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让我们度过任何黑暗
爱让我们度过任何黑暗
电影作为我的职业，我将力求自己继续直面现实，为现实的进步和改变行微薄之力。而为思考和创作自由所做的努力必然会和新的一年一起到来。
文/王小帅
这个全世界都会敏感的2012年，全人类都会期待。
新的黎明会让我们迎来崭新的未来。我相信2012年会是一个宗教年，让我们用爱的信仰一起祈祷，每个人内心对爱和美好的期盼会让我们度过任何黑暗。电影作为我的职业，我将力求自己继续直面现实，为现实的进步和改变行微薄之力。而为思考和创作自由所做的努力必然会和新的一年一起到来。
但作为一个电影人，恐怕无法和别的行业一样，用每年的开始和每年的终结来给自己做一个总结。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开始，但又不知何时是个头。
2011年的开始实际是和2010年的事情粘在一起的。2010年5月刚刚结束纳电影节和6月的上海电影节，转头又开始筹备新片《我11》。有时，我会觉得上一部片子《日照重庆》刚刚上映，而我们就已经在新的片场了。这让我想起那年为《青红》做宣传时，九天要跑15个城市，最后的结果是，你下午还在某地，晚上已经到了另一个城市，以至于每天醒来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但是，2011年就这么过来了。
按照传说，世界末日应该是2012年12月21日，没几天了，但看这架势，除几个独裁者应了这末日说，我们百姓还是可以一如既往吧。比如，对我来说，2012年3月是《我11》的法国发行日，到那时才能准备和中国观众见面。因为如果这边做早了，盗版会影响到欧洲的中国观众。这是让人可笑的偷盗，全世界都知道。
《我11》是一部我想拍已多年的电影，不是因为它会有多好，只是因为它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出生在1966年。那年大部分人知道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年，大字报，红卫兵，打砸抢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同年有一个事件，却是直到我拍《青红》之前几乎无人提及，那就是开发“大三线”，也就是人们说的支内。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似乎四面楚歌。政府为了战备，主要是为了防止设想的苏联轰炸，提出把中国沿海重工业，先进城市的大型军工厂向中国大西南山区转移的策略，由此引发了举世瞩目的三线开发大移民。
1966年，我出生，由外婆抱着，从上海来到了贵州。
对于我们这些60年代的孩子来说，童年是快乐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
《我11》就是带上了我11岁那年的些许记忆和故事，不为别的，只为那已然将被覆盖的记忆。
但是，要做这个事情，很难！
没有人愿意投资。没有人再去关心。好在我的剧本几年前就申请了与我们关系不大的法国南方基金，并获得11万欧元的后期补贴。同时2010年7月，中法经过十年谈判终于签署了两国间官方合拍合约，我的这个剧本就成了第一部合拍协议下的中法合拍片。在这个情况下，我拿出了我仅有的积蓄，推上了这个项目。
最难的就是选址。60年代为三线而建的工厂、职工楼，因多年停产或转制，早已废弃。十几年停止的光阴使这些地方杂草丛生。如果地球上人类活动彻底停止，那么人类留下的痕迹会在五百年内彻底消失，回归蛮荒。
经过半年的看景，最后落定在现重庆市郊区万盛区的晋林机械场。那里还散落着几户人家，给原本荒芜的一切带来了些许人气，而就是这一点点人气，让我依稀偷窥到那久远过去的灵魂。
大部分的资金几乎都投入到搭景改造废弃建筑上来了。其中有一个花了最大力气弄的大食堂，直到影片最后竟一个脸都没露。
用了60天时间完成拍摄。
法方剪接师娜里来到北京，她是法国很厉害的剪接师。我们更多人知道的出自她手的作品是那部《新桥恋人》。她不愿住在工作室。于是我们给她租了一套公寓，走路大概15分钟。这样她每天走路来回。在北京工作的两个月，娜里有16个周末休息日，故宫、长城、颐和园等等她都“走”过了。
3月份我就去往巴黎，开始其他的后期工作。这也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全套法式工作流程，一开始很不习惯。一些对于细节的精心追求让我几乎崩溃。但最后的成果会让你知道这一切细心和职业都是值得的。
从巴黎回来已经快6月了。三个月后，我于9、10月份又将去往多伦多电影节和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是这两个电影节促成了《我11》的法国发行，北美发行、澳洲发行等等。
这就是我的又一年，用自己的钱，做自己喜欢的事，快乐就是那么简单。
至于2012年，风继续吹，它还是免费的，让我们尽情呼吸吧。 ★
不做低碳生活旁观者
我们的政府往往抓大事，忽略小事，这样有时令大事也难以做成。因此，个人与非政府机构应当从小事做起，就能集腋成裘。作为非政府机构，仅有指责、批评是不够的，更多地应提供解决方案。在环保科技领域，细致、实效、专业、理智和法制，是个体和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基础。
文/潘家华
2011年12月10日结束的联合国德班气候会议最终达成协议，所有国家均要参与全球减排承诺的谈判，而且最晚要在2015年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减排协定。
在碳排放总量上，中国排名“第一”的地位在不断强化：人均排放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的50%，城市人均排放也远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上海的人均碳排放是伦敦、东京的一倍以上，这就意味着，我们提出的建设“低碳城市”，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但是，快速城市化的压力、经济高速增长的冲动、城市民生保障的挑战，使得环保低碳在很多情况下只能“靠边站”。在一个政府十分强势的社会里，政府的导向与作为决定了低碳的实质内涵。在国内，一些地方政府打着低碳的旗号，大规模重复建设能耗和污染均高的太阳能单晶硅生产线，推动当地城市扩张和地方生产总值的增加，对当地的经济转型不仅没有促进，还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城市注重形象工程，花巨资搞太阳能路灯照明工程，由于太阳能电池的寿命和成本等原因，太阳能路灯实际上并不划算，这样的“低碳面子工程”反而丢了面子。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的政府总是热衷于追逐表象。很多城市都在与东南亚、中东国家城市比楼的高度。然而，高楼要有电梯，要有额外的强度，要增加维护的难度，并拉长交通距离。高楼做到了节地，但节能吗？欧美国家的很多城市，没有星级公厕；没有6车道、8车道、10车道的“二环”“三环”，而是纵横交错；我们城市的大型公共建筑都喜欢采用玻璃幕墙，外表光鲜，但失去的却是节能和舒适度；我们的大学等机构，动辄圈地数千亩，画地为牢，与外界隔离。
“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是在强力高压下推行的，即便如此，我们最终也未能完成“十一五”定下的“单位GDP节能20%”的目标。2012年是“十二五”计划的第二年。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在“十一五”的基础上仍需加速。然而，在上述种种观念和现象面前，“十二五”节能减排的进程，不免令人忧心。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十二五”期间的节能减排难度要大于“十一五”，总体上，节能减排，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核心均与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消费相关。我们不能指望2012年完成相应指标，但2012年所打下的基础，对“十二五”后三年的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社会广泛而深度的参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产、消费和管理的主体，如果每个人都有节能减排的自觉意识与行动，低碳管理、低碳消费与低碳产业也就自然形成了。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公民和非政府机构对节能减排的贡献还较为有限。这是因为，单个公民的信息和作为渠道较为有限，非政府机构在组织管理、经费筹措等方面尚存在诸多困难，不仅如此，多数强势的政府也不鼓励，甚至反对个人和非政府机构在节能环保方面参与或干预政府行为。
浩浩大河是由涓涓细流汇集的，2012年，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个体在节能环保中的主体地位必将进一步加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将大气细颗粒物PM2.5纳入到空气质量标准，很大程度上正是与个人和非政府机构的环保呼声有关。
我们的政府往往抓大事，忽略小事，这样有时令大事也难以做成。因此，我主张，个人与非政府机构应当从小事做起。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小事做好，就能集腋成裘。事实上，作为非政府机构，仅有指责、批评是不够的，更多地应提供解决方案。在环保科技领域，细致、实效、专业、理智和法制，是个体和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基础。
我作为一名从事低碳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绝不会只将节能减排停留在口头上。就我个人来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仍会从点滴做起，夏天不开空调，两公里以内的距离，如无紧急情况，绝对步行。锻炼身体选择户外环境，而不在健身房。粗茶淡饭，穿着简洁，绝不追求所谓的名牌。我相信，节能环保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也包含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中。 ★
重拾对市场的敬意
文/叶檀
我们度过了艰难的2011年，将迎来更加艰难的2012年。
经济改革无捷径可走，诗意的浪漫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转型难题。对于中国而言，经济面临双重困境：欧美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而国内需求短期内无法大幅提振；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拉动投资，进而拉动GDP增长，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面临债务高企、通胀上升的天花板。
2008次贷危机，意味着中国的出口红利已经耗尽，维持低价出口、解决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不可能。2009年通过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保持了罕见的高增长，但谁都清楚，在金融危机时期，如此高速的增长是不明智的，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而到了2011年，随着全球政府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急剧退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动力日益微弱，2012年到了认真审视经济改革方案、进行第二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候。
2012年，注定只能在政策的夹缝中生存。
预计2012年CPI将维持在4%左右的高位，而GDP的增速将维持在8%。表面上看，这是个漂亮的、可以接受的数据，不过，考虑到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如果低于8%，将带来庞大的失业人口，考虑到企业正在面临成本上升的煎熬，沿海企业倒闭风潮还在继续，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民保存财富，这样的数据无法让我们感到欣喜。
经济在夹缝中生存有两层含义：第一，政策的腾挪空间很小，稍不小心就有堕入地狱或者遭遇玻璃天花板；第二，所有的行业、企业日子都不太好过，以往寄生在制造企业身上获取高额利润的资源性行业、垄断性行业，甚至包括充当资金掮客的金融机构，都难以恢复镀金时代的风光。
中国改革，再次闯大关。
改革从来没有现成药方，三十年前，中国财政面临破产境地，倒逼出包产到户、苏南乡镇经济，与以温州为代表的草根市场经济；2003年，中国金融机构面临技术破产，倒逼出中国金融机构改革，注资、上市、风险控制成为关键词；2011年，出口红利消失，倒逼出以破产重组、提振内需、房地产调控为抓手的新一轮改革。
2012年是改革的关键年份，中国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摆脱权力的狂妄，对市场的尊重，对秩序的一视同仁。
中国面对的实体经济环境与三十年前截然不同，中国央企、国有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提升了数百倍，在做大永远比做强重要的环境下，企业的规模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生死铁券。但对于市场而言，企业规模的大小并不重要，区分的只有管理好的企业与坏的企业，只有资产收益率高的好企业与资产收益率低的坏企业。这是市场常识，但在对规模的无度追求中，我们已然忘记了常识，现在必须重提常识。
毫无疑问，实体经济遭遇到比2008年更严峻的挑战。2012年，实体企业的倒闭潮会从沿海蔓延到内陆。
2011年1-9月，浙江省倒闭企业数2.5万家，比去年略增加5%，反观2008年，浙江省全年私营企业注销数2.2万家，同比增长10.99%，为近六年最高。截至2011年9月，浙江企业消失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08年全年企业倒闭的数量。
小微企业的大规模倒闭是草根市场经济在经济衰退期的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当经济景气周期到来时，小微企业大面积复苏，“野火烧不尽”的特性显露无遗。根据当地统计部门的数据，浙江省新设登记企业数仍远大于吊(注)销企业数。今年1～9月，浙江省新增企业数10.5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0.35%，新增企业数增速大于消失企业数增速。
上述数据并不能证明民营企业没有生存瓶颈，恰恰相反，民营企业纷纷推出项目公司规避风险，为可能到来的债务链条崩溃预做打算，显示了民营企业的真正危机：他们无法向上游转移，无法介入政府低效的投资公司的管理，而投入的所谓高科技如光伏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
如果政府不能真正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如果垄断性行业继续寄生在传统的制造企业身上，而制造企业以避税为赢利秘诀，而政府则以大规模的税费保持高于GDP的财政收支，2012年中国经济将不容乐观。
如果政府决心破除垄断，将民营经济引入政府基础建设工程，将民间资金与市场体制引入垄断行业，那么，中国经济将破除对企业规模的病态崇拜，政府大规模的低效投资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也将迎刃而解，2012年将是更生之年。
有太多的如果，因为我们无法确认改革者的决心，以及推动改革的执行力。因此，2012年，是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极不确定的一年。
以实体经济正常经营的基础制度税收制度而论，2012年，税收改革步入深水区。
在2011年圣诞节当天，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释放结构性减税的信号，给实体企业主送上一份圣诞大礼。
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谢旭人阐释了2012年完善结构性减税的路线图，同时表示要把改善民生摆在财政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确保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此轮税改的目标非常清楚，一是保实业，二是强民生，三是保进口。这些目标就短期而言非常正确，很可惜未曾触及具体举措，根据以往的经验，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些改革举措将会遭遇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的强大阻力。
税收改革关系大局，需要宏伟的构想，更需要利益分配的大变革。要改革税收，需要改革政府低效而激进的投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权力部门投资人的身份认定，恢复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身份，需要实现透明的公共财政体制，需要让财政收支接受人大与公众舆论监督，需要让年轻人从公务员崇拜中解脱出来。
这是个异常艰巨的工程。
考虑到改革的漫长与痛苦，2012年奢谈经济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奢谈中国证券市场的大牛市是不理智的，希望通过房价上涨解决政府财政困境与内需不振，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当所有捷径被封堵之后，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断定，2012年是回到市场基础建设的一年。
2012年，没有牛市，最好的结果是，为未来的牛市打下第一步的基础。我们要确保的不是2012年的繁荣，而是通过2012年的艰难，为未来的繁荣、信心打下根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