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年轻人在中南海留影，左起：许小年、于伟加、陈越、朱嘉明、皮声浩、黄江南、丁宁宁（柳红提供）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几位老领导合影，左三为马洪，左四为薛暮桥，右二为马宾（柳红提供）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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