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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治理与公民隐私之间，这枚徘徊良久左右权衡的砝码，如何才能取得审慎的平衡？
无论是北京这样政经资源和责任风险双重集中的首善之区，还是上海这样有着良好公共治理传统的经济龙头；
无论是流动人口基数庞大，治安压力居高不下的羊城，还是唱红打黑之后以平安为执政目标之一的山城；
无论是台北这样正在谋求蜕变的远东名城，还是像伦敦这样古老而常新的世界之都。
无论是以治安、反恐为目标的日常管理，还是以应付大型赛事盛会为目标的非常规动员，以治安掌控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永远是公权力机构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公共空间的监控，也永远是治理机构首选的技术措施。对动辄千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而言，监控更是无处不在。
在重庆，77亿庞大投资下的摄像头，正在期待织成平安重庆的天罗地网。
在上海，网格式治安管理的基础上，未来五年内还将在安防领域每年投入五到十亿。
在台北，新任市长郝龙斌给市民的许诺之一，就是未来任期内会让市区摄像头翻一番。
在伦敦，50万个街道摄像头正在构成庞大的监控体系。
谁的摄像头？监控谁？谁来管理？谁来监督？如何提高打击犯罪的效率，又如何反制公共权力的扩张？在这之间，代议机构当如何作为，民权组织应如何发力？
这一连串的问号里，一边是冷冰冰的技术逻辑，一边是巨大的商业利益；一边是尚未明晰的权力边界，一边是蒙昧不明的权利意识。
在公共治理与公民隐私之间，这枚徘徊良久左右权衡的砝码，如何才能取得审慎的平衡？
记者_季天琴 曾向荣 石宴瑜 实习生 唐爱琳 上海、广州报道
摄影_《2084》 李思睩
视频一：一辆的士从大北立交方向驶入广场。
探头，跟踪。
视频二：的士继续往前开，一排花坛挡住了视线。
输入编号，探头再跟踪。
视频三：的士的正身出现，车里的一切，大到司机，小到装饰品都一清二楚。
在被称为全国治安最复杂地区之一的广州火车站广场，这辆绿色的士，早就被坐在200米之外的视频墙前面的治安员掌控在手掌之间。
这些治安员，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地盯着视频。每一个班都配备了1名带班民警和4个治安员，平均每个人要监控20多个摄像头。他们必须熟记每个摄像头的编号，以便及时切换画面进行监视。
作为视频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人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暗藏在四周的摄像头。2005年11月，耗资500多万元的视频监控系统，在广州火车站所在的流花地区投入使用，101个监控摄像头，将周边的一切都置于监控系统的“天眼”之中。
根据广州媒体的报道，仰仗这套系统，广州火车站一年有275天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天降奇兵”的故事更不少见——令神出鬼没的犯罪嫌疑人吃惊的是，比他还要神出鬼没的警方总是在他作案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后将其截获。
警察叔叔既不是柯南，也不是金田一，破案为何如此高效？
在这套系统之下，警方一般是这样找到线索的：“侦察机关查看了事发地点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某男子在案发当晚×点××分出现在案发现场，据此判断，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视频监控系统对嫌疑人进行定位，然后追踪取证，GIS地图系统调动附近的民警排摸，摸啊摸，就摸到了嫌疑人的老窝。
视频监控系统是如此生猛，以至于上海市一位《东方110》的观众在上海本地论坛“宽带山”上总结了治安管理的创新：以前靠居委会大妈，现在靠摄像头。
居委会大妈大都长着一双雪亮的眼睛，能够随时发现鬼鬼祟祟的不法分子，不过，新型监控技术比起居委会大妈，对信息的探究更加深入、广泛、温和，它不仅能穿透墙壁、距离、黑暗，还有皮肤和时间。
事实上，指纹、虹膜、DNA等生物信息早被广泛用于安全检查、身份确定、刑事侦查和跟踪。在中国，更为宏大的计划是打造“天网”工程——这个取名自成语“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目标是用先进的视频监视、信息管理技术武装现代国家机器，得心应手地将其公民纳入管理系统。
北京的奥运、上海的世博、广州的亚运，为了实现三次盛会的安保，这三个城市的监控摄像头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在“科技强警建设工程”、“3111”等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推动下，着力建设视频监控系统的“平安城市”项目，正从东部发达城市逐步向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推进。
在这股把全国每个城市角落都装上摄像头的雄心壮志里，地处西南的重庆将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的“摄像头之都”。最近，这个城市管理者宣布，它将建成全国最大的物联网应用系统，到2012年底，全市将安装50万个摄像头。目前该市已有30余万个摄像头，不过，这个数字显然不够。
为了公共安全而盯梢“嫌疑人”，这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不过，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当有关部门援引国外案例来为公共财政购买监控系统辩护时，却忽略了国外防止滥用系统的制度设计。
没有完善的隐私法律保护、没有严苛的数据管理、没有查看数据的谨慎程序、没有监管数据采集的独立力量，虽然政府号称摄像头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它没有越位到普普通通的公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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