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物质我们还能追求什么
童小军：为青少年建好“防火墙”
“不能有效对女孩子的不正当行为设置防火墙，‘援交’现象就会不断发生。”
本刊特约撰稿/刘洋硕
“援助交际”的出现，令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双双失守。但在学者看来，援交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目前对于“少女援交”类似现象的预防机制，仍处于一片空白。
中国新闻周刊：“少女援交案”为何会发生在上海？主要诱因是什么？
童小军：这种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上海，其他城市也有。国内最早的有关报道是2005年6月关于沈阳在校女大学生的，我本人2010年在另一个城市也访谈过在校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少女援交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被迫，往往是为了满足超出自己日常生活之外奢侈或者虚荣物欲。这种物欲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与农村或者偏远贫困地区绝缘，这成为少女援交的主要诱因。
中国新闻周刊：造成这些中学女生“援助交际”的深层原因什么？
童小军：家庭对孩子的监管不力显然是个原因。深层次原因也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腐朽的性文化传统，一些成年男性对处女或少女性事的偏好，为这些少女的偏差行为提供了“市场”；其次是我们的社会缺乏行之有效的儿童青少年监测机制，不能有效预防或者及时发现、阻止青少年的偏差行为；最后，援交中没有强迫，取而代之的“主导和自决”，甚至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成年异性的假象，有助于少女们克服“耻感”，偏差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矫治。这些都是促成少女援交发生和持续的深层次原因。
此外我们还发现，家庭贫困、父母离异、外来人口等这些常见的导致儿童青少年心理人格障碍的原因，往往不是援助交际现象的直接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 “援助交际”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童小军：要对此进行预测，似乎不太可能。不过，我和我的研究生2010年初在大学生中做过一个关于“援助交际”认知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1800份有效问卷中，72%认为援助交际与卖淫不同。这反映出人们对援助交际行为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对此有较高的容忍度。同时，中国大陆也难以控制英、美、日及台湾地区等青少年文化，包括援助交际文化的进入，因此我认为它在中国不会消失。如果能建立较好的儿童保护机制，或许能够将其控制住。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社会和家庭来讲，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
童小军：建立专门的和专业的儿童青少年服务人员队伍，采取预防为主的策略，以社区为依托，联合家庭和学校开展引导教育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援助交际”现象更早出现在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地区，他们的对策是什么？
童小军：日本从1999年就出台了的《少儿卖春禁止法》，禁止未满18岁的少儿卖春，并取缔少儿色情作品。随后又出台了多部法律，对于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台湾则在1995年颁布了《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当时主要是针对“雏妓”现象制定的。
在学校方面，台湾地区和日本都有加强学生的学校教育这一条。学校教育主要包括：道德教育和两性知识；帮助青少年男女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及相关知识；增强其对外部诱惑的判断能力。
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一种有效的机制去为那些女孩子们的不正当行为设置障碍，因此“援助交际”现象才会不断发生。只有做好防火墙，行为偏差越少，最后走上这条路的可能性才越小。比如在美国，儿童保护有很详细的规定：出台的各种政策法规是薄薄的一本，但通常配套的却是厚厚的解释。这个解释细化到所有可能涉及到的行为，比如“父母的不当监护”就包括了各种各样所有我们能想到的行为。美国这方面的法律都是以预防为主，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个，出现了问题才去堵，是绝对堵不了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社会层面上如何加强社区干预？
童小军：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一个做“援交”的孩子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愁吃穿，还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些孩子在三亿五千万的孩子中绝对是少数，只要有机制去预防和发现，我们可以做得很好。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要有一群专门的、做社区家庭儿童工作的工作者，这个队伍要从各个角度去保护儿童、指导儿童。毕竟，青少年身上出现问题，把责任都推给父母其实并不合适，家庭教育需要专业人员去弥补。
专业的社区工作者应该对于孩子除了学业之外的情绪变化、行为变化、甚至着装变化，有一定的了解。不仅要建立一个学校、家庭、社区间的沟通网络，还应当是整个干预过程的领导者或资源协调者，承担个案管理和资源整合的任务，还承担主动接触受害青少年和参与治疗的任务。当然，这一过程的实施就需要国家给予社会工作专业准确的定位以及各方面的资源配套支持，使得社区干预真正发挥作用。 ★
(内容来自“我国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的真实案例)
除了物质我们还能追求什么
文/徐 贲
在校中学生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刺痛了社会的神经。涉案的女孩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堕落和进步，或只在一念之间。
青少年在追求什么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显然，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而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被功利地认为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或者好生活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 “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蛮有道理”。在他看来，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更高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于今天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两种更高的幸福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认真思考“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因为援交少女让人们看到，最低层次竟然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极低的层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支配，变得完全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的约束。
被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这种扭曲被认为幸福是基于达到个人“需要”的某种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的“幸福”并不仅仅是以上的感觉，而是一种意义。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为重要的价值意义，这又恰恰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但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
当下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这种表面上的奢化甚至经常被误读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
孩子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大人世界的真实映照。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们——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事实上，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的：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在中国，长期的长官命令和填鸭式的革命道德教育，使得成年人成为缺乏独立价值选择能力的一代。面对女青年援交，他们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援交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青少年现象”。
两种态度都不可取。我们有理由相信，成人世界折射之下的少女援交，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建立好的公共生活
人往往在对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幸福生活，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
对援交少女来讲，比法律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要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决定，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共同确立和维持，在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政治的和普世道德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前者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后者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它包括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等，这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同样，这些是普世道德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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