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寻找中国“船票”

　　因为一部预言影片，2012年成为一个奇特的年度。预言说，世界将在这一年里毁灭，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救赎自身的方舟船票，逃脱劫运。

　　和以往众多末世预言一样，自然没有人对此信以为真。

　　然而，2011年，美国经济低迷，欧洲深陷债务泥潭，阿拉伯世界的变革此伏彼起，日本大地震，世界政治格局也在动荡之中摇摆？???不堪的现实，让人不得不思考：自我救赎的船票在何处？

　　2012年，这个世界会好吗？

　　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更不可能独善其身。在新的一年，我们邀约各个领域颇有建树的人士，一起畅谈，所谓“船票”，何以当之？

　　他们找到的“船票”竟出人意料地有相同的内涵——

　　作家余华说：如果大家都在弄脏这个环境，只有几个人试图打扫干净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唯一能做的，是大家都努力来打扫；

　　律师张思之说：惟有每个人都能静下心来，戒除浮躁，从最普通的工作做起、从每一个案件做起，扎扎实实、规规矩矩地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才能推动法治进步；

　　教育研究者杨东平说：由无数微改变凝聚的公民社会的力量，将是实现整体性教育变革的基础性力量；

　　姚明则表达，希望新闻媒体在关注明星的同时，也能关注普通人，因为他们作为个体，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也许不够大，但往往更令人感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这些关键词：宽容、理性、开放，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历史，尊重法律？

　　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相信，有谁手握拯救世界的“船票”。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类也不可能仅靠某个组织或某个意志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想要抵达理想之境，没有捷径，惟有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惟有依靠社会中的每个微小进步。

　　找不到方舟船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连寻找的人都没有；可怕的是刻舟求剑，迂腐保守；更可怕的是，大家盲从于一种到中流击水的虚妄豪情中而不知身处漩涡的危险。

　　“船票”在哪里？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回到内心寻找动力，回到常识坚守本分，以不懈的努力寻找出路。如此，2012，充满期待。

　　本刊编辑部

　　有困难 有办法 有希望

　　文/吴建民

　　新的一年开始了，今年的国际形势是去年的延续。我曾用六个字概括去年的国际形势：动荡、反思、合作。

　　2012年是选举年，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韩国、墨西哥等国的领导人都会出现变化；全球经济将继续在低谷徘徊，特别是欧、美、日情况不好；新兴大国将继续保持增长；中东北非地区会持续动荡。

　　全球关注的当然是几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大国领导人的更迭是本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必定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和变化，影响全球局势。另一方面，在选举年大家都希望世界局势的平稳，不发生急剧动荡。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这种状况，会促使全球对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更加关注和重视。展望2012年的中国外交，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外交上面临的挑战在增多。与此同时，机遇也在增多。对中国外交而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

　　2012年1月1日，中美建交已33年。时间虽不长，但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年初，习近平副主席将访问美国，这是对于美国副总统拜登2011年8月17至22日成功访华的回访。在美国的大选年进行如此高层的访问，这在两国建交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次访问意义重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但面临的形势复杂。中美双方都希望这次访问取得成功。

　　去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重返亚洲”的旗号下出席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总统出席这一会议还是第一次。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的一系列讲话，在本地区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从本质上看，美国并非是重返亚洲，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地区。但是，美国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投入，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上升，这是确定无疑的。美国领导人发表的一些针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讲话，其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大选的需要，也有虚张声势的成分。但是，双方都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俱损。中美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合作是主导方面，这一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

　　我相信，尽管2012年对中美关系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但是，在双方的努力下，中美关系必然会总体保持稳定和发展，这是双方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回顾四十年的历程，中日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在四十年前邦交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四十周年是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是中日双方的共识。最近野田佳彦首相对中国的访问就证明了这一点。

　　2011年10月我去日本访问时，会见了日本各界人士，他们强调，日中合作是亚洲进一步崛起的关键。我深切地感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了。中日关系在今年取得进一步发展，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亚洲人民，而且是世界人民希望看到的。

　　去年，围绕南海问题，中国与一些邻国的摩擦、矛盾增多。过去，国际社会长期不关注南海，但在去年，南海却成为国际舆论中的热门话题。南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诚然，这个地区围绕岛屿归属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争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尽管存在争议，但中国同有关国家都坚定地希望通过和平磋商求得解决。第二，这个地区总体形势是和平、稳定的，经济在快速发展。保持这一局面，是本地区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第三，我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包括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之间，我们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我们之间的分歧。

　　习近平副主席2011年底对越南和泰国的访问，戴秉国国务委员对缅甸的访问，都表明中国政府将坚定地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扩展同他们的利益汇合点，建立利益共同体。这个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是不会改变的。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12月17日突然去世后，半岛形势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近一段时间来形势的发展和有关国家的态度进一步证明，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各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北非地区动荡，2012年会持续。出现动荡的根本原因，是该地区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的总爆发。一个个强人纷纷倒下去，标志着在这些国家旧的平衡被打破，现在正处在走向新平衡的过渡期。各种迹象表明，这个过渡期不会短。要实现新的平衡，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思潮将会进行反复较量。最近在埃及开罗再次爆发的动乱就证明了这一点。

　　展望今年的国际形势，我们既要看到严峻的一面，又要看到推动全球和平、发展、合作潮流继续前进的动力依然强大，这股潮流是不会逆转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因为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因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全世界携手合作，才能妥善应对。因此，我对2012年形势总的看法是：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我们能够克服。该走什么路，中国要有自己的主心骨，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就这样走下去。从国民心态来说，我们要抛弃狭隘、偏激、极端逐步培养出成熟的心态，，做一个理性、包容、开放、自信的中国人。 ★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外交上面临的挑战在增多。与此同时，机遇也在增多。我们要抛弃狭隘、偏激、极端，做一个理性、包容、开放、自信的中国人。

　　不完胜，亦动人

　　文/姚明

　　新的一年就在眼前了。借此机会，首先问候一下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我关注我的各界朋友，大家新年好！

　　对于我来说，2011年发生了许多事情，不管是退役、上学，还是其他一些别的事情，对我都很重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2011，那就是“release”，可以理解为放松，也可以理解为放下。也许我之所以感到放松，是因为放下了一些东西，而放下了之后，又可以再拿起别的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是自己想要的。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在事前要考虑清楚，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说是自己认同的。如果是，就应该去做，如果仅仅是因为一时的好处，而永远给自己背上一个包袱的话，那就不应该去做。

　　我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这不仅仅针对自己，也针对中国篮球、中国体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我期待中国篮球联赛在新的一年有长足的发展。以前我们的联赛比较封闭，现在越来越开放了，正在进行的2011-2012年CBA联赛就引起了更大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许多NBA的球员到中国来打球。此前也有一些NBA球员来中国打球，只是今年来的人多，形成了一种现象。这不仅仅带来收视率、关注度和球队成绩的提升，也是对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促进。我想，这也许就是体育的作用吧。既然是文化的交流，就难免产生碰撞，这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十分正常的，碰撞之后，自然是相互理解和彼此融合。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种交流当中，我们的联赛能够尽快与国际接轨，为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打造更加广阔的平台。

　　2012年是奥运年，我期待着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虽然我已经不能以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但每每想到奥运就要到来，心里总是充满期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们拿了金牌第一，在竞技体育这个领域考量，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应当看到，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四年一次的综合性运动会，更是一个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开展文化交流的盛会，也是各国运动员展现自己风采的舞台。在这个大前提下，运动场上的竞争就只是一种手段了，而体育比赛背后的文化内涵也许更加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期待中国运动员多拿金牌的同时，更希望他们通过自己优异的赛场表现，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人对于体育的广泛热爱和对奥林匹克精神的不懈追求。这就需要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比赛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只关注结果。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喜欢大胜、险胜，但一旦惜败，就等同于败。我最近看了部片子叫《铁甲钢拳》，主角到最后是输掉的，而且只是输一分，但是体会到了中间一系列跌宕起伏的过程之后，你就会发现从励志的角度考量，输一分的结局也许比大获全胜更具有震撼力。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奥运会的关注往往只局限在中国运动员完成了什么，是否得到金牌，如果得了金牌，再去关心他们此前做了什么；如果没有得到金牌，就很快被遗忘，或者伴随着一些反思、质疑，甚至是攻击和谩骂。我们应该跳出“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文化，每个体育竞赛项目中，“第一”只有一个，影响“夺金”的因素很多，夺得金牌固然值得欣喜，但如果我们着眼于展现体育的文化价值，展现中国人对于体育的热爱的话，坦然接受失败，学会欣赏惜败，也许会产生更好的客观效果。

　　我同样期待着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在2012年获得更大的发展，同时，我们的社会也会相应地取得更大的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作为公众人物，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履行自己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只不过有大有小，有些人有机会感觉，有的人没机会感觉而已。我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在默默无闻地履行着自己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上海男篮比赛前或者比赛后都要工作到深夜的志愿服务人员，姚基金资助的欠发达地区希望小学的教师们，以及那些出于对体育的热爱，每天都在不懈努力的青年队运动员、教练员们……我希望新闻媒体在关注我们的同时，也能关注一些普通人，因为他们作为个体，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也许不够大，但往往更令人感动。

　　对于我个人而言，2012年有几件事情同样值得期待。

　　退役之后，我多了许多头衔。比如，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等，这些工作首先是我希望做的，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期待着在与各位民主人士、专家学者的交流当中，逐步提升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并为家乡的社会发展、对外交流多做些工作。

　　作为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俱乐部的出资人，我期待着上海男篮在用成绩去激励我们的球迷的同时，能够走进社区，发挥篮球运动更全面的功能，与更广泛的上海市民产生一种共鸣，以此回馈广大球迷和市民的支持。

　　我期待着7所计划当中的“姚基金希望小学”在2012年落成。

　　我同样期待着自己下学期新课程的开启，享受更多学习的乐趣。 ★

　　夺得金牌固然值得欣喜，但如果我们着眼于展现体育的文化价值，展现中国人对于体育的热爱的话，坦然接受失败，学会欣赏惜败，也许会产生更好的客观效果。

　　大家都努力来打扫

　　口述/余华 本刊记者/易小荷(整理)

　　2012年，不会是世界末日，但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俄罗斯和美国的大选，朝鲜面临关键的一年，叙利亚局势的动荡，伊朗和西方的冲突……经济上，欧元区债务危机还将持续，中国有可能出现地方债务违约……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备感压力的时代。

　　今天这个时代的压力，回过头看，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那时没有网络，没有现在的信息量，那时如果哪家杂志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就会很受人尊重。不过，那时讨论的许多问题，当时觉得很勇敢，今天看起来也不算什么。

　　与80年代相比，如今对一个公共事件的讨论，已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是全民话题，只是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力稍微大一些而已。但也并不绝对。比如最近的“乌坎事件”，如果有一个记者能够进去，会比所有人都要强大。

　　然而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十年，中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也基本团结一致，虽然在理念上有些分歧，中间也出现一些波折，有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卖身投靠，但都只是少数。

　　80年代，也是艰难的时代。“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来覆去，每当终于有篇小说要在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杂志会突然因为“清污”或者“反资”撤稿，这种打击对于一个还没有名气的作者是致命的。

　　压力不只来自政治，还有艺术观念。当时的先锋文学出现之前，经历了文革，中国的文学形式都退化得过于简单，很多作家像写作文一样在写小说，我们这一代希望追求更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当这种需求表现出来时，一些中老年作家和批评家，还有一些掌握文学权力的人，都持拒绝态度。王蒙是我们的支持者，但他是少数。这不只出现在文学领域。崔健的摇滚，刚出来的时候也不允许，只能地下演出；也出现了很多非主流的电影，比如张艺谋有三部电影都被禁，包括《活着》。

　　但这种压力的后果是，80年代产生了一批文学艺术新人，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压力之下，会爆发出一群新人。

　　90年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平稳的时期，经济飞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负作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等，只不过这些在当时都没有充分体现。平稳的表面使90年代的人会突然发现没有政治了，一切都“经济”了。

　　经过整个90年代经济发展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像分化成了两类，一类是受到重用的，比如有些成了官员；一类则被排除在利益之外。前一类大多是精英的表情和语气，自我感觉很好；后一类脾气不好，牢骚比较多。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始终保持了独立性和批判性。

　　回到今天，现在的名人基本还成名于上个世纪。新出现的文学先锋则很难判断。郭敬明，完全走商业路线，而韩寒的杂文则完全是写给中国人读的，应对压力的晦涩，外国人可能完全看不懂。但这样的压力如果持续下去，我相信，十年之后，中国的文学会出现另一拨重要的作家——他们应该都是90后。

　　当然，这也涉及到中国的文化体制。

　　中国的文化体制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变化最少的领域，这种文化体制是畸形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是这样。金融危机之后，房价都在跌，只有中国在涨，最后要靠政府出台限购令这种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强制手段来控制。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仍然缺少一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功能。

　　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我去美国，问我的编辑，美国一年出多少种书，他说两万种。我吓了一跳。以前中国每年出12万种书的时候，他们大概出10万种。中国现在每年要出30多万种书，但他们只有2万。由于金融危机，大量书店倒闭，出版社也以缩小规模来渡过危机，但中国不管是不是处于危机时期，都会大规模出版。

　　但另一方面，一种书只要在中国卖到两万册就算畅销书，可是哈金告诉我，他在兰登书屋出版的一本书，卖了7万多册，仍然不算畅销。全美一年只出两万种书，其中30%是文学类的，卖到两万册非常容易。而中国出版的书太多，最后就相互抵消了。

　　一个成熟而能自我修复的社会机制，最终还要建立在全社会的公信力上。

　　我个人对中国的文学奖项完全不关心。因为中国的评选从机制上就不能够保证公正。比如，美国的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终审评委只有三个人，但他们一辈子只能当一次这个奖项的评委，每年都要换人，就是为了保证评选的公正性。而作家也只要关心作品就好了，不必关心出版后是否受欢迎，也不用关心是否能获奖。

　　这样的公信反映在方方面面。

　　2003年去美国出版《活着》时，我的出版编辑特地嘱咐我，不要接受《纽约时报》国际部的采访。事后我才知道，因为这位编辑的先生就在这个部门任职，她担心如果我接受了采访，反腐败部门会怀疑她利用丈夫的职位来推广这本书。

　　那年美国新闻出版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抄袭事件。这件事后来导致主编副主编全部辞职——如果失信，这就是代价。

　　前些天我到纽约，《纽约时报》评论版的编辑——我常给他写稿——告诉我，我的新书《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英文版出版后，美国的《新共和》杂志曾想约他写书评，但得知他和我本人很熟悉后，就放弃了。理由是，他们需要独立的书评。

　　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之间建立了长期的信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些全国性大报，一篇书评可以带动几千册的销售量，媒体为了对得起读者的信任，就必须做负责任的推介，而读者反过来也信任媒体的推荐。但在中国，书评不可能对书的销售起到实质影响。报纸上的书评大多不是和友谊有关，就是和金钱有关；很多销售排行榜也是假的，是可以花钱买的。

　　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个公信的社会，但信誉是需要长期培养的。所以，不应该单一地责备中国的文学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无法做干净的事情，或者说大家都在弄脏这个环境，只有几个人试图打扫干净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惟一能做的，是大家都努力来打扫。 ★

　　信誉是需要长期培养的。所以，不应该单一地责备中国的文学界。在一个肮脏的环境里，无法做干净的事情。唯一能做的，是大家都努力来打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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