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

胡焱荣馆长陪同故宫副院长李文儒一同参观展览

修缮后的建福宫（摄于2006年）

　　接踵的麻烦

　　失窃的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5月9日上午就知道了，他正在浙江大学出差，马上订了机票赶回来，这是他任期内遭遇的第一桩失窃案。上一位在任期内遭遇故宫失窃的院长是张忠培先生，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1987年6月20日到任，7天左右就遭遇第一次失窃，接着是一场雷雨引发的大火，然后再接一次失窃”。接连意外让张忠培意识到，在故宫“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距离1991年的4枚古印窃案，20年来，故宫再无失窃。

　　“失窃是硬伤。”郑欣淼很明白，“暴露了我们的问题，故宫20年没有丢过东西了，确实是容易麻痹大意。”他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查清原因做出补救。一层层查下去，等到石柏魁归案，故宫方面也拿出了自己的惩戒措施，中控室、岗亭警卫和值班的副处长王子宁一干人等分别领了处分，王子宁记大过，扣半年津贴。

　　对于北京警方58小时的破案，故宫方面自然心存感激，想送一幅锦旗答谢，保卫处处长韩培福具体负责。锦旗怎么写？韩培福真没少费心思，还特意找几名同事集思广益。“这是要表达故宫的谢意，不能随随便便写。”一名同事联系了远在外地的岳父，一位当地知名的老书法家，老人家很认真地想了三副对子，依次短信发过来，被挑中的就是“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从选定到交代订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撼”字有问题。5月13日下午，韩培福陪同分管副院长纪天斌赶去北京市公安局，“到那儿才知道，好多媒体都在等着呢”，“在小会议室搞了一个锦旗交接仪式，好多摄像机都在拍”。

　　等到热烈的场面散去，在场的一名记者最先打电话到故宫办公室，“说‘撼’字用错了”。韩培福也蒙了，当时手头没有字典，就赶紧打电话给老战友们求助。他的一位老领导也是书法爱好者。“他问我是不是已经写好了，我说是，他就说，如果是已经写好了的书法作品，那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也有价值，典故里也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韩培福就把话转给了办公室，办公室据此答复媒体表示“没有错”。于是，从13日下午到16日故宫发布正式致歉声明，“错字门”酝酿成了沸沸扬扬的公众事件。

　　“怎么会没有错？”郑欣淼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赶紧让他们去把锦旗换回来，另一个就是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14日中午老纪(纪天斌)就告诉我，已经换回来了，周末我在故宫陪同几位领导人参观，他们也说，老郑你这个字不对嘛，我说是不对，已经换回来了。一些朋友也给我打电话，问错字是不是真的，话说得很直，‘这个锦旗，你们还真是一个敢送，一个敢收’。我不生气，错了就是错了，不可能坚持说没错。”

　　故宫内部对错字的坦诚态度，和在大众传播界面上的表达并没能达成一致，这也是郑欣淼反思的地方。“我们院里当时确实是不对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跟公众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当时考虑的就是先了解清楚细节，可是办公室有同志已经对部分媒体说了没有错，最后调查结果出来，我们实事求是地公布了细节，结果给公众的感觉，反而变成了把责任推脱给底下的人。”郑欣淼开玩笑说，锦旗的故事只能写到回忆录里。“那位老书法家非常自责，觉得自己给故宫抹黑了，很诚恳地发短信来道歉。了解得越清楚，反而越觉得不能说得那么细了，说得太细，是不是大家又以为，故宫更加在推卸责任了？”郑欣淼说。

　　错字的阴影还没有过去，“会所门”又冒了出来。央视的一名主持人最早发布了这则信息，时间凑巧是石柏魁被捕当天，但这条信息被聚焦放大，则是送锦旗之后。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角，1923年毁于一场离奇火灾，1999年通过国务院批准，由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资，在火场废墟上复建，是故宫迄今为止唯一被国务院批准的复建工程。2005年建福宫复建竣工后，故宫方面已经明确表示，将用做接待各国高级贵宾、举办文博学术交流活动、记者招待会等用途，不对公众开放。

　　看到网上爆出来的建福宫会所入会申请表，郑欣淼也是一头雾水，他也意识到，这影响的不仅是故宫的外界形象，还有内部的信任，“必须赶紧查，把事情说清楚”。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下设专门的建福宫花园管理科，承担日常维护服务的则是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最后查下来，问题在这家文化公司。这个公司承接下日常维护后，有了更多的想法，还接洽了香港的一些投资商，形成了建全球顶级富豪会所的构思，选择性地发出入会申请表就是他们的市场试水。会所还没有付诸实施，投资方内部就先起了纷争，网络上后来的关键爆料者，也属于与香港资方有利益纷争的局中人。文化公司的行为，已经完全违反了与故宫签订的协议。“协议写得很清楚，承接日常服务的公司不能擅自改变建福宫的用途，有重大方向性的调整是必须跟院里报告的。那个公司也承认了，愿意接受一切处罚。这个事情，我们自己也非常生气，真是所托非人。”

　　问题在于，这个既隐秘又公开的事情，故宫的领导层，从院级领导到直接监管的建福宫管理科，居然全部失察，仅用“所托非人”如何服众？郑欣淼也只能坦诚面对：“假如真是院里做的，要有人承办、要走程序、走公文的啊，院里谁做过这个决定？谁开过会？没有，从来没有。要真的做了，院里这么多领导，七八个院长，我能捂住？开全院大会，我也在会上说，如果大家对建福宫的事情还有意见，可以继续质疑，还可以向上反映。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不怕反映的，是坦荡的，但我们的确监管失察，这个是不能推卸的责任。”

　　可是，由“会所门”引发的故宫商业化的讨论，实在让郑欣淼觉得有些委屈，因为他到故宫这些年努力的方向，恰恰是“极力防止商业化”。“2002年我来故宫的时候，到处都是广告，路边的座椅、遮阳伞，上面赞助商的字多大，各大殿门牌底下都是美国运通公司的广告，一直到2004、2005年，广告都无处不在。”郑欣淼说，“看着真是扎眼啊，你再看现在的故宫，现在的环境，还有这些吗？我就坚持，故宫就是要给人一个和谐的氛围。”在去商业化方面，郑欣淼没少做得罪人的事，除了中止合同取消扎眼的广告，还有坚决取消神武门外的停车场，以及要求国宾车进午门之后必须停下。这是他心中“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国家的历史，怎么可能指望其他人会尊重？”

　　对于外界揣度的故宫的生意经，郑欣淼也有些纳闷：“故宫是个全财政单位，收入和支出，每一分钱都是财政部给我核的，故宫没有擅自的钱。故宫每天的门票收入，都打入指定的财政部账户；经营都是如实上报的，所有的经营、服务收入，财政部都纳入经费预算。就在6月份，舆论沸沸扬扬的时候，审计署就在故宫，查我们的政府采购，文化部的系统里故宫是最大的单位，审计量够大，审计署也喜欢来查，连续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问题，故宫的账目都是清楚的。”

　　从失窃到错字再到建福宫，故宫完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连我订的《上海社科报》，那时候都在写‘故宫拙劣的三级跳’。”郑欣淼说，“错字的时候，故宫已经被误解了；到了建福宫花园，还真是底下私自搞的，结果说出来大家更不信了，觉得又是把责任往下推。我真的不怪舆论，假如我不是故宫的人，我看到这些，也会觉得，故宫肯定是不对的。”除了内容表达，还有姿态，郑欣淼说：“故宫不善于跟媒体打交道，过去都是媒体找我们，我们从来不去找媒体，有事情都是我们单方面宣布，媒体还要走后门来求我们，长期下来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给别人的回应，包括我们对外界说一些话，话太硬，作家韩少功就曾经批评故宫的表达像‘皇帝诏曰’，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缺乏情感沟通。”

　　受损的瓷器

　　神武门进去往西，故宫的办公区域就隐藏在灰色砖墙后面，郑欣淼的办公室里，书架和书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他是个文化人，在官员层面，更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人。”这是前任院长张忠培先生对他的评价。64岁的郑欣淼乐趣依旧是读书、写文章、做研究，每一份讲话稿，都不让秘书代劳，要亲力亲为。但他不怎么上网，也不了解事件在网络中的酝酿发酵和几何级数的传播范围。他还在反思，“在应对媒体和公众舆论上，故宫的确是笨拙的，处理这些事情，我们的水平真的是不行，好像到了另一个战场上，没有章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网络上又投出了新的重磅炸弹——故宫瞒报哥窑瓷器受损。

　　瓷器受损是事实，肇事者是一名科研人员和一台叫做“X射线能谱仪”的设备，就发生在苗建民一手建立起来的实验室。苗建民1986年进入故宫，一路靠自学成长，凭借研究成果在文物科技领域屡获殊荣，现在已经是故宫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是典型的理工科做派，钟情实验室研究，面对采访拘谨腼腆，不掩饰电大学历，坦诚自学心路历程，喜悦而不自满，低调谦逊，对知识依旧保持渴望和敬畏。来故宫之前，苗建民在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先后在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验室和热释光年代实验室工作，到故宫之后，自然也被安排在实验室。

　　那时实验室还隶属保管部，空有名称，“什么设备都没有”，苗建民的工作就是定期去清理和校准库房里的温湿度计。在此期间，他花了一年多时间，观察了解故宫对文保科技的需求，1987年亲自去上海买回了实验室的第一台仪器。“一台X射线探伤仪，大概花了8000块。”直到2005年之前，这都是故宫实验室少有的几台设备之一。这台仪器第一次发挥作用，是对一件青铜器的鉴定。这个锈迹斑斑的器物，造型与纹饰或铭文明显不符，故宫的研究专家认为有拼接的可能，靠传统方法又难以定论。理论上用设备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苗建民和实验室的同事们花费了几周，却还是拍不出反映器物内部结构的X光片。他不死心，索性到朝阳医院放射科泡了一天，终于明白问题所在。改变参数之后再检测，照片结果一目了然，器物曾经破损被修复。苗建民的论文《青铜器的X射线无损检测技术》发表在1991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三期。他忍不住笑说：“现在来看，那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检测，没什么技术含量，这篇文章也算不上学术论文，就是实验报告。但在当时的故宫是个新鲜事，也让我特别受鼓舞。”这是他在故宫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研究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他有了自信和动力。

　　青铜器、唐三彩、珐琅、琉璃、古瓷器，20多年来，苗建民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成果也越来越有分量。他最感激的，是故宫博物院给他的信任和宽松环境。从1986年进来，他真正待在故宫里的时间很少，大量时间都在外面，泡在不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里，“借用别人的设备，做故宫的研究”。为了唐三彩年代和产地的研究，他在中科院考古所李虎候先生的热释光年代测定实验室待了整整三年，紧接着从1994到2000年，陆续被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几次邀请去做访问学者。“对方提供资金和各种先进设备，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研究。”

　　从香港大学结束访学，苗建民才算是在故宫安定下来，他陆续给院领导打过七八次报告，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实验室，终于在2005年等来机会，故宫决定成立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仪器设备的配置和采购，由苗建民一手操办，他胸有成竹，因为“这些年跟文物科技相关的各种仪器，我都亲自使用过，明白它们的特点和差别”。他拿出来的仪器配置方案，在专家论证会上一致通过。2005年10月10日，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正式成立，面积为850平方米，配备了总价1300多万元的20多台设备，包括那台“X射线能谱仪”。

　　苗建民第一次接触到“X射线能谱仪”是在香港城市大学，这种方方正正的仪器，可以用来给古陶瓷完整器物做无损分析，对元素组成做定性和半定量分析，2005年故宫购买的型号更先进。苗建民说，每次检测，都严格遵循故宫的藏品规定，能亲手触碰藏品的只有各库房里有特定资质的专业人员，他们按程序把藏品拿来，放到仪器操作平台上，实验室人员只负责仪器操作，不能触碰藏品。对一件国家级藏品的检测，更是慎之又慎。

　　这台仪器2010年成功检测了50多件珍贵的古瓷器，无一意外。哥窑盘子的检测，是2011年来的第一次，这件瓷器出土的时候被定为哥窑，此次用无损检测可以得到科学的分析数据。7月3日是周日，苗建民在办公室加班，接到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的短信，商量第二天的瓷器检测。实验室归属文保科技部，那时候苗建民已经升职，既是实验室主任，也是文保科技部的主任。苗建民的意见明确，“检测时必须要两个人在场”。结果，“7月4日早上大概9点40分，当事人打电话给我，她一开口就哭了，说发生了意外，瓷器被仪器压碎了”。苗建民赶到实验室，仪器操作平台上，瓷盘真的受损裂开。

　　哭泣的操作员，2004年实验室筹建之初就在苗建民手下工作，是一名分析化学的研究生，也是年轻的业务骨干。实验室人手紧，最初只有3个人，现在也只有9个，每个人平均要负责管理两台设备。这名操作员去年主要操作的是另一种仪器——“X射线光谱仪”，但她同样懂得“X射线能谱仪”的操作。苗建民说：“购买设备的时候，第一批就派她到厂家专门去学习过。”今年换她来检测，也是实验室里的正常轮换。按照事先安排，陪同她一起完成检测的，是一直负责这台仪器、成功完成了去年所有检测的那名实验室人员。可是，当库房人员把瓷器平稳放置好之后，操作员在没有同事到场的情况下，自己启动仪器开始检测，然后就出事了。

　　“X射线能谱仪”的操作，就像使用显微镜，镜头和载玻片的距离是关键，既要调整到一个适当的距离，又不能过，否则载玻片或者镜头都会受损。只不过，这台仪器不用人工调解旋钮，而是在电子屏幕上输入数据，操作台就自动提升，接近检测探头。发生瓷器被压坏的意外，只有两种可能：仪器异常；或者操作失误，输入了错误的数值。操作员开始一直坚持自己没有失误，而这台仪器的设计程序里，又没有保留历史输入记录的功能。真相到底是什么？苗建民和实验室成员一时间也难以判断。报告了院领导之后，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师大等相关专家的参与下，通过各个时段、各种数值的反复模拟操作，与事发时有记录的仪器运转时的页面截图比对，“花了大概两周时间，才得出结论，不是仪器异常，而是操作失误”。

　　接着是跟仪器生产厂家取得联系，讨论仪器的程序调整。“比如输入数字要给出确认提示，记录历史输入，改变危险情况下的仪器应对模式，不能只保护探头，也要保护检测物品，等等。”操作员也终于改变了说法，承认操作失误。苗建民说：“她说第一次输入了一个数字，操作完成之后，目测瓷盘和探头之间还有一定空间，又输入了0.02毫米的数值，结果，这次可能弄错了小数点。”这时候，时间差不多也到了7月底，要交给院领导的报告和检查由苗建民组织来写，还没有完成，已经被网友爆料了。郑欣淼说：“没有人想隐瞒，也没法隐瞒，只是想调查清楚再报告。”可是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相关规定，虽然故宫一直在彻查此事，但的确没有第一时间上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故宫处理上的这种斟酌，或许也与古陶瓷检测研究实验室相关，这个实验室从成立之初就一鸣惊人，在文物科技领域陆续为故宫赢得了各种荣誉，连自诩在文物科技上实力雄厚的台北“故宫”也自愧不如。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事情对苗建民的触动很大，实验室开了很多次会，“调整研究思路，完整器物的检测先不做了”。“文物损坏了，整个过程不可逆，这种损失我们无法弥补。”他本来可以置身事外，却主动请罚，扛下了作为实验室领导的处分。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手里还有另一份账目，是历年来故宫各种文物的损毁情况，他的感叹是，“出事的大都是研究部门，都是真正想做些事情的人”。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