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小芭：两面青春
“援交”源于日本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本，“援助交际”一词已经出现。当时战后日本的一些贫苦女性和寡妇，以与男性交往为代价，获取对方的经济帮助。最开始，这种“交往”并不一定伴有性行为，最单纯的只陪对方聊天、吃饭，然后各自回家。
随着日本战后的经济飞跃，经历了60年代的性解放，“援助交际”得以蔓延，并开始越来越多地伴有性交易。1982年，日本甚至出现了“爱人银行”风潮——一些公司收取巨额中介费用，为男性提供援交中介。
1984年，日本不得不颁布《卖春防止法》取缔这类公司，然而这却并未阻止援交现象的蔓延，“援助交际”反而向着“低龄化”的趋势蔓延，许多高中女生加入了援交队伍。
与此同时，援交文化业开始在亚洲其他地区蔓延。2001年，台湾励馨基金会进行了一次全台湾最大规模调查，调查显示，援助交际在台湾有年轻化、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由男性学生提供的援交服务。2004年，台湾犯罪学学会甚至专门为此主办了“青少年援助交际问题与防治对策研讨会”，对“援助交际”问题展开讨论。
然而就在一年后，令家长和老师备感头痛的援交现象却悄然出现在大陆。这一年，《辽沈晚报》发表了题为《沈阳出现“援助交际”女大学生羞答答卖身赚钱》的“卧底”纪实报道，第一次公开报道大陆地区的少女援助交际现象。
少女小芭：两面青春
父母眼中的“乖乖女”，陌生男人的“援交妹”——厚厚的面具让小芭自己都分辨不清，哪个才是伪装，哪个才是真实
本刊特约撰稿/刘洋硕
个头不高、皮肤白皙、扎着马尾辫……看着眼前这个朴素、青涩的重庆女孩，童小军怎么都不愿意将她与“援助交际”联系在一起。
童小军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从2010年至今，童小军带着一个6人的课题组，在重庆开展一项“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上述女孩是童小军的第8个访谈对象，调研团队给她起了个特殊的化名“小芭”。
小芭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名警察，母亲是位医生。在重庆，她的家庭条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2010年，她在一所中学读到了高二，虽然成绩不好，在家里却足够听话。不过，一旦到了外面，这个“乖乖女”立刻会展现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那种‘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访谈的过程中，这个女孩的眼睛不时盯着桌上的零食”，童小年发现，眼前的女孩对零食几近痴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对她有着非凡的诱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零食，却又让我把它们藏起来，因为‘一看到嘴就痒痒’”。
事实上，小芭对零食的嗜好与她的援交经历息息相关，用她的话说：“男娃儿好吃要欠账，女娃儿好吃要上当。”
“零食”竟像毒瘾一样
谈到“零食”，小芭话匣子开始打开了。
在上初二以前，小芭的成绩在班里处在中等水平，但上初二后，成绩便一落千里，甚至还让她降了一级。也正是那一年，她有了男朋友，两人交往至今。甚至她把自己的“第一次”也给了那个男孩——她至今记得，那是“高一的那年，11月17号”。
她告诉童小军，如果没有那天与男朋友的“第一次”，她“后来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那个”。此前她从未想过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一个陌生人：“处女的话，据说一般都是8000(块钱)，但是我不愿意。”
除了对于零食的痴迷，她还喜欢上网，热衷于网络游戏。“每天父母睡着后，我会把门反锁，偷偷跑到网吧，等到第二天清晨父母起床前再溜回家里。”小芭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至少2年，却从未引起身为警察的父亲和身为医生的母亲的注意。
用小芭的话说，为了买零食和上网，她每天大约要花100元左右，而家里一个星期只给她二十几元。起初她尽量节省上网的钱，但买零食的钱却无论如何也省不下来，这让她苦恼万分。
高二那年，17岁的小芭第一次“逃学”了，那时候十分厌学，索性跑出去玩，并因此结交了一个做“那一行”的朋友——那个女孩比她小几个月，正是这个朋友介绍她入了“行”。
“想想真好笑，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为了买零食。”童小军说，但她笑不出来。
出于谨慎，童小军试探性问起眼前这个女孩“第一次援交时的感觉”。坐在对面的小芭身子不经意颤了一下，但很快便又恢复了镇定。她说久了就有点习惯了，慢慢就好了，回学校后就当这种事情从没发生过一样。
据小芭介绍，她的“客户”通常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以外地人居多，来自各行各业，她遇见过官员，也遇见过律师。她一直试图避免和他们有情感上的交流，只保持纯粹的金钱交易。有人后来还想和她联系，都被她一口回绝。
每个星期，她都会出去一两次，一次自己能拿到两百块钱，够她花上两三天，等到钱花光了，就再打电话“约客户”……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援交”像毒瘾一样让她再也难以摆脱。小芭说，每次总是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了，下次一定不做了。”但是很快又会纠结：“啧，钱啊，没钱真是很痛苦的。我一想到没钱，整个人就崩溃了，想想还是做吧！”
小芭说，这样的生活让她换来了一些“自在”：不缺钱花，对学习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反正自己成绩本来就不好，做不做都是‘超烂’”。
“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
童小军发现，对于这个17岁的小芭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而在援交的过程，小芭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也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几次经历之后，小芭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比如，客户家里她是绝对不去的，她只去宾馆，因为宾馆要身份证登记，如果“出事”的话可以找到对方，“在‘家里’出事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男的我一个小女生怎么斗得过他。”
她觉得“这种事”并不光彩，于是瞒着家里，瞒着男朋友，除了介绍她做援交的女孩，从未和任何好友提起。她形容自己是“单兵作战”，赚的钱也都不敢告诉别人，只有在妈妈不在家时，才会跑到超市，买上一大袋零食，然后往家里拎：“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问我钱从哪里来的，我就死定了。”
童小军不敢想象，仅仅因为嘴馋，面前的女孩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她问小芭：“如果还能回到过去，一切还可以重来。如果有人像今天我这样问你，早一点告诉你做这个是不好的话，是否还会继续去做？”
小芭摇摇头，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对这样问题有点抗拒。
“走一步算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没人会知道。”女孩说，她也想过高中毕业后开一家精品店，或者是学一门技术，美容、足疗都行。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简单”，童小军说，“最后，她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 ★
(内容来自“我国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的真实案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