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经济发展报告

　　稳进2012

　　三组由升而逐渐转降的曲线，大致勾勒出2011年中国经济局面的复杂态势。

　　一是牵动众多老百姓神经的房价曲线。这根一度一直向上飘扬的曲线，在2010年4月中央启动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之后出现波动。2011年9月开始，一度坚挺的房价出现松动；全国百城房地产价格指数出现连续3个月环比下降。

　　二是同样牵动老百姓关注的CPI曲线。始于2010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开始明显加速的这一轮CPI上扬，甚至出现了八大类价格全面上涨态势。但经过宏观政策的有效调控，11月下降到了4.2%。尽管仍有压力存在，CPI的“拐点”已基本浮出水面。

　　三是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GDP增速曲线。今年一季度GDP的增幅为9.7%、二季度为9.5%，三季度下降至了9.1%。对于已经连续调整了三个季度的GDP增速，相当程度上，可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的结果。

　　这三大曲线相聚年终，意味着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尽管依然面对着十分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经济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矛盾仍很突出，中国经济仍然显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主基调。

　　这一来之不易的成绩，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在2011年实现了“十二五”时期的良好开局；另一方面也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2012年“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唱响，奠定了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基础。

　　2011年临近尾声，中国经济正在迎来“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2012年。□

　　2011，稳健开局年

　　2011年物价水平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状态，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物价环境，在2012年就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重大突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唐敏王仁贵尚前名

　　实习生张萌

　　作为“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年，深度剖析梳理2011年经济运行的特征变化，研判宏观调控的政策收获，成为当前国内外复杂局面下正确把握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通过对权威专家的采访和实地调研了解到，近一年来，由于各省区市按照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积极应对，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国民经济依然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总体发展处在预期区间，为“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奠定了良好开局。

　　力稳经济增长

　　“房地产市场调控甚至成为了今年宏观调控成败的标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解读今年宏观调控的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毫不犹豫地以房地产市场调控开讲，“之所以房地产行业成为2011年中央的调控之重，就是因为房地产业吸附了最多的资源和资金搞投机，已经成为经济健康发展最严重的隐患之一。”

　　和韩康一样，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也高度关注今年的房地产调控。他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引导资金的投向，优化经济结构，把过剩的流动性吸引到结构优化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就可以缓解通胀的压力，同时又能够通过结构的优化为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向本刊记者表述得更加直接，“要保持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通胀三者之间和谐发展，必须摒除房地产业的干扰，摒弃经济增长中对房地产的过度倚重。”也正是今天决策层“咬定”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为保证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创造了一个要素。

　　不过，在韩康看来，尽管由此拧住了房地产继续向国民经济注入投机“泡沫”的“龙头”，但通胀势头趋缓的同时也出现经济增速趋于放缓，这种复杂局面非常考验宏观决策者的智慧和判断力。“通胀和增长的动态平衡难度很大，应通过观察它怎么变化，尤其应关注经济现行指标的变化趋势，超前做准备，以便对宏观政策适时预调微调。”韩康说，这一点，尽管也有不足，但总体上，决策层想得比较清楚，动手早，使得调控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郑新立对2011年梳理出三大亮点，其一，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局面，尽管增长速度可能比以往两位数的增长略微下降，但仍保持在9%以上，这在当今世界属于非常快的增长速度；另外，速度略微下降符合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因为宏观调控是以抑制通胀为重点的。

　　其二，经济增长由三大需求均衡拉动，消费增速在百分之十几，投资、出口增长速度都百分之二十几，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比较均衡地用劲，特别是消费的增长速度比较快，民间投资的增长快于国有经济投资增长，说明内生型的增长机制作用在增强。

　　其三，通胀已经出现了拐点。从8、9、10这三个月的情况来看，通胀压力都比去年同期略有下降，尽管降速比较慢，但趋势已明显。

　　结构调整仍待发力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出我国传统经济结构中的缺陷，“近几年来，我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取得一些进展，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

　　比如，郑新立举例说，“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提出了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今年本来应当大力践行，并迈出大的步伐。但是，由于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所以宏观调控的重心更多地着力在了抑制通胀上。”

　　“转换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唯有进行结构调整。”余斌就此表示，“为什么要进行结构调整？因为原有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传统的竞争优势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应该看到，经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倒逼效应，一些省份的产业和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例如，2010年外贸依存度曾超过100%的广东省，坚持忍住暂时速度的放缓，秉持结构调整优于速度增长的理念，制定了加工贸易型升级、工业品内销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今年前三季度，即使在欧债危机影响下，出口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而从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投资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投资拉动型需求结构必然影响产业结构变化。依靠投资拉动，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的必然是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对钢材、水泥、电解铝这些建材的旺盛需求，“这时候还有谁会去调整结构，去发展那些高精尖的产品呢？”郑新立说。

　　不过，“如果能扩大消费，让老百姓买东西来拉动消费生产经济的增长，那么就可以使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发挥，我们人均GDP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居民消费率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说明我们消费需求的潜力还很大。”郑新立特别强调这一点。

　　在郑新立看来，发展方式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紧接其后，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须要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在消费政策上，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例如，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在鼓励自主创新上形成更有力的政策，特别是鼓励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鼓励到海外投资等。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认为，2012年的倒逼效应会更大，结构调整有望实现实质性突破，“2012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物价了，CPI的水平肯定要低于今年，主要矛盾应重回到结构调整上。”

　　驾驭经济能力提升

　　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2011年国民经济之所能够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各级政府部门驾驭经济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许多受访干部群众对政府应对欧债危机和宏观经济复杂局面的敏锐与决策感慨颇多。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复杂局面的能力越来越成熟，尤其是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有效提升了我国经济抵御外来冲击的免疫力。”韩康说，面对欧债危机演化的不确定性，外贸出口受阻，中小型外贸企业困难增多等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从容应对，在坚持宏观调控取向不变的原则下，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出台一系列包括减税减费在内的措施，减少了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近年来，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也有效提升了我国经济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自2009年我国经济触底回升以来，中央在2010年上半年出台了包括控制信贷投放、房地产新政等调控政策，以及鼓励经济结构调整、区域经济振兴等激励政策；2010年底，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趋热苗头、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化风险明显加大等新情况，中央及时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回头看，正得益于这些政策措施的及时出台，我国经济增长包括外贸出口并未出现较长时间的自由落体式下滑。”韩康认为。

　　对于下一步的增长潜力，受访专家认为，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的进程中，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以住房、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为热点的居民消费升级活跃，市场规模及回旋余地都很大，尤其是国内市场空间巨大，中央适时着重提出扩大内需，意义重大。

　　对被遏制的通胀压力，尹中卿提醒，在今后一个时期，撇开投资膨胀和货币流动性仍然充裕的因素不说，导致这一轮通胀的原因还没有消除，“从外部看，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加大。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持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还将持续，美元继续走弱，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进一步走高，直接推升国内相关商品价格。”

　　从国内看，成本推动压力成为长期趋势。“各地、各方面加快发展的动力较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节能减排和资源价格改革、税费改革也要推进，这些都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尹中卿指出。

　　“尽管目前物价上涨已经见顶，明年的物价水平将会回落，但中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仍不能低估，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尹中卿判断。

　　韩康则提醒，要适时推动资源价格的改革，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推进民营金融企业的改革、银行体制的改革等。□

　　价格改革力破垄断

　　反垄断在2011年取得了象征意义的成绩，11月9日，国家发改委证实，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进行调查。此前，我国反垄断一直被评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但这次似乎动了真格。尽管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此后向国家发改委申请中止反垄断调查，并承诺从多方面进行整改，但直到现在国家发改委并未终止反垄断调查。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评价说，由中央政府的职能机构对国有大企业正式进行反垄断调查，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国家发改委打响了国企反垄断的“第一枪”，成为我国反垄断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反垄断在我国经济领域早已不是新话题，而近期社会各界对垄断的批评尤甚，原因就在于垄断大大地推高了成本。包括经济运行的成本、老百姓消费的成本等。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对价格的控制等，垄断企业能够对国家的宏观调控起到推动作用，而现在，这种垄断带来的影响，呈现出对冲宏观政策大方向的迹象。在管理通胀预期成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前提下，质次价高的服务不仅影响到“治胀”的成效，甚至成为宏观调控的反作用。

　　以石油价格为例，虽然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目前达56%左右，但仍有44%左右是自产，自产的成本远低于国际市场油价。而当前油价定价机制的主要依据是国际油价，而不是国际市场油价加上国内石油生产真实成本的综合油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就认为，由于国际原油价格远高于国内原油生产成本，国内原油生产企业因此而搭乘国际高油价的“便车”而大获其利。

　　对此，韩康的批评更直白，“国有企业，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天然垄断型企业，一个重要职能应该是帮助政府来宏观调控，就是当价格超出老百姓承受能力的时候，主动在市场上平抑价格。而不是助推价格获利。”纵观我国业已推进的电力体制、电信体制、民航体制等改革，目的都是打破行政垄断，形成竞争格局，但事实上深化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结构调整机遇时刻

　　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根据倒逼机制，往往是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从目前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已成共识，为利用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同时，经历了危机之后的再平衡，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度已有所下降，内需在驱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和作用有进一步提高趋势。

　　这意味着，虽然2012年外部经济环境不容乐观，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且，就今年的实际表现来看，中国经济的增幅依然高于预定指标，这些都为进一步容忍因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的增速放缓预留了空间。

　　即使未来形势逼人，中国被迫出台一定的救市政策，也不必再次祭出财政刺激大旗、大搞“铁公基”，可考虑使用以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刺激居民消费，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通过努力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来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一定水平上。

　　诸多实践已经证明，结构调整越是有成效，经济增长就会越平稳；越是利用经济减速来加快结构调整，经济减速也会越平缓。相反地，如果政策重心一味地放在“保增长”上，结构改善不大，甚至逆转的话，靠政府力量维持的增长也只能是一时。

　　为此，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的“进”的解释之一，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并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第三大主要任务。

　　正如中央部署所言，明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应该在“四大着力”上下功夫：

　　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比如，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拓宽和开发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比如，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产学研结合，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比如，严格目标责任和管理，完善评价考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强化节能减排政策引导，加快建立节能减排市场机制；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比如，东部地区要更加自觉地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中西部地区要创新发展模式。

　　所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工作，关键是突出主题，贯穿主线，有扶有控，以最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工作目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为中小企业“撑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回顾2011年的中国经济，虽然热点颇多，但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无疑是最受人关注的话题之一。中小企业融资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老大难”问题。虽然相比过去两年，今年银根收缩的态势非常明显，但从多家银行的实际操作来看，无论是绝对数额还是相对比例，今年给中小企业的贷款都较往年有增无减。

　　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为何在今年频现？综观之，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做实业大都利润微薄，特别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等多种要素成本的上升，企业生产经营更是面临多种挑战。因此，看中风险重重的投机与炒作，成为一些中小企业主的“理性”选择。

　　说来，一些中小企业主热衷投机与炒作，不是不愿回归实业；而是回归实业后即使能维持生存，其微薄的利润水平和惨淡的财务表现，也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其中的关键在于，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让从事实业的国内中小企业摆脱资金窘境。

　　综观当今世界的产业发展，决定企业利润水平的并不是企业的规模等有形要素，而在于其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当今中国的中小企业，所从事的多属于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企业特质和所从事的行业决定了企业的利润水平只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要改变这种状况，唯有一种选择——产业升级。

　　一般而言，产业升级有两个方向。一种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一种是对原有的产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升级改造，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这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市场准入，二是技术获取。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众多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束缚。

　　如果说像融资难这样的困难还可以通过民间借贷等“灰色”手段加以克服的话，对于打破市场准入和技术获取方面的束缚，中小企业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市场准入的难易程度，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空间。近些年来，国家加快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小企业市场准入限制明显减少。同时，通过对垄断行业实施重大改革，使得中小企业市场准入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多数行业实现了中小企业的自由进入。不过，中小企业市场准入的一些深层次障碍并未完全消除，发展环境总体并不宽松，某些领域的进入障碍问题依然突出。

　　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非公经济36条”，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电力、电信、铁路等垄断领域”。在“引导”未取得业界满意的效果后，2010年5月13日，相关部门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帮扶”愈发处于尴尬处境之中的中小企业。

　　在这份被业界称为“新36条”的条文中，民间资本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被允许进入铁路支线、干线建设及电信运营领域等细化市场；甚至在房地产领域，民间资本将可进入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新36条”还鼓励民间资本兴办中小城镇的金融机构，提高民营金融机构的服务比重；在推进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改革上，民间资本将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补充。

　　从即将过去的2011年看，无论是“老36条”还是“新36条”，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见效，但中小企业所期盼的“平等进入”原则仍需要相应的实施细则“落地”。

　　除了市场准入，在获取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方面，中小企业也不同程度面临阻碍。囿于资金、人才和技术积累等方面的限制，中小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完全通过自身的研发掌握产业升级所需的全部技术，因此通过市场手段获取所需的科技成果是其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而大量中小企业嗷嗷待哺的同时，在科技创新首要源泉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里，却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尚未得到应用和转化。这需要更多的专业的中介机构、完善的市场体系，才能有效实现“产学研”对接。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垄断企业利用高额利润形成的雄厚资本实力，有条件进行各种研发和重大技术创新，并将成果运用于生产过程，长期享受着由技术优势所带来的更高利润。

　　实际上，无论是市场准入，还是技术获取，从国家层面而言都是在积极着手解决的课题。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真谛，也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希望。因此，只有坚决执行中央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彻底打破在融资、市场准入、技术获取等多方面的束缚，才能为2012年中小企业的发展释放新的空间。□

　　收入分配“基石”铺就

　　近年来，中央政府大力进行民生投入，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不断深入，铸就了坚实基础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日前，财政部公布，与今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前的8月份相比，11月个税收入减少160亿元，政府对纳税人的让利非常明显。个税免征额度的提高，只是今年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中的环节之一。2011年以来，居民收入的调整，除了一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等明线的调节外，公共服务投入的暗线调节更是值得称道。

　　从前11个月的财政支出来看，与民生相关的领域都成为了财政支出的大头：教育支出12332.4亿元，增长25.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583.67亿元，增长26%；医疗卫生支出5034.9亿元，增长41.5%；住房保障支出3157.78亿元，增长73.7%。而住房保障支出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2110亿元，增长1.3倍。

　　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保障房建设提速，特别是从2011年到2015年，我国将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力度前所未有。其目标是把20%的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纳入保障体系，仅此一项就涉及上亿老百姓的福祉。与此同时，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在此前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2年要实现全覆盖。

　　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力度，在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看来，国家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党的十七大特别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确立了基本方针和原则，提出了基本要求，指明了大方向。

　　而不少省区市政府在2011年也就进一步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作出了具体部署。比如江苏省推出了“民生幸福工程”，重庆市出台了“共富十二条”，一些省市也制定了有关提高居民收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制度和政策，这为当前和今后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

　　不过，当前收入分配改革中的难题，研究人士也并非没有注意到。在苏海南的分析里，如制约收入分配的经济社会体制弊端解决难度将越来越大，包括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尚未全面打破，部分地方对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歧视和限制，打破垄断措施不落实，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不到位，等等，这些将对“十二五”时期的收入分配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即使是在现有的分配举措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相关措施还需要完善。以个税为例，在我国个税征收过程中，工资薪金所得是最容易征收的部分；而高收入人群的主要收入却来自于股息红利、房地产等财产转让所得、拍卖等各种财产性收入。

　　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税务教研组组长汪蔚青直言，由于财产登记制度不够完善、信息共享系统建设不够健全，再加上很多交易直接通过现金完成，税收征收过程中难免出现遗漏，产生“灰色地带”，甚至一度使得我国个税成为“工资税”。近些年，即使公共财政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项目上的投入已有大幅增加，但离人民群众的期望值还有距离。

　　在不同场合，多位研究人士都传递出这样的观点，即不管面临何种难题，收入分配改革都需要深入推进，这既是对民意期待的回应，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需求。这其中需要处理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

　　“量力而行”，即制定和实施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和措施应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相适应，不超出经济承受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具有可持续性。而“尽力而为”则是对人民的态度、立场问题，对此不能动摇。

　　这其中还涉及到资源运作模式的改变。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认为，提高收入水平，一大抓手就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总供给，包括公共医疗、教育、文化、福利等，这是政府真正能做而且要大力去做的事，应加快整体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韩康认为，政府能够运作的资源规模是比较大的，这就要在运作上改变以基本建设为主体的国家大项目体系，开始实施富民强国战略，把经过合理确定的国民收入增长指标放在第一位，对完成这个指标的相关项目体系进行优先投入，然后再确定以基本建设为主体的国家大项目体系的投入及增长。

　　如按此施行，以基本建设为主体的国家大项目体系，其投入及增长水平就会有所下降，但随着消费预期的稳定和居民收入的大幅增长，社会消费规模必然迅速扩张；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能力上一个新台阶，国内市场就会加速扩张提升水平，内外需失衡就能逐步扭转；社会消费充实之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找到最合理的投入和发展方向，依赖市场和社会消费支撑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社会公共产品。

　　而资源运作方式的转变，就要求加快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的步伐。各级政府有了这样的认识，但步伐不够快。我国教育费用占GDP比重，至今仍然没有达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4%目标或许是一个注解。据最新权威信息显示，2012年教育投入将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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