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派”的荣与辱
老经济学家孙冶方在病榻，后以他命名的“孙冶方奖“被视作中国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许小年九十年代曾获此奖（柳红提供）
马洪和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讨论文稿（柳红提供）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 “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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