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通胀是中国经济的大概率事件
温和通胀是中国经济的大概率事件
未来若干年，真实物价处于5%左右的温和通胀将是中国经济的大概率事件，要从根本上化解通胀压力，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分配差距，完善物价上涨过程中的民生保障体系，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
文|邓聿文
2011年已经进入扫尾阶段。回顾全年经济形势，一个突出特点是物价和通胀处于高位运行。年初确立的全年物价控制目标是4%，但从一开始，这一目标就被突破。到了5月，达到5.9%，6月破6%，达到6.4%，7月创下年内新高，达到6.5%，此后几月逐月回落，8月为6.2%，9月为6.1%，10月重回5%的范畴，降至5.5%，如果不出意外，随着翘尾因素的进一步走低，余下的后两月物价会继续回落，在5%上下徘徊。由此来看，全年物价呈现一个前高后低的走势， CPI估计在5.4%左右。从通胀的衡量标准来看，这属于温和通胀的范围。
尽管5.4%左右的通胀率比起其他一些国家百分之十几的水平不算高，也远低于改革以来的历次通胀水平，但其实一点都不让人轻松。因为这个通胀率是略去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只具有统计意义，而恰恰是那些被略去的因素，对相关群体影响重大。这些因素包括：
首先，8月以后的物价走低是拜翘尾因素所“赐”，而翘尾因素影响的是统计数据，并不是真实的物价，换言之，即使物价水平没变，随着翘尾因素的上升或下降，CPI也会跟着上升或下降。这也就是CPI逐月回落而人们并未感到物价下降多少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的CPI是不计算房价在内的，虽然CPI的权重在2月调整后加重了居住类——表现为房租——的占比，但未把房价囊括进CPI内总是个遗憾。众所周知，今年的房价涨幅要远超CPI，因此，若把房价也统计在通胀率中，以房价所占权重，真实的物价水平恐怕在现有基础上还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第三，还应看到，这一轮物价上涨与过去几次背景有明显不同。2000年之前的历次通胀，虽然创下了改革之最，但那时的城市居民还普遍享有计划体制福利，类似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大部分还都由国家提供，尽管福利水平普遍不高，但失业现象也不太严重，且收入增速相对较快。另外，当时的物价起点较低，整体处于一个低水平。但今天这些条件几乎都不存在。工资虽然相对那时有较大增长，但同时物价也在相应增长甚至更快增长；更重要的是过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现在几乎都需要人们去市场上购买，尤其是住房，花去了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大半积蓄，这必然要挤占其他支出。所有这些因素，使人们在面对高涨的物价时，不得不精打细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今年的通胀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也即食品类、医疗保健类和居住类的价格上涨显著超过其他消费品价格，特别是食品类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以猪肉、蔬菜和粮食为代表的食品类价格，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涨幅都超过了一半至一倍以上。在CPI中，食品的权重最大，影响物价涨幅至少2个百分点。什么人受食品价格影响最大？无疑是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低收入者，而这部分人主要是城市贫民和农民，从绝对数来说，这是个庞大群体，应该有五六亿人。
这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要把抗通胀作为今年宏观调控最重要任务的理由。
那么，既然通胀问题不能掉以轻心，要解决通胀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它的成因。从经济学来看，通胀不论具体成因如何，总表现为一个货币问题，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发行过多所致。从这一角度而言，本轮通胀是在前期反危机的情况下，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结果。而且，由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热点，巨大的增量资金纷纷涌向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原材料市场等，导致资产价格轮番上涨。也就是说，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虽然经济增长得到了保证，但也诱发了严重通胀。
除货币因素外，这几年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以及农产品进口价格不断上涨所引发的输入性通胀，资源价格持续攀升、物流成本以及税收成本等也从成本角度推升物价。
上述引致物价上涨及通胀的因素有些是短期的，但更多是长期的，所以，问题还不在于今年，而在未来。从整个“十二五”时期看，物价怕是不能过于乐观。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从全球经济来看，受欧债、美债的影响，全球经济特别是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在未来几年难有大的起色，这就决定了它们必须不断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其货币政策会在较长时间处于一个宽松状态，多余的流动性到哪儿去？最后必然流入到商品市场，带动国际大宗商品上涨，而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大宗商品，由此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只会越来越严重。
从人口因素看，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势必会抬升未来物价涨幅的长期平均水平。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支撑中国多年的低成本劳动力、低水平的城市服务的两个因素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除非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出现跃升，否则直接的结果是抬升通胀的中枢。
从资源价改看，资源和原材料也必然存在一个价格回归过程。煤、油、气、水等资源既与生产密切相关，也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由于其先天的稀缺性，再加上中国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经济发展能耗的降低要求等，它们总的趋势也是上涨，并将引起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进一步上涨，从而也将从结构上推高未来中国通胀。
此外，连年外贸顺差导致的天量外汇占款，财政、基建投资较大，新增贷款的规模依然较大，以及流通领域的顽疾难治等因素在未来几年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以上因素综合起来，相互影响和作用，因此，几乎可以断定，未来若干年，真实物价处于5%左右的温和通胀将是中国经济的大概率事件，想再回到过去几年的低物价状态，是一种奢望。
这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一方面，引导民众对“高物价时代”的到来抱着一份平常心，并主动去适应；另一方面，政府自身要做到心里有数，宁可使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一点，也不能使通胀问题演化成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要从根本上化解通胀压力，必须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缩小分配差距，完善物价上涨过程中的民生保障体系，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同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体系的生产效率，减少对外部的需求，防止外部通胀传到国内。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高物价时代 2011年9月9日，江苏省南京市，市民在一家大型超市选购商品。温和通胀意味着一个“高物价时代”的到来。
一个公益人看慈善红与黑
2011年的中国慈善事业，既有令其蒙羞的一系列“丑闻”，也有民间公益日渐壮大的“喜闻”，在“黑”与“红”的嬗变中，中国慈善正面临新的契机
文｜《小康》记者 李秀江
2011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惶恐之年。从6月底开始，陆续曝出郭美美事件、中非希望工程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等丑闻，引发全民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在一片责骂声中，中国慈善事业举步维艰。7月份全国社会捐款额度锐减一半，仅为5亿元。80%以上的网民表示不会再捐款给红十字会。
“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前所未遇的一次危机，也是一个契机。”中华慈善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叶正新对《小康》记者表示，如果慈善组织不透明，迟早会出事的。他认为，危机事件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为慈善组织的规范化管理、透明化运作，以及公信力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契机。
经历这些事件，中国慈善正走向成熟，并重新塑造社会公信力。
公信力跌入冰点
今年6月21日，微博认证身份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在网上炫富，自爆“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网友推断：一个20岁的女孩如此奢侈，肯定滥用了红十字会的善款。由此，舆论的焦点转向了红十字会。
尽管红十字会否认并利用各种手段与郭美美撇清关系，结果却是“越描越黑”，被公众理解为“此地无银三百两。”舆论对红十字会的质疑迅速蔓延，进而波及到全体慈善组织，引发了拷问中国慈善公信力的信任危机。
在1904年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一直从事人道主义工作，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社会救助团体此前一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领头羊。“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伤害最大，三天毁掉一百年”。中华慈善救助基金会秘书长叶正新认为，“公众最需要的是信息透明，这是当前慈善组织摆脱危机、维持生存必须要过的第一道关。
网上炫富引发慈善危机的，不止郭美美一个人。8月16日，24岁的女孩卢星宇因在微博炫耀自己管理“中非希望工程”20亿元慈善资金，被网民称为“卢美美”。中非希望工程宣称将在10年内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而发起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因此卷入其中，饱受公众质疑。
二位“美美”炫富，丑化了慈善的形象，毁坏了慈善的信誉。“美美”危机尚未平息，慈善丑闻接踵而来。9月1日，媒体报道称：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筹款金额连续两年全国第一，但公益开支与筹款能力反差巨大，涉及“善款放贷”、“善款投资”、“公益项目缩水”等等问题，此后的“宋庆龄像”事件更是引发了舆论的集体炮轰。
这一系列“丑闻”事件致使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跌到了冰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郭美美、卢美美以及河南宋基会事件分别反映了监管漏洞、慈善机构的道德底线和适度市场化的问题，政府要将公众监督、问责机制纳入监管体系。
国企的冷漠与民企的热情
11月14日，国资委公布了今年1-9月中央企业发生对外捐赠支出数据。数据显示，92家中央企业累计支出总金额为16.9亿元。神华集团以5.98亿元占据首位，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油企的捐赠数额分居二至四位。不过，对比三大油企的前三季度的利润就会发现，其捐赠额不到其利润的百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千分之一。
在上半年由民政部指导的“第八届中国慈善排行榜”中，民企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而且，三大油企捐赠总额不敌民营企业福耀玻璃集团一家。
在叶正新看来，是社会责任的缺失和垄断形成的傲气，造成国企对慈善事业的淡漠。从国企的体制来讲，国企占有的是国家资源，所创造的利润和价值应该服务于全体公民，这是国有企业在创造利润以后的责任。
事实上，国资委公布的国企捐赠表单也显示，多数央企都选择扶贫或者定向捐助。更有甚者，如中国石化捐助世锦赛的3357万元，更像是企业的公关宣传行为。叶正新分析，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角度来讲，国企占有国家资源，利润是要惠及全民的，但是作为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对这一块没有刚性要求，这是一个制度性缺失。
“捐多少是由理事会来定，理事会怎么能代表国家呢？”叶正新认为，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应该规定，每年的利润除上缴税收以外，用于慈善的捐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比例规定。没有这个规定，缺乏刚性的约束，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会过于随性。
国企慈善存在不可否认的问题，而民企慈善也有很多遗憾之处。如陈光标式的慈善，就有很多争议。张扬粗暴式的慈善，会造成受捐者的心理压力，那种居高临下，“我是一个施舍者，你们是受舍者”的心态是不可取的。“慈善是平等的，至少要做到人格的平等，要让人有尊严地接受你的捐赠。人格的不平等，会造成对这种慈善的逆反。” 叶正新说。
公信力与“出身”无关
郭美美事件后，受打击最大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继而延伸到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都开始被怀疑，NGO组织和草根组织慈善活动反而更容易被接受。
2011年中，有两个慈善活动特别醒目，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由民间发起，继而得到国家的响应，而其中都活跃着知名记者的身影。一个是由著名记者王克勤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尘肺农民工大行动”，旨在寻找与救助家庭困难的尘肺病农民工患者及其家庭。另一个是由著名记者邓飞等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项目，该项目倡议每天捐赠3元为贫困地区学童提供免费午餐。
4月2日，“免费午餐”正式启动，截止到2011年9月短短5个多月募集善款1690余万元，为77所学校的1万多个孩子烹制了免费的午餐。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舆论普遍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回应，是一次民间探索引领的国家行动，应当成为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
“大爱清尘”行动从6月份开始，到10月29日，全国人大就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加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对少数职业病患者因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定劳动关系的，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同时，国家应建立专门的救助基金，解除患者的救助问题。
“媒体会把一些需要救助的对象和救助项目挖掘出来，然后传递到政府，这个作用是无可非议的。”叶正新表示，当媒体宣传的重点成为社会的焦点，成为政府的关注点，才能起到政府呼应的作用，才能起到政策支持和推动的作用，“免费午餐”是这样，“大爱清尘”更是这样。前者是推动政策，后者是推动立法。
“公信力并不是NGO的就高，官方的如红十字会就低，还是靠内部的管理。”叶正新认为慈善事业与媒体结合，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媒体是合作伙伴，更是重要的监督者，监督也是促进。事实证明，媒体对郭美美等慈善事件的报道，和著名记者直接参与慈善项目，都是促进慈善事业走向成熟的动力。
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形成由2200余家基金会、1700多个慈善会和其它慈善公益类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慈善组织网络，注册志愿者达5000多万人，2006年至2010年社会捐赠款物合计超过3000亿元。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认为，这些都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管理的专业化提出更高要求，而当下中国慈善事业正面临社会求助需要巨大与慈善资源供给不足、大众问责意识提高与慈善组织能力不够、慈善事业快速发展与政府支持监管不足、慈善组织不断壮大与专业人才缺乏、现代慈善理念与传统慈善文化冲突等五方面矛盾和挑战。
2011年慈善事业的“红”与“黑”此起彼伏，在某种程度上合力推动了慈善行业规范政策出台的步伐，比如，《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关于加快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的出台等，而《慈善法》也将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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