书，其基本前提是将统治权授予双方都认同“共和立宪国体”，没有双方对此的一致认同，逊位诏书可以说是无效的。正是在这一根本点上，双方达成了共识：建立共和国，这是全体人民的愿望、心声和共同的意志。
为什么说它是一份契约性的逊位诏书呢？因为它对于双方都有约束力。由于清帝表态赞成共和，所以民国政府要优待大清皇帝，这是一种政治契约关系。也就是说，《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以及其他《优待条件》)是宪法性质的文件。《逊位诏书》三道圣旨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样，皆属于民国的建国文件，两者共同构成了共和政府的法理基础。
人们以往注意到了有关退位与优待条件的契约性关系的清室一方，而忽视了另外一方，即对于未来的中华民国，清室退位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不是优待条件，而是清帝逊位让与的对象(接受方)只能是共和立宪之国体，即中华民国———人民的共和国，而不能是另外一个一家一姓之皇帝。如果从上述这个具有契约论蕴含的宪法视角来解读，我们就会发现，这份逊位诏书所具有的意义是巨大的，它彻底打破了古代千年盛行的王朝帝制之循环更替的传统，实现了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
这个逊位诏书的“共和立宪国体”，从未来中华人民的国家构建来说，又是对于革命党人的革命立宪和清王朝改革派的改良立宪的双重继承和超越———既继承和超越了革命党狭义排满的种族革命的立宪建国，也继承和超越了体制内顽固守旧于君主专权的君主立宪，而是将它们同归于一个立宪国体，即“共和立宪国体”。这样一来，整个中华数十年来贯穿于体制内外相互对决的不同立宪建国(改制)运动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安顿在一个最高的“共和立宪国体”之中。
《清帝逊位诏书》固然接续的是晚清其来有自的改良主义政治变革，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一波三折的君主立宪制的变法改制传统。但从本质上看，它却不是这个传统的简单延续，因为这个传统是千年王朝政治变革的范畴，是皇权主导的变法图强，其最终失败或许是必然的，由此说《十九信条》(指1911年〈宣统三年〉11月清政府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标志着这个变法传统的戛然而止也并不为错。
《清帝逊位诏书》来自这个传统，但又异于这个传统，它属于现代中国的一部分，其实质已经是处于肇始之际的新中国———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有机地纳入这个革命建国的新传统之中。也正因为此，才能够将它视为奠定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的宪法性法律文件之一，而不再是清王朝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性法律文件。
两个共和政府的宪政博弈
清帝退位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致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咨文和袁世凯的电报中都使用了“清帝逊位”的说法，实际上默认了清帝退位的禅让性质。伍廷芳在和谈期间的电报中也两次使用“光荣”一词，并认为“清廷以争一君位之故，不惜流全国之血，必为人道所不容”，最佳选择是主动退位以享受“国民之优礼”和“文明待遇”。
对于清帝逊位，袁世凯更是高度赞誉：“凡我国民，须知此次改革，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剏局。非舍故君而代以新君，乃由帝政而变为民政。自兹以往，我中国之统治权，非复一姓所独擅，而为四百兆人所公有。我中华国民，不论满、汉、蒙、回、藏何种民族，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上之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
《清帝逊位诏书》一经发布，孙中山旋即宣布辞职，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清帝逊位诏书》出现“袁世凯”名字共计三次，且都出现在诏书正文之中，一次是清帝“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另外两次是“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据说袁世凯把原先张謇起草的文字改为“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且不说这个改动是否真的出自袁世凯之手或其手下人，但诏书正文中的此句话显然强调了袁世凯在未来构建中华民国时的中枢作用。这三处“袁世凯”出现的地方，其含义是连贯一致的，明确表示具有雄才大略的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在关键时刻(也可以说是新中国之立宪时刻)受命于清室，具有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民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协商统一建国之方式的权力。
因此，下一步要解决的是南北两个共和政府的合并问题。2月13日，孙中山就辞职引退和推荐袁世凯继任的问题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同时提出解职的三个条件：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新总统遵守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
2月14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以新总统接事为解职期”。同日孙中山致电唐绍仪，不承认根据《清帝逊位诏书》授权成立的北京临时政府，催促袁世凯南来。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推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16日，袁世凯致电南京参议院表示接受。此后，南北双方就首都设在南京还是北京以及袁世凯的就职仪式问题再次展开博弈。最终以定都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结束。
3月8日，袁世凯将就职誓词电告南京临时参议院，并由孙中山在3月9日通电布告全国，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11日，尚未解职的孙中山公布了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6日，袁世凯完成组阁，得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3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
3月10日至4月1日是过渡期，两个“总统”并存，4月1日孙中山解职后，统一的共和政府正式成立。实际上，依照袁世凯的意思是，统一的新共和政府既不是单方面来自清帝禅让(以及北京临时政府)，也不是单方面来自南京临时政府，而是两者的一种妥协或者说合作，而袁世凯是南北统一的联结点。袁世凯固然需要获得南方临时政府的认可，但南方临时政府也需要袁世凯的承认。
虽然袁赞同南京制定的《临时约法》，新政府的内阁组成人员也要经过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同意，但是内阁的核心成员皆是袁氏亲信，首都仍设在袁氏的根据地北京，袁氏本人也没有到南京宣誓就职。
如果说在此期间革命党人主导的南方政府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之间出于党派私利等刻意制造了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制度纠纷，从而为后来的《天坛宪草》(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年10月制定。与《临时约法》相比，明显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但仍含有责任内阁的精神，因而遭到袁的敌视)之制定以及民国宪法的流产负有主要责任的话，那么袁世凯后来的帝制春梦则无论如何解释也是背叛了逊位诏书的契约原则。
宪法出场 革命退场
如果一个阶级、一个社会的主导力量足够成熟，就不会使革命走向极端，把所谓的敌人彻底消灭，变成一个无穷的不断革命下去否定下去的一种循环。真正的革命使得宪法制度产生了，并且在革命中产生了“反革命”这样一种保守力量，从而推动宪法出场，革命退场，革命最终要通过自我的否定完成守护革命成果的一套制度建设。
我们看到，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总是摆脱不了一个“革命之后”的梦魇问题。对此，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就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革命之后”问题。为什么美国革命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因为美国很好地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从《独立宣言》到《联邦宪法》，美国人民把政治(尤其是革命与内战)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宪法)问题，进而把其中绝大部分转化为司法问题，从而守护人民的自由与安全(和平)，这是美国宪法的精髓，也是美国政治的“秘密”。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种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毁的性质；而宪法则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政治规范，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是反革命的(counter-revolution)。
中华民国立国是两种对立的宪法精神中和、妥协的产物。这也为现代中国的构建，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政治时期或者立宪时刻。遗憾的是，由于新兴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阶级基础不够成熟强大，致使和平主导下的立宪时期没有真正转化为稳定而常态的宪政制度，最终导致10年制宪总是屡战屡败，屡遭挫折。到“曹锟宪法”出来之后，变成了一纸具文。由此才孕育出了1924年之后的国民革命以及大革命，随后中国进入了党国新的政治形态，内战连绵，直至1949年两岸分治。
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应该对当时的一批改良主义的力量给予正当的历史评价，不能只唱革命的赞歌。如果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惋惜革命没有彻底的将清帝、立宪派以及在晚清主张改革的一批人彻底打死打垮，送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就说明我们的历史观没有任何进步。历史何以至此？辛亥革命之后的一百年，中国在立宪乃至宪政之路上的徘徊与挫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回顾中国百年宪制历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味革命是完成不了建国大业的，要借鉴和学习英美立宪革命的经验，探索中国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道路，由革命者自我实现“反革命”的改良道路，这才是中国的前途所在。
在此，就需要中国人民尤其是政治精英从“不断革命”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实现“革命的反革命”的宪制国家，真正以宪法为立国之根基，完成革命———立国———自由的三部曲。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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