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多点进发
财税改革多点进发
一年来我国财税改革，最大亮点就是宽领域、多密集的试点，是着力于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束缚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实现实质性突破的“前夜”
文/王振宇(辽宁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回顾2011年我国的财税改革，可以说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交上了一份较满意的答卷。多年迟疑不决的改革，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财政体制、预算管理、税收制度等方面终于有所松动，大有向改革“深水区”突破之势。
房产税试点。1月28日，上海和重庆两市率先开始征收房产税试点，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正式向居民(自然人)房产在住房保有环节征税之先河。两个试点市的房产税政策各有侧重，上海重点以打击投资投机为主要目的，而重庆则重在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更明显。房产税(物业税)试水，表面上是在为不断虚高的房地产市场降温，本质上则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2012年，中央政府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试点，适时开征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已成必然。
“三公经费”公开。4月14日，科技部第一个公开了“三公经费”，揭开了中央部委向社会公开的序幕。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的具体事宜。近年来，我国财政预算改革取得重大进步，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实践探索颇具典型意义，民间力量的“倒逼”加速了这一步伐。但同理想目标模式相比，我国财政透明程度还很低，要彻底实现公开、民主、阳光还任重道远。
学者王绍光在《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一书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看得见”，人民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其实，预算公开不只是公开几组数据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理念转换和制度机制再造，不应只停留在概念、形式、口径层面，而需向实质性推进，脚踏实地地付诸实施，藉此加快从人治财政向法治财政的转变。
个税法修正。4月25日，全国人大将初次审议通过的个人所得税草案在网上公布后，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社会大讨论。6月30日通过9月1日实施的个税法修正案，一下子将工薪所得税免征额提高至3500元，超出起初设计的目标(2500元或3000元)。根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改革后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由28%降至7.7%，纳税人数由8400万人降至2400万人。
个人所得税与民众的关系最密切，但此次免征额(起征点)界定的争议，相对于个税改革，仅仅是冰山一角，最终目标还是要健全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制度。日后的改革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跳出免征额的“怪圈”。
资源税试点扩大。9月30日，国务院决定从1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这是继新疆及西部地区试点后，资源税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其核心内容，就是变“从量定额”计征为“从价定率”计征。受多种因素的考量，新资源税改革选择了谨慎性原则，即从价计征范围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实行最低税率标准，其他品目资源税仍从量计征。自资源税制创立以来，其调控目标已发生了多次变化。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现阶段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今后的资源税改革推进，尚需通盘配套，妥善处理好与之相关的体制、机制和税费等问题。
地方政府试点自行发债。10月20日，财政部下发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的通知，选择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此次地方政府债券的自行发行，与2009年财政部推出的代发模式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发行主体由财政部变更为地方政府。“自行发行”与“自主发行”虽只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所不同。我国现行的《预算法》是不允许地方政府负债的，只能由财政部代发，视同国债。其中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中央政府要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举债权。地方债试点，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期待着完备市场约束机制的引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融资权的问题。
增值税扩围改革。11月17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至此，酝酿十几年的增值税扩围改革总算走出了实质性一步。早在2009年1月1日，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不完全”转型，此次试点也是推进增值税转型的重要一步。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选择了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模式，有效确保了财税收入组织功能。多年来，增值税的第一税种地位一直未动摇。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游离于增值税税制体系之外，不能抵扣，加重了企业税负负担，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同时，由于营业税是地方税系中唯一的主体税种，这一改革必然极大影响地方政府的近期和远期财政利益，以及征管部门由地税向国税的变化，亟须通盘设计、全面考量。□
经济学家展望龙年大势
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八大。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刊特别邀请经济领域决策智囊、权威专家，解析中国经济应对国内国际复杂形势的决策思路，分析预判2012年中国经济走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唐敏王仁贵尚前名
实习生张萌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如下(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陈东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冯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
韩康(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李健(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尹中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余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三驾马车”效力转换
《瞭望》：2012年中国经济将出现一个怎样的增长速度？
郑新立：明年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还是比较乐观的。一季度二季度也可能出现继续下降，因为今年三季度四季度的速度在下降，但是下半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到位，会出现略有回升，全年总体上保持一个平稳增长态势。
韩康：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一个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的比较合理的上下弹性空间。对于2012年，低于7%或者高于10%，就会有问题。到10%以上，经济呈现的是紧运行，煤电油运紧张，出现通货膨胀；如果7%以下，可能又带来另一些问题，就业局面会出现紧张。
为什么我们的增长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其实7%、6%都可以，但是目前我们仍旧缺乏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系统，如果将来社会保障健全了，我们的经济就更加成熟了，承受经济增长上下浮动的能力就会更强，现在不行。
陈东琪：不需要对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下降有过多担忧。适当的经济增速下调将有一定的好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的风险缩小，政府有更多的精力做其他的事情。第二，将减少增长的代价；第三，有更多的时间来搞改革，搞创新，转型升级等；第四，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到一个长期平衡的持续增长的时代。
尹中卿：在“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如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区域互补性强，回旋余地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长期紧缺的资金已经变得比较宽裕，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技术进步、科技和管理创新能力增强。
毫无疑问，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肯定可以抵消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和成本上升所衰渐的传统优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不仅不会直线降低，甚至还会有所提高。
可以相信，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依然强劲，经济高增长速度放缓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度过短期增速回调之后，到2012年下半年或者2013年，我国经济仍有可能继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王建：我并不认同中国的经济会继续高增长，也不认为会进入所谓“中速”增长期，而是认为中国经济会在2013年以后开始强劲反弹，并且在其后还会以9%左右的速度继续高速增长15年。所以至少从“十二五”这5年看，中国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既不是9%以上高速曲线，也不是8%左右的中速曲线，而应该是一条“√”型曲线。
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在于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供给能力，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一个新的产能释放期，这就在供给方面具备了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问题出在需求方面，是新全球化的中断使外需大幅萎缩，而内需又被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强烈抑制。所以，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定位为“战略基点”，提出了要从外需转向内需、内需要从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深意即在此。
《瞭望》：明年“三驾马车”会出现哪些变化？
郑新立：从国际市场来看，发达国家可能继续疲软，对中国进口需求不能指望有一个正常的增长，但是情况也可能跟我们估计的不一样。因为，欧美日这些国家居民收入下降，或者是没有增长，对中国价廉物美商品的需求可能会更多，所以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一定会下降。今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对美欧日国家的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依然保持了一个旺盛的增长。
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力比较大，应当着力开拓。同时，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走出去”投资，包括到发达国家投资经营港口等基础设施，对那些经营比较困难又拥有技术资源的企业可以展开并购。
余斌：2012年，总体上来说，有望实现增长速度平稳回落，但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的良好格局。比如，中国的出口规模下降，由此带来贸易顺差的规模缩小。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会下降，内外平衡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改善。在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消费的增速会出现回升。从而，消费占GDP的比重会有所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会有所上升。中西部地区保持较快增长，这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民收入的增速有望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有望遏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也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
王建：投资方面需要关注新一轮产能释放可能在未来带来的产能过剩。在已经有大量过剩产能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避免短期衰退的风险，却会加重未来长期经济过剩的风险。
李健：发达市场需求将继续受紧缩影响，应进一步开拓有着较大增长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市场，大力开发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的产品，寻找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特点的经济贸易合作方式。而且，出口中低端商品的优势将逐步减弱。要想保持和扩大我国出口市场份额，就必须改变“中国制造”廉价形象，实现出口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提高的转变。
赵晋平：从进口需求来看，刚性顺差逆差或出现转换。1～10月我国进口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出口增长速度，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下降15.4%。至此，我国贸易顺差已经连续第三年减少。扩大节能环保产品市场的开放，推进绿色贸易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新课题。这既是外贸发展新的机遇，也将给传统贸易增长方式带来一定阵痛。因为碳排放迟早会成为外贸发展的一种约束。这就要求外贸企业更自觉地把节能环保降耗理念及指标引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外贸结构的努力之中。
房地产调控仍是关键
《瞭望》：为应对明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宏观政策手段的运用如何准确到位？
郑新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在具体行动上，则应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来优化贷款结构，使财政的投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样有利于把资金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需要的方向。
财政政策通过杠杆、引导作用，使货币政策能够跟着相互配合，把资金引导到正确方向。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需求量大；第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三，农业现代化；第四，服务业；第五，引导到海外能源资源的投资和国际并购。如果把资金引导到这些方向上去，那么我们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就能够迈出大的步伐，同时又可以避免通货膨胀。
陈东琪：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性依然非常明显，特别是在经济的低潮，通过投资拉动经济更显得重要。2012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还会保持适度的增长，包括交通、水利、城市的基础设施，另外包括一些以人为中心的社保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公共投资和财政开支增加这部分的支持以外，还体现在增加群众收入方面，比如说在结构性减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同时减少创新型小微企业的税费等方面，都应该会有一些动静，明年结构性减税的力度会更大一些。
冯飞：要在结构调整当中实现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单纯追求量，而是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的质量要进一步提高。
货币政策不需要做一个总量上的大变化，而是做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果贷款的投向主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的是集中在服务业、文化产业中，就可以实现在推动结构调整的同时获得经济的平稳发展。这其中，必须注意加强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坚持依靠改革推进，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为长远发展留下空间和余地。
《瞭望》：对2012年来说，中国经济仍面临哪些突出的压力？
郑新立：明年的通货膨胀压力还是不小的，明年要继续采取措施来抑制通胀，但是这个措施不是要继续收紧银根，而是要用增加短缺产品供给的办法来抑制通胀。因为这次通货膨胀的两大因素，一个是食品价格占60%左右，一个是房地产价格占近30%，两个占涨价因素的90%。因此，可以通过增加城市副食品供给，抑制食品价格上涨；用增加普通住房，特别是保障房的供给，抑制房价上涨。今年我们已经有好的开端，明年要继续努力。
尹中卿：在今后一个时期，撇开投资膨胀和货币流动性仍然充裕的因素不说，导致这一轮通胀的原因还没有消除。从外部看，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加大。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持续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范围内流动性过剩还将持续，美元继续走弱，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进一步走高，直接推升国内相关商品价格。
从国内看，成本推动压力成为长期趋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节能减排和资源价格改革、税费改革也要推进，这些都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再加上国外大量热钱流入、国内一部分游资投机炒作，不仅会推升短缺商品的价格，放大涨价效应，同时也会影响社会心理，对价格上涨起推波助澜作用。
尽管目前物价上涨已经见顶，明年的物价水平将会回落，但中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仍不能低估，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
韩康：如果保障房建设如期圆满完成，将是本届政府做出的最重大深远的事情，有利于调整整个分配关系，也有利于理顺资源配置结构。如果保障数量真的做到20%～30%，中国保障房事业会大变样。当然，这个工作非常难。一定要坚持推进下去，考虑怎么进一步把这项工作做好。
抓住改革时机
《瞭望》：明年改革面临哪些“硬骨头”？
迟福林：这两年，尽管我国在拉动消费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2010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高达5.6个百分点，消费的贡献率只有3.9个百分点，差距还是比较明显。消费率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十二五”是我国提升消费率的历史拐点，关键在于能不能推进相应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变革，构建消费主导的格局。这个矛盾不解决，尽管我国在短期内仍然能保持较快的增长，但难以实现中长期的持续发展。所以，“远虑大于近忧”。
郑新立：“十二五”规划要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是在于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所以改革是关键，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要继续强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
《瞭望》：结构调整面临哪些难题？
王建：结构调整需要突破许多重大的体制障碍和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在这些方面需要有整体方案和具体实施方案。
余斌：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在明年允许经济增速适度下调、允许通胀处在合理水平的情况下，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大力推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应该在以下几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促进双轨利率向单一市场利率并轨，大力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发展的中小金融机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形成统一的土地市场；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明年应抓紧时机推进水电气资源价格的改革。
冯飞：企业在应对成本上涨的时候，容易处理的一些环节它们做了，比如说减少库存、增加效率等，把成本上涨的因素消化了一部分。现在来看，要想创造一些新的竞争力，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可能真是要进入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靠技术、价值链升级、品牌等。也就是说，在明年或者是未来几年，我想经济发展应该形成这样一种倒逼机制。当然，外需的下降是一种倒逼，但是我们不希望它下降很快，还是要稳定。调控政策要善用这种倒逼机制，逼着产业、企业去调整结构去创造新的竞争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