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精神科医生“真的放不下”
一位精神科医生“真的放不下”
“恐怕我将终生从事这一性价比不高的工作，因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医院”
口述/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医生 房金涛
整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1988年，21岁的房金涛毕业进入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所(后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工作。23年来，她见证了这家二级公立精神卫生防治机构从0床位到300张床位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精神科医生交织着恐惧和成就的职业体验。下文系其口述：
“这哪是个医院啊”
1988年刚到医院的时候，我特别疑惑：这哪是个医院啊？
医院该有化验检查等辅助设施吧，这里没有；医院该有干净整洁的医疗环境吧，这里也没有。我到现在都记得，医院一进去是一个厕所，一面墙都剥了皮，尿碱味很大。特别是在给患者房间锁门时发出的哐哐哐的声音，那真让人不寒而栗，仿佛遭到正常世界的驱逐。
后来我知道，1988年，是医院第一次招收新医生，也是医院第一次接收住院患者。
第一个住院患者患有老年痴呆。我们20多个工作人员围着这一个人工作了半年多，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量还真是比较低。印象中我做的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医生的工作，倒是以生活护理为主，照顾患者的吃喝拉撒睡，有段时间还要给患者做饭。
还是有点痛苦吧？说实话，当时医院的老人跟我讲，这里的工作很轻松，主要就是指导地段(一级医院)医生工作，一不用坐班，二也谈不上监督管理，完全靠自觉，可松可紧，伸缩性比较大。我当时最主要是想留京，也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可真正开始工作，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我多少感觉无奈，想象跟实际的落差真的特别大。但我不愿意让家里为我操心，我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我想，家里已经养你这么大了，好与不好你自己慢慢奔吧，别跟家里说那么多了，所以都是一个人扛着。
后面遇到的一位双相情感障碍(一种以躁狂或抑郁的反复发作和交替发作为特征的精神病)患者，让我真正动了离开的心思。
要说我们医院发展也是挺快的，没多久就有20多张床位了。对了，那时候北京安定医院(三甲医院，下称安定医院)床位紧缺，一些比较棘手的患者住不进安定医院，地段医院又没能力，也就只能到我们医院来住院。这样，我们很快就接触到一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疾病患者。
我清楚记得，当时那个患者非常兴奋，一定要出去，我们当然不能让他出去，而我们没有相应的医疗措施，只能靠好言相劝。可患者在丧失理智的情况下，是不会听你轻谈细语的，他一脚就把门上的玻璃踢碎了。
这一脚真是吓着我了，因为这在专科医院是不可想象的：首先，专科医院的门是铁的；其次，专科医院的门上不会有玻璃。我顿时觉得我们医院没有相应的专业设施，根本不具备收治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条件，这太恐怖了。
你看，专科医院会有兴奋室，有专门的护士管理，患者的所有日常生活都在兴奋室里，但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这意味着患者可以在医院自由出入，这就是一种安全隐患。此外，当患者不合作的时候，专科医院可以使用约束带，把患者约束在床上，而我们也没有，我们更多的是靠语言劝说。
同事们也意识到了风险，似乎是这个事情让大家达成共识：对精神患者的收治和管理还是要讲科学，不是靠信心、热情就行的。
我那时候对工作前景比较迷惘，反复在想：我要不要干脆辞职走掉？
“还是要有所追求”
在脑子里进行充满矛盾的取舍、进退中，1991年，医院请到安定医院蔡焯基教授来医院查房。在蔡教授那里，我获得了从事这一行业的信心，开始想象自己也能在业务上有所成就。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54岁的女性患者，呈缄默状态，每天不说话也不吃饭，但有突然的冲动行为，一拽不住就要出去。
根据她的这种临床表现，诊断上一般会考虑是木僵。木僵大概又有紧张性木僵、抑郁性木僵、心因性木僵、器质性木僵4种。从她的发病年龄来看，大家认为抑郁性木僵的可能比较大。
蔡教授认为这个诊断依据不足，建议去做CT检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还没有几家医院有头颅CT。我们在北京天坛医院(下称天坛医院)约了一个月才约上。检查那天是我和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带患者去的。检查的时候患者很不合作，只好给患者静推(静脉注射)安定。这样仍然不能使患者安静下来，甚至在检查的时候从CT机器里爬了出来。天坛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很惊讶，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兴奋不合作的患者，用药都不管用，说这么贵的仪器、这么费劲才约上，她居然要爬出来！当时天坛医院要么停止检查，要么让我院的工作人员进入检查室帮助固定患者，当时我年轻就让我去保护患者完成CT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正常脑CT。
看到检查结果，蔡教授说既然这样就要考虑抑郁性木僵，如果使用抗抑郁症的药物后没有效果，那么就考虑电痉挛治疗，但蔡教授特别加了一句，在电痉挛治疗之前，如果有条件，还是要做个核磁共振。
当时北京就天坛医院一家有核磁，我就带着患者再次去了天坛医院。跟CT检查的情况一样，我还得进去扶着。按说这是第二次了，但我还真没去想放射线对自己的影响，当时就是想让她的病情缓解了赶快好起来，能让我们知道她到底患的是什么病。结果核磁显示出多发性梗塞。
我一下豁然开朗——这是一个器质性痴呆患者，难怪使用抗抑郁症药物治疗无效。也就是说，由于她有多发性梗塞，所以她的智能已经损伤。但她不说不动，你就没办法跟她沟通，没办法对她进行智能检测。而这样的患者一旦做了电痉挛治疗，后果不可想象。
后怕之余，我敬重蔡教授的专业水准——原来同样一个专业，同行间的差别竟会如此悬殊！
坦率说，精神卫生专业即便发展到了今天，它基本上还是依靠医生的临床经验，缺乏客观的辅助检查作为诊断依据，而在其他学科，比如医生诊断阑尾炎，他可以通过物理诊断，还可以通过血生化、血常规等辅助检查去支持这个判断，但精神科医生没有，除非是刚才这种器质性患者。一般而言，精神疾病患者的功能检查几乎全是正常，而精神科的量表检查也需要患者配合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如果患者不配合，量表就无法进行，并且量表只能作为诊断的参考依据。这意味着，一旦我们诊断出错，治疗必然出错，而治疗一旦出错，短时间内患者的精神状况很难有改善。
由此，我仿佛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蔡教授这样，在行业里做到如此这般的水准。我告诉自己，不是说你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下，因为换工作有难度，想发展也不现实，所以你就有理由、就有借口让自己顺理成章不思进取，我还是要有所追求。
“我觉得我都要吐血了”
你问我在对自己有所要求后，有没有什么事让我比较有成就感，当然有，而且这件事还跟我平生第一次挨打有关。
那是我工作的第四年，门诊遇见一个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来给妻子治病。据患者丈夫说，妻子患精神分裂症已将近20年，她经常无目的在街上流浪，到点会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又跑了，有时候走得远了，就在外露宿，家里已经不抱希望了，这次来就诊是迫于妻子娘家的压力。
我看到这位患者时，她的头发很脏，夹杂着稻草，硬硬地打着结，就像一头雄狮。她的两个孩子让我更加不忍，一个5岁，一个3岁，一看就是没人疼的，脸上沾满鼻涕，小手也皴皴的，特别可怜。
两个孩子特别打动我，我想孩子都还小，如果他们的妈妈能够恢复，那么她是能够照顾小孩的，我就极力说服她丈夫同意她住院治疗。我跟她丈夫讲，我知道你们家里没钱，我保证会尽我的全力，让你们花最低的费用，把她治疗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这样我就把她收住院了。
话是这样讲了，其实精神分裂症中有20%的患者是穷尽一切治疗手段也改善不了的。但我当时还真是年轻，凭着一股热情，就想去争取那80%。
起初也还真是有效果，她的精神状况有明显改善，已经能够有一些正常交谈，当然交谈中也会有一些妄想内容。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有助于发现她的问题所在。而且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好的医患关系，比如医院不允许小孩来医院探视病人，但我觉得让她的孩子跟她见见面能促进她的精神康复，所以每次都是我去找护士长说情。
结果有一天，我正在跟其他患者交谈的时候，她从远处飞速跑过来，冲着我啪的一掌拍在我后背上，当时我一点防备都没有，其实我听到了脚步声，但我看了一下是她也就没在意。这一掌拍下来，我觉得我都要吐血了，心脏也似乎要跳出来了。我根本没反应过来，多亏护士把她拦住，但她还是一副拼了命要挣脱、还想打我的样子。
说实在的，我从小也没挨过打，我特别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觉得我对她那么好，那么尽心尽力，甚至她的家人可能都没有我这么迫切希望她好起来，结果她却这样对我，我又伤心又委屈，眼泪拼命流。
我一度想，我要把她转给别的医生去治疗，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没有那么高尚的情操，不可能将这次袭击完全不放在心上。后来冷静了半天多，我想我还是要跟她谈一谈，即便我不管她了，把她交给别的医生，我也想知道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你猜答案是什么？她愤怒地责备我不应该勾引她老公！想不到吧？
真的，她把这谜底一揭开，我所有的不解、所有的委屈都释怀了。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我明白了她在那一刻的思维内容，这对我确定治疗目标是一件好事啊！
明白了她的症结所在，我在治疗时会相应加入一些心理治疗的内容，并在充分治疗期和后期的康复指导中都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结果半年后，她临床痊愈(正常服药即可避免犯病)出院了！
她的家人特别感激，当时还流行给医院送锦旗，她丈夫也给我送了一面锦旗。这不是我的第一面锦旗，但这面锦旗上的8个字——“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直在工作中特别激励我。
“医生队伍里的弱势群体”
你问我精神科从业者挨打的事情多不多，我是觉得挺普遍的。
我经历过最严重的一例伤害，是我们的护士被患者用刀划伤。
那是2006年的一个周末，我们新收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患者，她有一些很严重的幻觉妄想内容需要住院治疗。在护士帮她换衣服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把女护士的脸划了好长一道口子，伤口很深，外观都能看到脂肪粒了。
当时医院条件也比较差，没有救护车，考虑再打电话叫救护车会很慢，我就自己开车带上护士去外院缝合。我们也没有什么止血的东西，只能用物理压迫的办法止血，鲜血滴了我一车。这个护士现在还在我们医院工作，但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疤痕。
说起来，大医院的医生是很辛苦，他们的门诊量很大，但他们有社会的尊敬和认可，作为精神科医生的我们连起码的理解都缺少，可我们的人身风险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我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愿意对陌生人提及我的工作，觉得会被别人讥笑。你别不信，别人一旦知道我是精神科医生，最常问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你能跟精神病患者在一起待这么久，你是不是潜移默化也会受到影响，你是不是也不正常？第二，你有没有挨过打、挨过骂？
我跟你讲，就在这种防不胜防的意外风险下，我们的收入在同级医院中还是相对低的。远的不说，我们的收入跟海淀医院、海淀妇产医院那一直是没法比的。
同事之间也有议论，我们付出的一点不比别人少，我们提供的服务一点不比别人差，为什么我们的收入总是比不上别人？
当然了，慢慢大家也学会了平衡：咱不跟别人比，就跟自己的前一年比，这样不是还能让自己开心点吗？
不过，收入的确会影响医院的人才队伍。我们医院2000年的时候进了5个大学生，干到现在的也就2个，近些年进来的大学本科生，基本都没留下。其实也不单是我们这样的二级医院，就是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等精神卫生专科的三甲医院，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说白了，意外风险太大、工资待遇太低、社会认可太差，人才可不就陆陆续续流失了吗？所以，我觉得精神科医生就是医师队伍里的弱势群体。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假如精神疾病患者本身患有其他躯体合并症，那么综合医院往往是不接受其入院的，原因一是害怕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再一个是对精神科的用药陌生，会考虑精神科的药会不会对他的用药有无干扰？这就逼着我们精神科医生要成为全科医生，业务学习的压力大大增加不说，医院也平添不少医疗风险——说穿了，精神疾病并不致命，可患者的合并症可是有可能致命的，一旦因为合并症在医院死亡，那医疗纠纷肯定就产生了。
最近有个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胰腺炎的患者，家属就很不配合。按道理，患者的血压、血糖控制不住，这就需要家属在我们医院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带患者去外院的内分泌科治疗。可家属就是不露面。医院只得让步，说你不办出院手续也可以，你带上患者去看病，只要你把医疗方案拿回来，哪怕我们去买药呢。还是叫不来家属。实在没办法，只能我们带着患者去看病，人家的大夫让在医院留观。那我们还得通知家属，因为医生、护士不可能陪着患者留观啊。家属还是不理睬，一不出钱，二不露面，就说没时间，你再打，人干脆关机了。
你问我这种情况下家属会不会跟医院结算相关费用？我的经验是不会的，只要没出事，家属大多跟没事人一样。可一旦出事，那家属可是会带着律师、甚至带着做医生的朋友来跟医院打官司的，他们会告诉医院，你的什么什么是不合法的，什么什么是有问题的，理直气壮得很。
医院慢慢也学会应付这种情况了，最好不要跟家属打电话，通话记录不是还得去电话局查吗，那多麻烦，就发短信，短信是可以留存的，而且几点几分发的短信那都很清楚，就算家属关机，只要你开机，你总能看到短信吧？
“你是不是把话都在医院说完了”
在精神科待得久了，人情冷暖也算见得多了。
我们一个合并肿瘤晚期的患者，家属直接跟我们说，等人咽气再给我打电话。
算起来，我也当了三四年的病房主任，可我感觉，跟家属沟通这一课，真是非常考验人。
再一个让我操心的，就是如何培训年轻医生、提高医疗质量。
我刚才说精神科医生流失严重，这个特别影响工作。你要知道，海淀区在册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将近8000人，可我们医院有执业能力的医生不过十几人，床位也才300多张。
这几年，我们院长积极在社区建立康复站，医院的病床才慢慢开始有了空床，以前永远都是满床，周转率特别低，很多患者都住不进来。
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手不够。你看我们病区多的时候有七八十张床，但能独立行医的医生只有两个。这意味着其他所有年轻医生开的药品、化验单等，都需要我们两个有资质的医生来签字把关。
这样一来，往往就不能按时下班。比如，临到下班，患者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虽然我给开了降压药，可以交由值班医生处理了，但我根本不敢走，因为不放心啊。
我家离医院还很远，即便一路都是绿灯也要开45分钟左右的车。如果赶上下班高峰，那到家很可能就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回家还要自己做饭，很累，也就不想说话。我女儿其实特别愿意跟我聊聊她们学校的事情，那些个女孩子的小心事、小纠纷，但这时我的心思常常还没完全转过来，随口嗯嗯敷衍她一下。几次之后，她就会说，妈妈你怎么不说话啊，你老嗯什么呀，你是不是把话都在医院说完了，回来跟我就没得说了。
你问我有没有时间辅导女儿功课，太惭愧了，我女儿一直是我妈妈帮我带的，上了初中我才把她接到身边，根本顾不上她的功课。有时候女儿偷个懒，见我也不理会，她就特别生气，因为她偷懒纯粹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可我还偏偏没在意，她就觉得我不够重视她，就会抱怨。怎么抱怨？妈，你看你怎么说起患者没完没了的，你对我怎么不这样？
要说我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我爱人工作很出色，他希望我最好当全职太太，如果实在想工作，那也找个清闲的工作，当作一种消遣，不要像我现在这样。你问他觉得我现在对工作是个什么样？呵呵，就是投入的热情太多呗。
不过，我知道他还是理解我的。记得2011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聊着聊着他就感慨：社会对你们这些人真是不公平，你看那些歌星，不过天生了一副好嗓音，就能挣那么多钱；你看我媳妇，给国家的贡献那么大，收入就这么一点。这是原话，现在回想起来我还特别感动。
患者有时也会让我感觉温暖。比如，我离开病房一段时间后再去病房，有的患者就会围拢我，说“主任你去哪里了，我都两星期没见到你了”，有的女患者还会抱抱我，说“宝贝你瘦了啊”。这些事吧，让我觉得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当然，我也有工作不顺、小有抱怨的时候，每当我跟我爱人讲起这些，他都会说“不行就回家吧”，我一听这话就会感觉好很多——毕竟自己还是有退路的不是？不过我知道，我大概也就是这么一庆幸了，恐怕我将终生从事这一性价比不高的工作，因为我的心底，真的放不下我的患者、我的医院。□
看到了真正的天使
护士们给患者包饺子360多次，买生日蛋糕60多次。医院还养了十只奶牛，保证病人每天早上有一杯鲜奶，还养了梅花鹿，补贴收入的不足
文/詹志芳
在2008年底召开的第五届残疾人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和黑龙江农垦残联的董兴业理事长及佳木斯市南边的黑龙江农垦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的黄春光院长是一个组的。2010年夏天，我特意去佳木斯市看看他们，也想看看知青安养中心。
我先和安养中心的孙萍护士长聊了起来。孙护士长，年轻，干练，说话总带着笑：“我们安养中心那儿，现在有京津沪杭哈的知青60人，加上患有精神病的知青子女113人。在这里，伙食费患者自己出，医疗费从医保出，剩下医院出。医院是差额的，有些护士是医院自己聘的，所以工资这块就要医院自己想办法。医院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我们是负债经营。患者的衣服都是医院出，有些生活用品也是医院给买。患者欠费每年就有两万多元。”
“有个北京的女患者，她好像是从857农场来的，没有家人。来时只有48斤，还有类风湿病，手都变形了，自己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刚开始整天有专人照顾她，给她房间装了电视，还给她的床上贴上卡通画。后来她好些了，长了4斤，52斤了。不用专人看护了，护士也很忙呀，她还不干了。”孙护士长笑着说，“我把她惯坏了。在我们这里住了一年多，她住得很高兴。她走的那天，我们给她换上干净衣服，给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是很爱漂亮的。”
孙护士长说的时候，让你感觉她是在说一个朋友，没有半点的厌烦和嫌弃。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她在照顾这位来自北京的女患者。
在知青安养中心，护士每天都要给不能打水的患者打洗脚水，每周都给他们剪指甲、刮胡子、洗澡、换衣服。有许多患者，没有任何家人来看他们。也有些患者送不回去了，家里没人了，或者家人不要他们了。患者想吃饺子了，护士就在自己家里给他们包，再带过来。我看到关于安养中心的一则报道：护士们给患者包饺子360多次，买生日蛋糕60多次。医院还养了十只奶牛，保证病人每天早上有一杯鲜奶，还养了梅花鹿，补贴收入的不足。我真惊讶：现在，到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医院！孙护士长下面的话，更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奖金，工资能按时发，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这里每个护士都挨过打，挨抓是常有的事。没结婚的女护士还要给男患者洗澡。有时，患者一脚就把护士踢倒在地上了；有的护士被从头倒脏水这个工作风险很大。不过，我们都习惯了。”
孙护士长还说：“卫生部规定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比例是1:1.1，而我们这里是113个患者，28个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你知道这些患者多聪明，带他们去北京看‘鸟巢’，他们说：这不就是加减号吗？”孙护士长得意地笑着说，好像自己的孩子得了一百分。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一般的医院不仅有奖金，还有许多大小红包。她们什么都没有，工作量是普通医院的四倍。这些医护人员不就是天使吗？
走进安养中心，看到楼道的干净程度不输北京的三甲医院，我想象中有哭、有闹、有敲窗打门的，而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虽然，病房也用铁栅栏门锁着，但里面的患者安安静静，甚至比普通医院还安静。患者个个干干净净地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走廊里也摆着床，但是绝没有脏乱的迹象，也没有异味。因为经费缺乏，每个科的洗衣机都是双缸的家用洗衣机。
我被带到患者的活动室，医生指着墙上的照片，得意地对我说：“上海世博会，我们带着12个患者去上海，没有出一点儿事。”这家连工资都发不全的单位，还想着带患者参与国家盛事，而正常人还有多少没去过世博会呀！活动室宽大明亮，各种活动器材摆放整齐。
正好，医护人员下午要去郊游，因为下雨，都留在了医院。我就和这些可爱的天使们合了影。我们吃饭时，雨下大了，雨水顺着墙面流到屋里，一直流到脚下。大家放下筷子，去把电视从墙上卸下来，又拿来拖把拖地。院长和主任一再说不好意思，我却很高兴，因为看到了他们生活工作的真实瞬间。出门时，雨还没有完全停，就有人在擦玻璃了，是两名护士带着两个恢复得比较好的患者，起劲地干着，难怪医院这么干净。
我已经联系了几位画家，他们愿意捐献一百多幅画给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并准备拍卖这些画，以解决大型洗衣设备和补发工资等问题。
我看到了真正的天使！□
(作者单位：中国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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