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迟到了
梁先生迟到了
1949年，当初一同组织民盟的人要么去了台湾，要么到了北京。梁漱溟是个迟到者，1950年1月才到北京，其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3月回到北京后，毛约他见面，问他对国事有何看法。他说，“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毛笑着摆手，“治天下难，得天下也不易啊！”并请他参加政府工作。他不确信国家能就此统一稳定，想保持“对各方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说，“像我这样的人，先把我摆在政府外面，不更好吗？”毛面露不悦，片刻又谈笑自若，劝他去各地看看解放后的变化。梁漱溟深感这次谈话不如十多年前舒畅。
他去了华东、华中和东北参观，在各地都是“第一把手”出面接待。第一站自然是山东，同行的有长子梁培宽和学生李渊庭。次子梁培恕1949年起在济南工作，去邹平与他们会合。梁漱溟的发妻黄靖贤1935年逝于邹平并埋在那里。当年，在悼念妻子的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在这中国问题极度严重的时候，她又早早离开我，给我以爽利的身子，容我以全副的精神，对付大局问题。”
梁培宽、梁培恕幼年逃过两次难，两次都是为了躲避日军，两次父亲都不在场。第一次是1932年，梁培宽7岁，梁培恕4岁，母亲带着他们先去张家口再转赴大同，住在一位亲戚家。推算下来，这时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刚刚开始。第二次是1937年，母亲已去世，堂姐梁培昭带着他们和自己的5个孩子从邹平逃到青岛。梁漱溟在南京参加国防参议会。
1938年华北、华东沿海被日军占领，梁漱溟托一位远房兄弟把两个孩子从青岛经上海、香港、广州带到汉口，与他重聚。在汉口只住了半个来月，他又带着孩子上路了。最后，梁培宽和梁培恕被安顿在了四川南充的表姑家中。梁培宽一向不提要求，当父亲离开南充去重庆时，只是流泪。问起来才说，今后照顾弟弟的责任怕要落在自己身上了。这年他13岁，弟弟10岁，表姑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需要照顾。之后他充当了弟弟的实际监护人。
和父亲聚少离多的状态直到建国后才结束。但兄弟俩没有怨言，有记忆以来父亲就常常不在家，他们习惯了这种状况，也认同父亲去做更重要的事。
梁漱溟父子是1950年5月5日晚9时到的邹平。次日早饭后去看一别十三载的县城。历经战乱，县城内完整住房所剩无几，遍地残砖碎瓦。原乡建研究院房舍已夷为平地，原卫生院尚完好，今为教育科办公处，昨夜即借宿于此。
县委的人陪他们在城内外走了一圈，一路重复着一句话：“这里当初是……”梁培宽和梁培恕不时交换印象互相唤起回忆，梁漱溟神情沉静内敛。
几乎是空城，然而终究有人住。“在一处地方大约有十来个人等着。他们并不靠近，约束着自己，只以笑容表情意。”从东关出去，上一个坡，有人踉踉跄跄追上来，喊着：“梁院长！梁院长！我是老范，管传达的老范。外国人来参观都是我领他们进去。”梁漱溟噙着眼泪，笑着向他伸出手去，老范没这习惯，僵在那里，太激动，竟不再说话。
中午县委设宴，大家稍稍追忆过去，一位老者说，那是邹平的好时光。梁漱溟只以“我们做得很不够”作答。
下午他带两个儿子去看他们的母亲。并没有坟头。一位附近的居民脚尖轻轻点地，说，“就在这里。”没有用香烛。默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来，大家缓步走开。
在邹平只停留十几个小时，向县委的人致谢告辞，决然离去。
第二年他去四川考察土改，向主政西南区的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参与土改法的制定，除了学习，也想看看一切所行合法不合。
毛泽东看出他喜欢自己得出结论，越发劝他多出去走动。梁漱溟却辞谢了，提出想去一家国营工厂当副厂长。毛面露惊异之色，但没有表态。一年后，他又提出想去苏联留学，毛坦言这不可行，“他们不知道你在搞什么。”劝他还是在国内参观调查。几年后，他才醒悟毛再三劝他出去参观，是想用这种方式转变他的思想。
通过考察，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对中国作了三大贡献：实现全国统一稳定、为中国人引进了团体生活、激励了人心。“到今天共产党这条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但……一个真正用过心来的人，是不能随便就承认，随便就否认的。”所说用过心，是指对中国社会和所形成的文化用过一番心思。
“1953年事件”
对梁漱溟来说，“1953年事件”是个意外。周恩来几次劝他，他才在1953年9月11日的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发了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20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做城市工作……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城市，虽不说遗弃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讲完回座，注意到“周似未能接受”，并让秘书拿来材料，证明工人日常开支多。
次日，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会议，毛泽东即席讲话：“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
梁漱溟感觉毛“似暗有所指”，半夜起来写信，第二天面交毛，“主席坚谓我是反对经济建设路线的人，竟不得自明。”
16日会上，他“发言分三段，自以为无事”。17日午后入场，座前有印刷品：1949年春他发表于《大公报》的两篇文章之一，劝中共不要以武力求统一。“我明白是要批判我。”果然，先是章伯钧发言，诸多指责。继而是周恩来作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他一贯反动。他站起来质问为什么没印另一篇指责国民党是内战战犯的文章。无人应答。当周恩来说到他想升官发财时，他愤怒地打断，“说我想升官发财！笑话，笑话，笑话。”
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3次插话。一次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一次说，“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最后说，“对于你非止这次不开除你的政协委员，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还受你迷惑。”他站起来想辩解，主席台上宣布会期延长一天，准许他明日发言。
梁漱溟心气很盛：对我施加高压手段那我是不受的。毛主席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次打击我怕未必有把握。18日上午有人问他准备怎么发言，他笑着说，你们晚间再来，且看胜负如何。
18日午后梁漱溟到会发言。以往政府开会列席人员不多，这次却有两百多人，他发言不到10分钟便被群众制止。他向主席台上说：“现在我惟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这时插话，“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
毛泽东建议让他再讲10分钟，并说他的作用就是借揭露他的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依然坚持，“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大家都没有雅量吗？”经全场(包括列席者)表决，剥夺了他的发言权。5位民主党派代表和统战部长李维汉先后发言，李提到他上午说过“胜负如何”的话。会议最后一幕是举手表决，把他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处理。
事后他曾把写的检讨拿给长子看，梁培宽说，太偏于个人修养考虑而未从政治上考虑——写检讨应多说政治上的错误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梁培恕看了他会上的发言提纲，劝他相信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你要配合他们。许多年后他觉得对不起父亲——“即使我少年时那般不安分，他都相信我，可是我竟然劝他不相信自己。”而梁漱溟的自我反省，仍不外乎个人修养：“功夫只在慎独，其他皆非可用力处。”
奇怪的是，开过会后他的“问题”被挂了起来，不做结论不给处分，有些开会通知乃至宴会(如公宴金日成)请帖仍送上门来。只是，1955年邹平县公安局曾在全县范围内3次收缴与乡建运动有关的物件，力图没有遗漏。
事件之后，毛泽东、周恩来与梁漱溟再没有来往。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几天，梁培恕和父亲提到，从报上的照片看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好。梁漱溟说，“肯定过不了今年。”梁培恕震惊得呆了几分钟，说，“总理和主席在同一年逝世，那就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梁漱溟说，“就这个意思。”9月，毛泽东逝世。17日，政协宣布次日追悼大会安排，说他不必参加。街道革委会的同志找上门来，约他第二天看电视转播。他如约去看。
两位领导人的追悼活动都将梁漱溟摒于门外，但他比许多人更肯定两人的功绩。他曾向人说，周恩来差不多是一个完人。对毛泽东，他说“此公自是世界历史上卓出之伟大人物”。“你不要以为始终是一个毛泽东。他在变，你不能拿他的一段、一角来概括或推论他的前头或后头。那不行。所以实质上没有一个毛泽东，而是有无数毛泽东。是前后变化的，种种不同的毛泽东。”
匹夫不可夺志
共产党有自己的路线，“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在政治主张上梁漱溟一度失去了自信，“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拟写中共从何而得以挽救中国”。1957年别人以为他要鸣放，他并没有。次年全国国家干部向党交心，他说，心里虽然有冲突，国家统一稳定是事实，“不服自服”。“尽管自己一时不够明白亦拥护，拥护总不会错的”。但，“在决心拥护之中而有时候出之不很自然，特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此”。
比如他说自己改造不了出世思想。于是“每位先生对我提意见都说到这个问题”，说这是拒绝为人民服务。因为政协委员们不都懂佛学，他为他们解说，并说自己承认，马列主义作为世间法完全对，但马列主义不承认出世说，结果是“我承认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承认我”。至于为人民服务，他愿意到偏远乡村去推广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大家还指责他很少发言“帮助”别人。他请过几次假想留点时间写《人心与人生》，却困惑能否在“作拥护党的公民的前提下，从事研究写作”。
1953年后，他当了二十余年“反面教员”，渐渐明白“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在前者”。他仍然明知某些话不能说还是忍不住要说。“文革”中政协受冲击，到1969年春才在军代表主持下勉强恢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梁漱溟还要当3次反面教员。
一次是“批林批孔”运动。他先是说了对于林彪的意见：“林彪无路线可言”，“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而刘少奇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这被认为是把路线斗争说成了权力之争，有意反对领导党的定论。
对批孔他原想不发言，终因不能坐视误导写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经江青点名，政协的批斗集中到了他身上。1974年1月到9月，先是每周4次批判会，后减至3次，8月减至1次。每次批判他都认真听，批判间歇还打太极拳。9月下旬举行各组联席会议，主持者问他感想，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习惯了批判一方获胜的主持者惊愕之余让他作解释。他说：“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志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一人，无权无势。他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另两次是议论宪法。
对1970年的宪法草案，他说，宪法的要点之一是限制个人过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新宪法草案比旧宪法少，“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谁来当，“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选。”举座皆惊，他质疑的两点，都是毛泽东的意思。几天后上级指示：个别人思想反动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1978年政协第五届会议召开，委员们“有不少刚刚解放，甚至刚刚离开监狱”，“也几乎无例外地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故去”，梁漱溟却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困难将会大得多”，“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清末和民国的制宪“都是上面给下面的……人民群众要求的东西上面不实行”，而宪法本意是“由下面限制上面”。
大会闭幕后过了一段时间，政协奉命批判其“错误言论”。但“推动批判的工作进行得颇为艰难”，没有人主动发言，只得轮流上台。因为临近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头没尾地结束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