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入社区的代表委员们
沉入社区的代表委员们
文·图/张晓娜
“从高高在上到离老百姓越来越近，再到成为真正受老百姓欢迎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是一个进步。”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政协委员林波如是说。
林波的职业本是律师，但如今抚顺市顺城区的大街小巷，认识他的人更习惯叫他一声“林委员”。
通过每月10日的“政协委员日”活动，身为顺城区政协委员的林波正逐渐被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熟识。而他也不再满足于接待日约定俗成的半天接待活动，常常主动到社区居民家中，问问居民有什么难题，有什么矛盾纠纷，自己能为居民办什么事。
和林波一样，在抚顺市，凡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每月10日都要到所在社区参加接待日活动，和社区居民面对面，收集百姓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作为约束机制，每逢年底，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向所在社区述职，述职后由选民测评。“群众满意者上，群众不满意者下”。至今为止，抚顺市已有两名区人大代表和一名政协委员因工作繁忙未能履职提出辞职申请，并经区人大和区政协批准解除了职务。
2011年底，抚顺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活动开展已整整3个年头，抚顺市已累计有911名人大代表、302名政协委员走进社区接待居民，解决了4000多名居民反映的问题。
代表委员不再走形式
抚顺是因煤而生、因石油而发展的老工业基地，也是个资源枯竭型城市。2008年之前，由于集体企业多数改制，抚顺市下岗职工达到30万人，困难人群15万人，上访人数一度达到15万人次。
“矛盾都集中于社区，采取各种措施稳定民心、稳定上访比抓经济牵扯的精力更大。”抚顺市各层级颇感头痛。
痛定思痛，2008年11月19日，抚顺的决策者们决定开展“和谐社区(村)”创建活动，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即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而在半年前，为了慎重起见，这项活动已经在抚顺市市政府所在地顺城区建安社区、梅河社区、辉南社区等3个社区悄然试点——3个社区人口众多，困难群体比重偏高，参与非法集资人员比例大，“不和谐因素尤其突出”……
建安社区是最早开始试点的社区之一。每月10日之前，建安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在一块小黑板上，把参加接待日的时间、地点，以及参加活动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名单提前公示给所在社区的居民。
刚开始，有几个居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现场向代表委员反映身边的问题，没想到过几天就真给解决了。“原来不是走走形式，是真为我们办事啊！”一传十，十传百，社区里的居民有了问题就向代表委员去反映。
现在，每逢接待日现场气氛火爆，三四十平方米的接待站总是挤满了前来反映情况的居民，甚至门外都围满旁听的人，佩戴联系群众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
“以前我们都看不到代表和委员，也不知道哪个是代表和委员，现在是一有大事小情都会去找他们。有时根本等不到接待日，我们就会去反映问题。”74岁的梅河社区居民徐振乙告诉记者。
“老百姓在现场提问题，你想挡，想要制止，一切都是徒劳的。”抚顺市顺城区将军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红喜感触颇深。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人到现场反映公交车甩站，不让老年人上车的问题。“你让他简单点说，不行，他一定要把哪辆车甩站，在哪里，什么时间，一五一十从头到尾给你讲出来。他们还特别想听听上次接待日反映的问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怎么解决的。”
对于居民反映的问题，属于政策咨询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般当场解决；问题成因不清楚的限期反馈；能够协调解决的，立即与政府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并跟踪督办；对于不能解决的，由代表委员撰写建议、提案递交区或市人大、政协，转办处理，在下一次接待日，对问题解决情况要向居民作出说明，所有这一切都登记造册，有案可查。
这样一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再到了开“两会”时才露面，每位代表和委员都必须沉入所在社区，不但要定期到困难户和上访户中走访，定期向群众汇报，年底选民还要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测评。一年中做了什么、效果怎么样、老百姓是否满意，成为代表和委员能否继续履职的一项重要指标。
抚顺市委也对此表示了肯定，顺城区人大和政协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文，将这项制度明确下来，当作常态工作来抓。
三方皆喜
街道和乡镇设立“人大代表之家”和“政协委员之家”，社区和村设立接待站，并确立了“居民代表联系户”。这三级管理网络被抚顺市民称作是自己的“供热站”和“解压阀”。这也让执政者颇感欣慰，因为实施这一制度后，一些居民恩怨，邻里矛盾，社区问题，都被直接化解在了基层，而不像以前那样让他们头疼不已。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他们特有的政治优势，一些社区干部和政府部门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参与就解决了。这也是我们考虑到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到这一制度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刘红喜表示。
区人大代表、抚顺市信托医院院长安新朝在接待日中了解到一家饭店排风噪音扰民，当即会同区环保局与该饭店协商更换了新的设备，使居民因此而产生多年的不快得到化解。
市人大代表李家耀是在当地颇有影响的企业家。他所居住的社区有一个上访者谢某，因参与蚁力神非法集资活动，虽得到了部分赔偿，但她认为政府应当返还其全部投资款，遂四处上访喊冤。怎么做工作也做不通，考虑到李家耀在当地的影响，有关部门就安排李去做劝解工作。李家耀出面后成功地化解了矛盾。后来谢某在监狱服刑的儿子获释归来，李家耀又给他安排了在公司开车的工作。至今，谢某不仅自己不上访了，还给其他上访者做劝解工作。
抚顺市律师协会副主任、顺城区政协委员林波向记者表示：“对这项制度，我最想说3点，太累、太狠，好。”他告诉记者，作为律师，他的工作节奏本身就快，现在已不局限于接待日的半天时间，平时也常会为老百姓解决一些法律问题，这使他的工作变得更加繁忙；街道书记让他常年坚持，这“太狠”；这项制度确实“好”，是因为真正在为老百姓办事。
“明显感到，这项工作拓展了代表和委员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我们服务的触角延伸了。”因为要占用代表委员的时间，所以部分代表委员刚开始时不理解、不支持、不主动，但后来他们的想法变了，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
顺城区政协委员、将军堡街道梅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林威坦承：“以前每到‘两会’时写提案都会手忙脚乱，有时甚至在开会前一天才开始收集材料，被动地反映问题。现在再不用那样了，撰写什么提案，要表达什么建设性的意见都在我脑子里。”
“行政手段”逼出新变化
这样的尝试很快就引来争议。
最初在代表和委员中也存在两种声音，有积极参加者，而不愿参加、担心很难坚持的代表和委员也大有人在。
最早参与试点的刘红喜告诉记者，当时区里曾为此几次召开会议，“第一次召开会议时，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由于时间紧张并不支持这项活动，第二次开会仍有代表和委员不做声，第三次开会时我们就动用‘行政手段’要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年终述职”。
作为约束机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年底要进行述职，由参加会议的选民代表按照优秀、称职、不合格三个档次划票，当场公布结果。对于不合格票高于或等于50%的述职对象必须进行整改，对两次测评不合格的，选民有权向有关机构提出罢免提议。
这样的举措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逼”进了社区。“以前就是听个名，开个会、去哪里视察一下，现在是为百姓谋福利。”市民徐振乙感慨万千。
当地群众不再越级上访，从无序上访转变为理性表达诉求。“‘代表之家’、‘委员之家’正成为服务社区居民的‘贴心管家’。”居民们这样说。
而代表委员的转变也让刘红喜没有想到：“有的代表刚开始说没有时间，但现在你不让他来都不行。从过去高高在上，到现在得到老百姓的普遍赞誉，这种满足感让他们觉得苦点累点也是值得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社区”经过3年的运行，现已在抚顺全市推广。刘红喜告诉记者：“3年来，抚顺市信访总量已经由15万次降为1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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