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迂缓的革命
乡村建设——迂缓的革命
1950年代初，梁培恕去看父亲。谈话中梁漱溟考过他对革命的理解。梁培恕答，“突破现有状态即是革命。”梁漱溟点点头，“本来担心你会把暴力斗争认作革命。”他自己这么下定义：“革命就是否定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构造的一根本变革。”中国历史上只是秩序扰乱又恢复，未建立新秩序，社会构造历久不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几千年来没有革命。而1930年代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志在革命：改造中国的社会构造。
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自救的中国人对西方制度心向往之，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他提出了3层原因。第一层是20年来没有成功的原因：西方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中国改革是少数人的改革，多数人没有这样的要求；第二层是短时间内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第三层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的自救之道是由散漫的村落社会演进为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新政治习惯(对团体生活和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与新经济道路(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化)，都应该从乡村起步。
他的思想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现在又回到实在的行动中去。1927年他去广东做乡治实验，1929年又去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他和村治学院的朋友来到山东邹平开始新实验。他们权限很大，整个县都可说是他们的实验室。1933年内政部把邹平划为实验县后，县长也听命于他们，后来干脆由研究院来提名，梁漱溟也代理过几个月。
修缮一座庙、一家盐店，改建数间基督教堂弃用的房子，加盖百余间平房、一所礼堂，这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第一期工程”。按梁漱溟的设计，研究院将起到3种作用：制定计划、方案和政策；训练乡村建设干部；引起年轻的知识分子对乡村问题的兴趣。
研究院下设研究部、训练部，用于培训乡建工作者。1931年到1937年，“前后同人同学不下四千余人”(包括菏泽)，梁漱溟亲自做思想教育。他说乡建工作者只有以出家当和尚的心情去做事才能做得好，做得起劲。中国革命的关键在于“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接气”，以乡间人磨砺知识分子，以知识分子变化乡间人。
研究院的学生被分派到各村担任教员。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现并劝说有声望的人出来为本村办事，吸引农民去学校聚谈。
“学校”，指的是乡农学校，后来发展为村学、乡学。
在梁漱溟的构想中，学校应该是村人的聚会场所，受信赖、能办事的乡村领袖和全村居民常常聚在这里商量本村的事。事办好了，团体生活的新习惯也养成了。同时要扩大农民的视野，使其从关心一家，扩大到关心一村，最后到关心一国。推广开来，全国都养成新的习惯，制度也依靠习惯建立起来。他试图让中国传统的伦理情谊也发挥作用。比如中国人有敬祖习俗，他就设想在村学里放上“民族祖先”牌位，增强村民的民族观念。此外，还试着改造补充传统的“乡约”。
1934年，国民政府准许各省划出一两个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验团体在这些特定的县拥有较大权限。菏泽成了山东第二个实验县。稍后济宁成立下辖十几个县的专区，研究院院长梁仲华去济宁担任专员，梁漱溟由研究部主任接任研究院院长。早在一年前，他就撤销了邹平县的8个区、158个乡和镇，把全县划分为14个和习惯上的经济区域相适应的乡和366个自然村，由乡学和村学取代行政机构。保留下来的县政府，原有5个局缩小为科并合署办公，把行政干预减到最低限度。
“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以教育解决社会问题”，这是邹平乡建运动与当时一些试图扶助农村、救济农村的活动大相径庭的地方。梁漱溟相信受教育的农民可以自救，可以激发出活力。
某种意义上说，乡建运动是少数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人格去感召多数农民的运动。他们不能一开始就强迫农民接受任何改革方案或新的组织形式。他们不能发布“命令”而只能引导农民用集体行动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在多数地方，他们找不到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校长，无法建立村学。农民们认为村学、乡学无非是教他们读书识字，作用不大。“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急于求成的乡建工作者往往忍不住动用行政手段。
用人格去感召农民的路没有走通，事实上起了作用、被农民记住的是经济工作。不过，记住的是成果，梁漱溟所讲的道理人们还是忘了。
经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梁漱溟说，“谁不知道注意于经济呢？”“不过，单从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因事情要靠人做，所以人的问题当先。”其他的乡村工作团体“比较缺乏一根本的注意——要农民自觉有组织发生力量而解决自身的问题，不免枝枝节节地帮农民，给他一点好处”。他想发挥人的生命力、主动性。
梁漱溟把促进合作组织、引入科学技术和金融流通列为“农业进步的三个要点”，三者相互促进循环推动。他自称是合作主义者：合就是和气，作就是创造。合作组织提倡大家共用合作产业，使公产大于私产。他所设想的公产使用方式有一点像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由合作社而不是政府承担学校、医院、娱乐开支，乃至学生们的免费午餐。
农民爱各干各的，连贷款给他们也被赋予了教育和推动合作化的任务：你一个人借钱不行，组织一个生产合作社就借给你。
邹平在1931年底就建立了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后来，各种合作社只有棉花运销合作社比较成功，但也不合梁漱溟提倡合作事业的初衷。社员急于得利，将80%的利润用于分红，没给公共事业留下多少资金。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是因为种棉有利，农民将粮地用于种棉，致使粮食不够吃。研究院因而规定只有种足粮地后才能种棉，贫农地少，失去种棉可能；只有富农和富裕中农有条件种棉。而土地问题显然不是教育能解决的。
乡建工作者自己没有政权而依附政府，梁漱溟将希望寄托在乡村建设能够转变大形势，推动政府采纳这个方法，最终完成民族自救。一旦乡建运动成为大势所趋，各地军阀也不会与之为敌。
但乡建运动并没有对大局产生影响。他集合众多朋友全力以赴干了7年的事业，抗战爆发之后不用几个月就烟消云散了。
与毛泽东通宵长谈
很多熟识梁漱溟的人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原本也不愿意搞政治。但战争改变了一切。1937年夏，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因“七七事变”终止。中途折返的梁漱溟被请去南京参加“国防参议会”。之后政府迁到汉口，国防参议会改为国民参政会，他担任驻会委员(常委)。政府要参议员去各地考察，他选择了陕西和河南，但“目的地实是延安”，因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转变，是真是假，是深是浅，极考虑之而欲求一个明了”，“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
1938年1月，他在延安停留了20天，见了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和总书记张闻天。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除了设宴欢迎和送行是礼节性的，其余6次，每次至少两个钟头，其中有两次通宵。毛住的地方不火自暖，“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毛白天睡觉，下午五六点起床，然后开始办公、会客，到天亮时再睡下。据说这习惯是在军中养成的：日间听完敌情报告，夜里筹划对策，早上作出指示后，部队前去作战，他回去睡觉。
梁漱溟对毛泽东印象很好：“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听他谈话时毛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当时他对抗战前景很悲观，毛“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
两人都认为中国问题有两面：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梁问：两者应当分别解决还是一并解决？毛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但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梁却认为应在抗战同时推进社会改造。中国必须团结才能抗战，在建国的目标和实现的路线上达成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必生后患。毛说：单为抗日而团结的确有一时手段之嫌。但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倘若各方面意见不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梁说：对这类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努力求得最后结果。毛说：你的意见是好的。两党正在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的国是国策很相近。梁问：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党派问题是否将实现根本转变？毛答：是的，那样全国将只有一个联合的大党。
按一般规律，革命党为完成革命必须掌握政权实施其方针，今后共产党是否一定要取得政权？之前，梁漱溟问过张闻天，张回答得很吃力。现在他又拿这个问题来问毛泽东，毛游刃有余，反问他：“我们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梁漱溟揣测其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
两人对中国未来前景的看法分歧比较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同。梁漱溟认为中国和诞生马列主义的西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都不一样，中国革命因而也有其特殊性。毛泽东也认同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两人的对话到此为止。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关于党派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的问题来看，恰又有共同的任务。因此“绝不相容”是人们的误解，而非势所必然。“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
他曾嘱咐山东乡建同人：“严敌我界限，于自己人一方，凡事皆可让步”，“对自己人让步即是对敌人进攻”。“在同一地方，如先有他方人领导抗敌工作，吾人不必独树一帜，更不必争取领导地位”，“吾人对各党派团体一视同仁，但求有利抗敌，概无其他计较”，“对于他人领导的抗敌势力，绝对不予分化拉拢”。
他还写了《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寄给《大公报》，建议组成一个党派联合体，政府成为无党派的执行机构。文章被国民党中宣部扣下。显然党派问题不是这么容易解决的。
1939年2月至10月，梁漱溟偕友人出入华北、华东战地。一路上他看到了些什么？他看到铁路、公路都在日军控制之下，中国军队如需穿越，只能在深夜急行军。他看到许多县城都被敌人掌握，许多土匪加入游击队。他看到各方面军队集中在敌人不到的地区，给养无不取之于当地百姓，乞食于老百姓时不问内容，先行吞咽。他看到有些地方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已经开始火并。“……游击区域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
梁漱溟急切地回到后方想办法。他去找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谈话，找蒋介石的亲信张群谈话，找蒋本人谈话。他对中共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的办法，特别说到一点：军队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中共答复：这和中共的理论有出入，但道理上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国民党这么办，我们就照办。张群则相当坦率：军队是蒋先生的命根，你要他命根怎么行？
梁漱溟也知道有实力才解决得了问题，但他不相信只有军队才是实力。在他看来，两大党以外的人有防止内战影响抗战的任务。国共以外小党派的朋友们原本就有联合之意。于是，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今农工民主党)、职教会、救国会、乡建派，加上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张澜、光明甫，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他们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是在“皖南事变”后劝说中共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次劝驾不幸失败。不久，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任民盟国内关系委员会主席兼机关报社长，赴香港办报。费很大劲办起来的报纸，出版不到3个月就因日军进攻香港而停刊。
从香港返回内地，他去了老家桂林。
有两件事可以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一是共产党派人带了周恩来的密信来，请他去靠近他们的地区建立乡村建设或民盟的据点，他们愿帮助他开创出一个局面。一是蒋介石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自任会长，连发电报邀请他。两个邀请他都“没有什么考虑”就拒绝了，理由是“我不能靠近哪一边。靠近哪一边……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共产党失望，蒋介石失望，民盟同志也失望：他不和大家一起向蒋施加压力推动宪政。
1944年，日军攻陷桂林，梁漱溟避居两广之间的偏僻镇子八步。一年后他就在这里获知了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的消息，并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分5个小组：宪法起草、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出席军事组的民盟代表是梁漱溟和张东荪，共产党是周恩来和陆定一，国民党是张群和邵力子，此外是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各二人。梁漱溟的“现役军人脱离党籍”提案本来不可能通过，但竟然通过了。邵力子说，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做不到的。梁漱溟拍着桌子说做不到也得做。中共方面周恩来缺席，陆定一没有坚持反对。第二天周恩来一入场就说，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昨天通过的通通不算。“结果我的话被推翻了。”
会议一闭幕梁漱溟就宣布：他将继续做文化研究，脱离政治。但他非但没能脱离，反被推为民盟秘书长(总书记)。4月18日，他从外地回到重庆。同一天，国共调停人马歇尔回国述职之后又来重庆，解放军送他的礼物是打下长春。马歇尔请民盟也帮忙斡旋。梁漱溟就这样陷入更加现实的政治——“抢救和平”。
9月29日，周恩来致信马歇尔，请他转告蒋介石：进攻张家口双方即全面破裂。10月6日，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力争7个小时，才得到停止进攻10天的承诺。10日，梁漱溟去上海见周恩来。次日坐夜车回南京，下车翻开报纸，发现国军已拿下张家口。“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找他想办法，商定调停人改由民盟担当。遇事要对国方说话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由民盟去说。
事实证明民盟不堪此任，和谈最终破裂。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