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的康复防线
海明威、梵高、莫扎特、贝多芬、拿破仑、林肯、丘吉尔当这一个个光彩夺目的名字罗列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是的，他们都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有的还被称为“疯子”。
名人们的“精神”困扰，使相关精神疾病知识在社会得到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信，精神疾病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疾病，就像感冒发烧那样。
不过，公众对精神疾病理解的加深，并未能阻住精神疾病的高流行趋势。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认为，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占所有疾病发病率的20%，高于世界平均发病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则显示，2009年，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为1600万。
有论者认为，精神疾病绝不只是“心病”，也是一种社会病——社会变化太快、差距太大，人心来不及适应。作家余华在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
在精神疾病高发病率的同时，现有精神科医疗资源的匮乏令人惊心。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精神卫生处处长严峻2011年透露，全国精神科医师不足2万人，每10万人口仅有精神科医师1.5人、精神科护士2.4人，远低于4.15人和12.97人的世界平均水平。
鉴于精神科床位数明显不足，有关部门在2010年和2011年着手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目前，全国精神科床位总数已经接近20万张，基本能够满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而考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约有30%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疗可能致残等原因，精神科的床位还是颇为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社会照料比传统的医院治疗、家庭照料模式优越，更容易保证患者病情稳定，而“没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会犯病，进而肇事肇祸；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容易引发社会危害”。但在目下，社会照料还显得光亮微弱，医院和家庭之间的康复防线——社区仍有大片空白等待填补。
此外，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疗机构等精神疾病康复的重要防线同样面临压力：精神科从业人员由于意外风险大、工资待遇低、社会认可差等原因，人才流失严重；北京回龙观医院这一在全国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中排名靠前的三甲医院，也让管理者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种种迹象显示，治愈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意义是很大的，不单是对本人、患者家庭和亲友，还包括患者所在单位乃至社会，因此，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实实在在的医疗需求，应当跟时下广被关注的“被精神病”一样，需要相关部门始于足下的努力。□(文/张冉燃)
社区康复的星星之火
“如果早点有人给我们讲这些知识，如果早点有社区居住机构这样的照料场所，也许弟弟的病情就能够得到控制，就不会一病35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29岁那一年，袁满突然意识到她的人生不能只为了自己，还必须为着弟弟——一个19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那一年，是1976年。“弟弟患病后的这35年，我真是一言难尽。”袁满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弟弟因为这病坐过牢、住过院，过得很苦，我过得也很苦。”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为常见、最为严重的精神疾病，以思维、情感、行为等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有人将之比喻为精神疾病中的癌症。
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推算，中国约有上百万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精神分裂症大多起病于青壮年(16~35岁)，若治疗不及时则可能长期严重影响患者心理健康，损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传统的照料模式是，要么让其住院由医生护士管，要么让其出院由患者家属管。“这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患者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评论道。
他解释说，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能独自生活，需要有人管，过去常常是把患者推给家属，那么一旦家属管得不好、管不过来，就很可能导致患者犯病，而家属往往管得不好、管不过来，一则因为精神分裂症复发率较高，病人长期服药容易使家庭因病致贫，二则家庭常常没有人手专门看护、照料患者。
正是看到医院、家庭照料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不足，王诚和他的团队着力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构筑社区这道康复防线。“社会照料比家庭照料的力量更大，更容易保持稳定。我们的经验是，没人管、管不好的精神疾病患者才会犯病，进而肇事肇祸，有人管、管得好的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并不容易引发社会危害。就好比照顾小孩，你把小孩照顾好了，他就不容易磕伤、出危险；反之，你不管他，躲着他，甚至孤立他，他还真是容易受到伤害。”
王诚选择的这条路并不平坦。以美国为例，该国也曾在上世纪中期大举建设精神病医院，其主要用途即在于强制收留精神分裂症患者，使其长期住院。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意识到长期住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恢复和重返社会不利，“开门运动”(打开精神病院大门，让大部分患者进入社会)应运而生。
尽管“开门运动”一度被认为是“对精神病人的解放”、“精神医学中的一次革命”，后来却遭遇批评——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并没有被社会真正接纳。
那么，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区康复、对其进行社会照料的星星之火，能够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吗？
家庭照料不足
封闭式管理的精神卫生类医院，曾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疗康复的重要阵地。
卫生部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共有精神科床位14万张，按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46天计算，则每床每年约能收治8位病人，14万张床每年最多可以收治112万名患者。
而中国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就约为1600万人。一般认为，约10%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会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需要住院治疗。
有鉴于精神科床位数的明显不足，2010年，卫生部副部长尹力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表示，全国将在2010年和2011年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用以提高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能力。
根据卫生部《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10年全国精神科床位总数已经接近20万张，基本能够满足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需求。
然而，考虑我国重性精神疾病中约有30%的患者如果不接受住院治疗可能致残，以及我国重症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4.3%，其中约有10%的重症抑郁障碍患者有严重自杀倾向，需要住院治疗等现实，精神科的床位还是颇为紧张。
在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的背景下，相当多的患者不得不依赖家庭，在家庭完成后期康复。王诚认为，这是家庭的一个巨大困难。
他解释说，由于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年时期，确诊后往往失去工作，即便已经结婚，往往也得离婚，大多还是靠父母照顾。假设患者25岁发病，其父母50岁，那么他的父母还能照顾他20年，可20年后他的父母70岁，患者很可能面临无人照顾的情况。“我们医院有一位女性患者，她的父母都80岁了，还要不时来医院看望女儿，老两口跟我讲，他们在中关村有套房，能值三五百万元，如果有一天他们管不了女儿了，能不能把卖房子的钱交给医院，由医院来照顾女儿的后半生。我接触过的这类人不是一个两个，只要是年轻发病的，往往都是这样，我们医院老年病房里的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类似情况还在源源不断发生。
意大利的经验
于是，王诚尝试着在医院和家庭之间的空白区域，注入社会层面的力量。“要说我们也不是创新，这是发达国家走过这一阶段后留下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美国家把精神卫生服务的重心全面转移到“以社区为基础”。即便患者流落街头，其照料也只是社会的责任而非家庭的义务。比如，意大利在1978年发布国令，要求取消精神病院，让精神疾病患者全部回归社会。
2009年，王诚经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介绍，与意大利“爱心与服务”组织取得联系，前往意大利考察。
为期7天的考察，让王诚大开眼界——意大利特伦托市的精神卫生中心，仅在综合医院设有15张床位处理急性精神疾病患者，其他患者都在社区进行日常康复治疗，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非常不错。
“我们顿时感觉找到了医院未来的方向，我们医院也需要把传统的封闭式病房改为让患者在社区康复。说实在的，我们当大夫的为了啥，不就是救死扶伤、为患者服务吗？在传统的封闭式管理下，有些患者即便疾病痊愈也出不了院，非常痛苦，因为他出了院生活仍然成问题，而社区康复能够帮助患者恢复一定的社会功能，使患者真正受益。”王诚说。
王诚把这一理念带回医院，“大家有觉得新鲜的，也有觉得困惑的。”
他举例说，意大利方面愿意帮助培训中国医生，但前提是要有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加入，因为在意大利，患者及其家属跟医护人员一直是团队伙伴的关系。意大利方面的这一要求让中国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大家的顾虑很多：带着患者出国培训，患者犯病怎么办？发生危险怎么办？患者能不能起到应有作用，会不会浪费名额、浪费机会？“我了解大家的顾虑，说实在的，国内医生和患者的关系通常是指挥式的，现在变成并列式的，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我也无法完全打消大家的顾虑，我只能说，患者要是不去，大家谁也去不成，要想去就必须带上患者，因为意大利要求必须注明每个人的身份才肯掏钱。结果带上患者培训后发现，患者表现很好，不但能够完成学习，而且可以在回国后开展工作，这颠覆了医院很多人的认识。”
尝试社会照料
然而，复制意大利的成熟经验依然需要面对很多困难。
王诚介绍说，首先，为了让患者出院后有人管、有处去，就要在社区开设日间活动机构。为此，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先后在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建立了3个、9个、13个社区康复站，基本覆盖了海淀区。
其次，为了帮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更好回归社会，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设立社区居住机构，让出院的精神疾病患者在“小社会”中进行康复。
王诚说，医院目前已经独立开设4家社区居住机构，并与“爱心与服务”组织合办了一家。“社区居住机构的工作人员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以前医护人员在病房上班，都是8小时按部就班，现在到了社区居住机构，基本要24小时照料患者生活，组织康复活动，医疗护理的内容并不多，跟病人的关系也都有所变化，以前在病房是我说你听，现在则一律平等，主要是启发、鼓励和动员，更像是朋友。实话说，大家对到社区居住机构工作并不踊跃，目前还以指派为主。”
1月4日，在该院的社区居住机构之一——牡丹园里，本刊记者看到，13个精神疾病患者正在为一家一次性筷子的生产企业进行封口、包装等工作。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刘告诉本刊记者，他现在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30~11:30，下午2:00~4:00，一天能装六七百双筷子，“我的手算笨的，我希望能做点技术含量更高的事。”
该院康复部副主任程洪丹说，患者在这里工作是有收入的，大都不愿意回传统的封闭式病房，而且有的患者还计较，一些工资低的活还不乐意干。“我们还有一个水仙园，医院在那里搞了个洗车的项目，患者一个月最高的能挣1000块钱。”
据王诚介绍，开一个社区居住机构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如何保证患者安全、设立什么项目帮助他们恢复，甚至与患者家属一次次通话、见面，以取得患者家属的同意等，都不是省心的事。
王诚说他特别感谢筷子工厂的老板，因为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如果企业老板招收正常人可能只需要一个工人，而招收精神疾病患者最初就需要10个人，慢慢熟悉后也需要5个人，而且企业老板还要为招收精神疾病患者去给其他员工做工作。“这些爱心人士真是从帮助患者康复的角度为我们提供工作机会，但也有一些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总体而言，社会能够提供给精神疾病患者工作的机会还是太少。”
王诚表示，他们曾在选择社区居住机构的过程中遭到驱逐。“一些小区居民对精神疾病患者谈虎色变，或者认为他们是累赘、负担，其实精神疾病患者的安定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是居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在发达国家基本已经没有争议，但在国内，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因为不了解精神疾病而对患者怀有恐惧、排斥的心理，担心其犯病危害社会。然而最终，就像艾滋病人、麻风病人等一样，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也特别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接纳。”
本刊记者了解到，对于病情控制不佳、暂时不能进入社区居住机构的患者，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也积极开放病房，组织生活自理、认知行为、社会交往、职业康复等内容的训练，促进病人恢复社会功能，回归社会。“病人在我们的洗衣房、小卖部、养鸡场、合唱队等院内活动中，锻炼了生活能力，为回归社会打下基础。”
王诚说，困难还来自于没有经费。据介绍，医院在开展养鸡场、培训人员等各项工作时，所需资金全部是医院的医疗收入。“2009年，医院职工的收入是海淀区卫生系统里最低的，但我们仍然拿出本可以给医生护士发奖金的钱，投入医院的康复项目，后来政府领导看到我们做的事情确实对患者有好处，不是在瞎花钱，这两年给我们的投入不断增加，职工收入也达到了海淀区卫生系统的平均水平。”
王诚说，他自1982年毕业成为一名精神科大夫，虽然期间也从事过不同的工作，但他始终认为，精神疾病患者非常需要政府、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帮助。“可以说，你帮他们一点，他们就得到一点；你不帮他们，他们就真的什么也没有。我感觉我们这些精神科大夫，其实是帮助政府、社会，把方方面面的关爱送到精神疾病患者那里，如果我们不努力，那么政府再关爱、社会再理解，患者根本享受不到。我们就是一个落实关爱和理解的环节。那么，你说是责任也好，义务也罢，反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做。你要不这么想，你就不配做一个精神科大夫。”
在参加了几次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组织的培训后，袁满对精神分裂症的知识大大增加。“如果早点有人给我们讲这些知识，如果早点有社区居住机构这样的照料场所，也许弟弟的病情就能够得到控制，就不会一病35年。”□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章所涉精神疾病患者、家属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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