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看病记
英国看病记
撰文 梁志
2007年9月，我带儿子去英国旅游，住在曼彻斯特朋友家。
没想到，一到英国，水土不服，身体不适，感冒了。
一开始，我以为能顶住，扛两天就过去了。在国内的时候，感冒了通常都是这样的。内心也是担心人生地不熟，怕就医麻烦。但没想到，这一次扛不过去了。两天之后，发烧了。
无奈之下，只得去医院。朋友知道我英语水平不行，问要不要陪我去。我说不用，自己打了辆出租车，就近到了曼彻斯特一家医院就诊。
一进医院大门，我有些惊讶。医院很安静，没多少人，边上甚至还有儿童玩耍的设施。这与国内医院有天壤之别。国内医院简直与火车站候车大厅没什么两样，嘈杂混乱。
“我能帮你做什么？”咨询台一位黑人女接待员迎了上来。
“我看急诊。”我操着不熟练的英语回答说。
黑人女接待员递过了一张记录表，让我登记一下。
我的英语水平大致能对付前面的身高体重年龄性别等，但下面的有关历史病历的记录，却难倒了我。
接待员给我解释，我也听不懂。
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电子词典，吭哧吭哧地查找着。
“你不是要看急诊么？这样填表什么时候才能填完啊？这样不就耽搁时间影响你的病情么？”女接待员有些不解，但却也帮不上忙。
我一边用蹩脚的英语解释，一边着急地翻弄着，但解决不了。
无奈，我给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打了电话，请求帮忙。领事馆的人问清情况，让我不要着急。不一会儿，一位小伙子蹬着轮滑就过来了，远远地就跟我招手，原来是领事馆的义工，是位台湾同胞。
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搞定了表格，开始就医。
一位胖胖的白人女护士过来，带我做常规检查。从测量身高体重血压，到肺部检查做心电图，就像国内的体检一样，全部做了一遍。
都正常。护士把记录我体检情况的病历给了大夫。
医生是一位白人男士。他迅速地看了遍我刚做完检查的表格，跟我说：“放松，没事，小意思啦。”
然后，开始询问我最近饮食是否正常，发烧多长时间了，大小便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我一一结结巴巴做了解释，到回答大便颜色时，我一下子卡壳了，英语不会说。
着急中，我猛然看到医生的头发，脱口而出：“很正常，颜色就像你的头发……”
话一出口，我马上觉得失礼了，不好意思，赶紧道歉。
“是么？”医生扭头对着镜子照了照，用手胡撸了一下自己黄褐色的头发，“嗯，我明白了。”医生转过来对着我微微一笑。
我一下子松了口气。
医生问完我情况，又一次跟我说：“你的病，小意思，放松些，不要紧张，我给你开点药，按医嘱服用就行了。”
“不要输液么？”我将信将疑，脱口而出。
“为什么要输液？为什么？”医生吃惊地看着我，不解地反问。
我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告诉他，在中国的医院，一般感冒发烧后，输液是医生最常用的治疗方法。
“这对身体没有好处。”医生直摇头，表示不可理解。
这位英国医生跟我说，我的病不需要输液，不需要抗生素，只要多喝水，观察就行。
就医过程中，医生一再跟我强调，服药的时间、方法，强调让我多喝水多休息。
看完病，我向医生表示了谢意。又问了一句：“看完病去哪儿交钱？”
医生再次露出了惊讶的神情：“交什么钱？为什么要交钱？在英国，只要你是合法入境的，急诊不需要任何花费。”
轮到我讶然了。虽然英国的制度和中国不同，但外国来的合法入境者，急诊不用花钱，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医生说完，撕了一张纸，在纸上写了几笔，递给我：“回去多喝水，多观察。上面有我的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电话。”他顿了顿，说，“任何时候都可以给我电话。”
一个院长的“无米之炊”
梁奎选是北方一个中等城市三甲医院的院长，当院长11年来，他把一所欠款6000多万的亏损医院，带成一个效益良好、排名在当地前三的医院。即使这家医院已经重获自我造血功能，他仍坚持认为，政府对地市级医院的投入严重不足，这是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原因。
口述 梁奎选
整理 中国周刊记者 徐一龙
1
我是1999年到这个医院当院长的。当时，这个医院可以说人浮于事，什么也不是。在全市医院几乎是垫底的。医院的中药房、西药房内的药品、制剂，几乎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各个厂家和公司的。当时没有器械商愿意打交道了，信誉太差。医院欠款6000多万，这些钱有药款、设备款、耗材款还有后勤款项。还欠职工的钱，门诊楼是职工集资的。
当时医院还欠政府的钱，1993年开始交纳各种保险金，但一直没给政府交，还欠了1600多万。职工们发不下工资，要隔两三个月，还只能发百分之六七十。
医院里几乎没什么大型设备，很多科室连吸痰器都没有，有的，也是80年代老式的。
当时，政府每年给我们拨款50万元，我们那里最好的医院，拨款也只有100万。
医院有1000多人，每个月连工资带保险就得100多万。到2004年7月1日，我记得这个日子，给我医院彻底断粮断奶了，一分钱也不投了。这个政策执行到2009年，才一年给一点。
没有钱，我怎么办？只有找世行贷款去。
我是通过朋友知道可以到世界银行贷款，没有人帮你，只有你院长去跑。跑这个项目也得政府同意，市长同意，财政部门也得同意，市里盖了很多章，搞资产抵押。
这个项目我跑了七个多月，算是比较快的。当时是通过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跑的。(跑项目的)那些日子，到处求人，给人打扫卫生，开会时给人当临时工，比要饭还难。回想起来，可以说很辛酸。
贷款是240万美元，没有现金，这个项目都是器械。买回来一大批医疗设备、器械。
这笔贷款利息比较低，只有百分之五多一些，但很多职工不理解，觉得买什么器械，不如把钱发给大家，补发下工资什么的。买那么多器械，如果没有患者，还得付利息。现在想来，后来如果不成功，我的渎职罪就摊上了。
当时不可能从银行贷款，谁会贷款给你？政府也不会帮你。后来一看到我把世行的钱跑来了，才不一样。我又靠个人信誉从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贷了300万，1999年啊，这笔钱算不少的，给职工补发了工资和一些集资款。
2
当时如果要赢利，只有自创。
我开始引进些老专家，原来院里的老专家都不上班了，我几乎四顾茅庐都做到了，把老院长和老专家请回来。退休工资照发，另外增加挂号费。当时省管专家挂号费5元，我把挂号费一半的钱，都给了专家，给专家提高积极性。那时，没有医院按这个比例给。这算是吃螃蟹的。其实，这样医院挣的钱更多，(挂号费的一半)那才值几个钱？
赚钱的还是介入治疗。介入含金量最高，技术是超前的，当时我们那个省还没有地市级医院搞介入治疗。
世行贷款购买的器械很多是这方面的。当时进口机械时，就盯住介入治疗。
设备过来以后，就开始搞起来。首先是外周血管介入，脑血管介入到2003年比较成气候，心脏介入也是三四年后成的气候。直到现在，这些都是利润最高的科室。
到2000年下半年，我们就有利润了。
3
2000年4月份，我们搞了一次集中药品招标，算是我们市里第一个搞的。第一次招标就把药品价格下降了15%。药厂以前的钱没还，我们总得等自己有了利润。
大处方？这很正常，哪个医院不存在？大处方，卫生局是不认可的，医院也不认可，可强调归强调。
过度检查也有，大型医疗设备投入1000多万，成本回不来怎么办？
医生付出那么大，医院不搞提成，不搞回扣，行吗？全国的医院都是这个状态，你不干行吗？有的时候，你得睁只眼、闭只眼，我们该说的说，心里很清楚。
我认为，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解决不了。政府不给钱，医生工资低。地市级医院的医生有多辛苦，我认为，如果中国都按地市级医院的医生那样搞发展，四化率要快十倍以上。
我下台前，政府派审计局来审计，干了十多年院长，政府欠我的钱，欠五六千万。这都是公益福利的钱。什么叫公益福利？街上有一个要饭的得了病，送到医院，谁来买单？谁来拿钱？我把账单拿去，人家看都不看。
还有非典的时候，光整修设备就花了400多万。手足口病的时候，进行硬件改造的钱。这些钱，该不该政府出？
去年，我们医院开始盖15层的新大楼，贷款的，为了改变这个医院，为了多赚钱。大投入才有大发展，病人才不用都涌到大城市去。这给国家减轻多少负担，给政府减轻多少负担，可谁给我们一分钱？
4
医疗纠纷每年都有。我认为，这是政府部门不作为造成的。前几年，我每年做下统计，平均每年医务人员500到1000人被打。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你说同仁医院被砍的医生，哪能怨医生的。这是政府不作为。老百姓心理扭曲了，包括医生也是扭曲的。现在就没有你相信我，我相信你了，没有信誉。心理扭曲，什么事干不了？
政府不作为的关键，就是该买单的不买单。现在新农合、县乡村大量给钱，地市级医院谁管？
一边不给钱，一边编制、职称控制得很死。
编制问题困扰医院多少年了，床位在增加，还按照原来的编制。
1999年，我刚当院长时，有500张床位，现在有1000多张。可政府给的编制几乎没变，它满足不了我床位发展的需要，满足不了城市人口增加的需要。作为院长我没办法，没办法怎么办？研究生也得走人事代理。进编制的就有公积金，不进编的就没有，工资只能按正常的医生去套，有人就会低一点。这个肯定会影响医生的心理。
现在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职称问题完全由劳动人事部门控制比例，高级职称控制、中级职称还得控制。医生得靠职称拿工资啊！都一样的水平，一个进上了一个没进上，你心理扭曲不扭曲？
我在任这十多年，政府在投入上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5
如果让我说，政府应该怎么给公立医院投入，我觉得起码有三点。
第一，人员工资，政府应该投入百分之六七十，现在不到百分之十。第二，医院盖楼，应该政府买单。第三，大型医疗设备，应该政府买单。另外，公益福利事业、突发事件、传染病防止、困难人员的医疗、看不起病的人，都应该是政府买单的。
医务人员不愁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在国外，收入最高的职业第一是医生，第二是律师。医生的工资不应该低于公务员。
现在说看病难，看病贵，其实小城市不存在这个问题，看病并不难。医患关系那么紧张，依我看，有百分之五是医务人员解释不到位或态度有问题；千分之一是医疗技术问题，其他，都是钱闹的。
(梁奎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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