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201143期封面

　　广州新扶贫运动

　　文 | 刘伊曼

　　2011年2月底，广州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将扶贫开发列为了今年广州市的一号议案和市政府要办好的“十件民生实事”中的第一件，一场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拉开帷幕。

　　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邀请了多家房地产企业，共商扶贫开发大计。不少开发商许下承诺，将出钱出力，与政府一道为扶贫开发作出贡献，为打造幸福广州共同奋斗。

　　由此，政府部门及下属企事业单位为一臂，开发商为一膀，共同推进广州北部地区8个贫困镇206个贫困村的脱贫工作。

　　不少参与这项工程的干部告诉本刊，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大的一次扶贫运动。足见市委、市政府减小贫富差距、消除歧视和矛盾、打造和谐社会的愿望和决心有多强。

　　来自各单位的176名干部直接脱产两年、“上山下乡”入驻贫困村，克服离家的孤独和生活的清苦，挨家挨户统计贫困户情况并一对一制定脱贫计划；8个区政府对口8个镇，要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多项民生工程重大项目，扶贫办成了每天都在倒计时的战场；9家房地产企业以“回报社会”的姿态加盟，与各区政府一道结对帮扶贫困镇⋯⋯

　　脱贫的指标很严格---到2012年年底，所有被帮扶的贫困村年集体收入要达到10万元以上，被帮扶的贫困户家庭人均年收入要达到5000元以上。要考核，并且，“不脱贫，不脱钩”。至于究竟怎样脱贫，办法由责任单位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做方案、报选题，实践出真知。

　　这样的扶贫模式，对于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样本意义。

　　2011年9月，广州的“新扶贫运动”即将迎来第一阶段的验收考核。这时候，动员了各方力量共同打造的这个系统工程究竟运行得如何？

　　本刊记者对此展开调查，发现政府部门的扶贫路线，与开发商一脉有着显著的差异；大工程、小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优点难点也各自不同。不少参与扶贫工作的人员也开始反思，政治任务、社会责任，与收益回报之间的平衡点应该在哪里？公共事业应该以怎样的权责模式，交付什么样的主体才更能确保公益性的实现？

　　本刊记者看到，通过半年的努力，这一场“举全市之力”开展的新扶贫运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有很多历经艰难的人获得了帮助，有不少尝尽辛酸的人感受到了温暖，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

　　相对落后的广东北部山区，到如今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充满着无穷的可能性---怎样在抓住机遇的同时不放弃“扶贫”的初衷；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演变为新一轮的资源瓜分；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不产生新的分化和新的弱势群体---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广州干部的新“上山下乡”

　　在2010年6月全广东省的一次扶贫工作现场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富的人看不起穷的人，穷的人仇视富的人，贫富之间的对立情绪将严重影响一个地方的长治久安。通过对口帮扶，贫富地区增进了沟通，大家在感情上有所融洽，对社会风气的改善，对社会的和谐都会有好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广州报道

　　在2011年第一季度低保户的公示名单上，邹玉池的“家庭总收入”是16元。在乡亲们看来，这比那些索性为“0”，完全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更显寒碜。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珠三角，这样的“绝对贫困”户并不是个案。但是在从化市鳌头镇石联村，邹玉池基本上算是活得最艰辛的一个。

　　1996年，邹的哥哥去世，留下9岁和6岁的两个小孩。时年41岁的邹玉池还一直打着光棍，于是就帮哥哥负责，娶了有癫痫症的嫂子为妻。

　　1997年3月，邹的独子出生，不到3个月，贫病交加的邹妻即撒手人寰。从此，这个身无所长的庄稼汉拖着3个小孩，开始了漫长的苦熬。家里的地算多的，但是近年来因为干旱，5亩7分地里只有2亩还能种，每年产的粮食够四个人的口粮，有时上山去采些野生药材，换点零钱。

　　邹家的一间土坯房建在半山腰，墙上布满粗得透光的裂缝，就像是经历过无数次地震一样。苍蝇满屋飞。

　　“要住新房子了，好高兴！”邹玉池腼腆地对本刊记者说。一边光着脚，带人参观他即将建好的砖混结构新宅。

　　邹玉池的新家，来源于今年这一场对口帮扶。他没有占用一个危旧房改造指标，没倒贴一分钱，也不用损失一分半亩农田宅基地，就获得了这一套完完全全赠送给他的新房子。随房赠送的，还有一头母猪，和一个月收入千余元的就业机会。

　　石联村的村主任邹浩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一轮的对口扶贫里，石联村实实在在“抽得了一支好签”。

　　广州市政府派驻从化扶贫工作队的蔡国平告诉本刊，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广州市司法局在石联村的对口帮扶模式是一种很理想的模式。

　　扶贫样本“石联村”

　　石联村，地处从化市鳌头镇西北部，流溪河畔。占地5平方公里，下属8个自然村，16个经济社，全村共有445户，户籍人口1823人，农地面积1320亩，山地870亩，低保户51户，其中，16户具有劳动能力。

　　除了农业和几个出租的小卖部，石联村没有任何集体经济。2010年村集体收入只有2.8万元，农民人均年平均收入5200元，刚过贫困线。

　　桂圆、荔枝，这些当地盛产的水果现在都不怎么赚钱。近几年来，流溪河的供水量减少了，干旱问题也一年比一年突出。到了2011年夏天，村委会也总是停水。叶建洪和范桂芳分别是广州市第一和第二劳教所的司法警察，他们就驻扎在村委会的办公楼里，从今年3月份到现在，经常晚上的时候跑到山上去，用灌溉农田的水洗澡。

　　“司法局的这一次对口帮扶，动员了全系统的各种资源、人力物力，现金就已经筹措投入了305万元，到明年，预计一共会筹集500多万元。”司法局的驻村干部，广州市第二劳教所指导员范桂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农民身上，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民心工程和政治责任。”

　　邹玉池家建新房用的钱，就是从这305万元里出的，已经花了10万余元，这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投入，按照援助的规划是用来“造血”。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程是“司联创业基地”，花费了150万元。“创业基地”的名头起得很豪华，实际上就是在老村委会的旧址上，建了一栋高3层、每层252平方米的厂房和一间104平方米的仓库，引入了两家手工作坊式的小企业。

　　两位司法警察告诉本刊，劳教所和一些企业原本就有合作关系，这是属于他们可以利用起来的资源。比如说广州市花都区晨辉工艺饰品厂，这家企业生产一些头花之类的小饰品，不需要太复杂的机器设备，只需大量人手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拼装。比如说，把彩带贴在发箍上，把花粘在发圈上⋯⋯

　　还有另一家中药药材厂，也被引进，在这里的工作环节就是药材包装。“不过这家企业并不是有合作关系，因为凡要进嘴里的东西都是不允许在劳教所生产的。”

　　这两家小企业进入“司联创业基地”之后，已经招收了近百名石联村的村民，每人月底薪950元加绩效提成。等完全运转起来之后，可以解决250人的就业，每年人均可增收1.2万到1.5万元，集体经济收益约为10万元。

　　“起初这附近的村民还反对，担心建厂有污染，我们做工作、解释了很久。建好以后，大家都很高兴，争相报名来打这一份家门口的工。”范桂芳说。他们也准备帮人帮到底，把邹玉池已经成年的侄子介绍到这里来干活，这样有了稳定的收入，可以“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另一个重要的“造血”项目，是淮山种植基地。广州市戒毒劳教所也投资了30万元，租用了村集体12亩荒废坡地，帮石联村开垦出一片淮山种植园，每个季度每亩的纯利润可达到6000至7000元，每年可为石联村增加10万元集体经济收益。

　　“造血”工程之外，石联村的帮扶规划里，还有涉及到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项目，比如帮村里修建排水沟、垃圾池，为贫困学生提供帮助等等，需要在两年的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完成。

　　“这一次对口扶贫是历来最大力度和最严格的一次。到最后要验收，不脱贫不脱钩，如果达不到要求，我们就走不了。”叶建洪笑着说。

　　脱贫方案“一户一规划”

　　在2010年6月全广东省的一次扶贫工作现场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富的人看不起穷的人，穷的人仇视富的人，贫富之间的对立情绪将严重影响一个地方的长治久安。通过对口帮扶，贫富地区增进了沟通，大家在感情上有所融洽，对社会风气的改善，对社会的和谐都会有好处。”

　　他还提到，扶贫开发和培养锻炼干部结合起来。特别是机关新进的大学生和新提拔的干部，通过挂扶下到基层，加深对国情省情和基层的了解。

　　广州市驻从化扶贫工作队的党小组书记黄卫平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单位这一条线的扶贫，动力和执行力基本都很充足。从化进入扶贫范围的四个镇---鳌头、吕田、温泉、良口，一共有64个扶贫项目已经进入了状态。不仅有萝岗区、荔湾区、海珠区、黄埔区几家区政府对口镇一级的大项目帮扶，也有广州市各机关部门及下属企事业单位对口村一级的帮扶项目，176名驻村干部深入一线与农民们“三同”，帮助每一户帮扶对象脱贫成为了必须考核的硬性指标。

　　每村每户因为实际条件不一样，帮扶单位的资源、特点不一样，所以帮扶手段千差万别，八仙过海，白猫黑猫，各种各样的创意都有。从已经践行的诸多方案来看，实际上，并不一定要搞太大的动作，就可以使最需要帮助的贫困农民和贫困村得到很实际的支援，而且还超额完成了扶贫任务。

　　比如说，广州市港务局发动辖区港航企业、局属各单位，筹集了230万元买了一艘长54.87米、型宽11.80米、载货量1247吨、主机功率438千瓦的船送给对口帮扶的沙迳村。又协助沙迳村委出租这条船，每年27万元的租金收益使得该村一举脱贫。

　　还比如说作为国企上市公司的珠江啤酒集团，帮扶项目之一是签订长期协议，将每个月酿啤酒产生的啤酒糟，拿出100吨供应给帮扶的岭南村，再由岭南村卖给从化养殖大户，用作牛、猪、鸡、鱼等动物的饲料。岭南村每年可从中赚取“代理销售”费17万元左右。

　　除了这些一举拉动村集体经济的项目以外，扶贫任务还涉及方方面面的细节。每个驻村干部都必须单家独户地为贫困户拟定“一户一规划”的脱贫方案，也要对一个村进行基础设施的、思想观念的、文化的全方位的帮扶，这些任务虽然开销不算大，但工作量繁杂庞大，对帮扶单位和扶贫干部来说是相当大的系统工程。而从村到镇到区到市，都有一整套进入网络的记录、把关和考核体系，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基于此，多位参与扶贫的广州市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这一次“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工作，不仅是广州市“十项民生实事”中投入最大的首要工程，也是迄今为止扶贫开发工作中力度最大、动静最大的一次。

　　最大难点是用地矛盾

　　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些扶贫干部讨论到：入村入户细入“末梢”的扶贫开发尚且需要思想的沟通，观念的碰撞，那些大处着眼，整体动手术的扶贫规划就更是不容易。尤其是广州各区政府在镇一级层面上的扶贫项目，需要协调各方面利益，需要处理的问题矛盾更多，遇到的阻力也更大。

　　要让一个相对落后的乡镇在两年内完成5到10年的发展目标，即便是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也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

　　广州市政府派驻从化扶贫工作队的蔡国平告诉本刊记者，扶贫工作整体顺利，最大的困难点就是用地的矛盾。土地的缺口大，许多项目都有计划，但是因为用地规划、指标等限制落不了地。

　　即便是从规划上已经可以落地的项目，拆迁、征地等问题，也是一如既往地棘手。

　　广州市萝岗区对口帮扶鳌头镇工作组的副组长李连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鳌头镇是广州的中心镇，但是因为地处广州北部生态屏障地区，长期以来发展受限，61个村子有59个是贫困村，扶贫任务相当艰巨，成为了萝岗区政府今年的1号重头任务。

　　他对本刊记者说：“按照广州市的要求，萝岗区拿出地方财政的1%也就是大约2亿元来完成这项任务。因为鳌头镇绝佳的地理优势，我们很有信心将它打造成具岭南文化特色的中心镇，纳入广州市的空港经济圈。两年以后，这里将会脱胎换骨，彻底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

　　按照萝岗区的计划，首批民生工程——中心医院改扩建、355省道两侧建筑环境整治和路面改造工程、前进路商业街改造工程和中塘样板村建设已经在全力推进过程中，其中有的在今年9月就能完成。

　　但是，第二批项目——鳌头镇中心客运站、黄罗河河涌整治工程、鳌头镇文化中心广场项目则因征地拆迁问题受阻，不能如期推进。

　　黄罗河尚未同意拆迁的几位商铺业主对扶贫工程中包括镇区外观改造表示不理解，他们认为这属于“面子工程”，并不是把钱花在刀刃上。最核心的矛盾在于，他们认为拆迁的补偿款不足以弥补他们的损失，也对自己未来的生意担忧。

　　一位维权业主代表告诉本刊记者说：“扶贫不能越扶越贫，你们来帮我们，却要拆掉我们的房子，中断我们的经营生计，我们不愿接受。”

　　对于这一类矛盾，一些扶贫干部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他们的反思和看法。有人对拆迁户的利益诉求表示绝对的理解，也有人认为民生工程不能算作是“面子工程”。他们基本能达成共识的意见是：扶贫的初衷是要缩小贫富悬殊，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和谐，如何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并不产生新的矛盾，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又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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