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

　　大帐篷周边遍布持枪的岗哨，到外面如厕都会有人盯着，根本没有机会逃跑。大家心情稍微安定些后，才想起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这些贝都因人并没有伤害中国工人，他们从阿里什买了大饼、米饭、烤鸡腿和饮料回来，分发给大家。

　　吃饭时，劫持者专门请来一位摄像师对工人录像。一个持枪者还站在镜头前喊，要求军方答应他们的条件，如果不答应，就不放人。

　　31日下午3时许，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得知工人被扣的消息后，立即将情况向国内报告，并启动应急机制，紧急与埃方交涉，约谈埃及内政部、安全局和国防部官员，要求埃方在确保中国工人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此事，释放中国工人。宋爱国还与正在东部塞得港出差的商务处公使衔参赞马建春联系，派他和随员张帆作为使馆工作组到阿里什协调当地政府寻求放人。至此，使馆的营救工作全面展开。

　　傍晚7时30分，马建春和张帆在夜色中抵达阿里什。他们顾不得吃晚饭，立即到阿里什市警察局交涉。警方说，已经安排部落代表与扣人者谈判，北西奈省长也给贝都因人一个承诺，但不清楚具体承诺内容。之后，马建春和张帆又与省长办公室、情报部门取得联系，表达使馆的高度关切，表示相信埃方能尽快处理此事，释放工人。

　　平安

　　丁建国守夜到12时，换了班，就睡了。凌晨3时，一个贝都因人突然叫醒他：“你们可以走了。”丁建国没有反应过来，反问去哪？ 去工厂还是返回阿里什？贝都因人看上去挺高兴，他说，随便。

　　这时，工人潘超也和使馆的张帆联系上了，后者表示要过来看望工人们。不过，贝都因人一直催促工人离开。大家打开手电，走向公路。丁建国在路上看到一个情报部门的军官，他说：“感谢真主，你们平安了”。这位军官同时告诉中国工人，请大家返回阿里什。

　　大家重新坐上大巴车，跟在军官车辆后面返回。开出约10公里后，获释的中国工人抵达当地情报局的大院里，没过几分钟，使馆的马建春和张帆也赶到了。马建春与情报局官员交谈后，工人们坐上大巴车，到军方安排的一招待所住下。

　　“原来预计最少需要等待一到两天的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感谢政府和使馆所作的努力，感觉像做梦一样。”25岁的潘超说。他发现，大巴车第二天再次经过堵路的地方时，贝都因人的帐篷已经拆了，只有路上被雨水冲刷后的轮胎灰烬，把路染得黑黑的。

　　为中国工人打造“安全帽”

　　构建一张保护中国海外工人生命安全的“保护网”，需要多方协力。除了进一步加强领事保护，中资企业自身的安保建设、对当地安全和文化环境的评估和适应都至关重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贾瀚龙、桂涛、邓亚君发自伊斯兰堡、内罗毕、北京 新年伊始，正当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和埃及西奈半岛因中国工人被劫持和扣留事件成为世界焦点时，中国商务部的网站也更新了境外风险提示。

　　从2月1日起，新增加的风险内容包括：商务部提醒在叙利亚中资企业加强安全防范；驻安哥拉使馆经商处提醒在安中资企业加强安全防范……

　　“安全”两字，随着近年来中国工人海外被劫事件的频发，成为考验中国大国能力和形象的一道新窗口。

　　走出去越多，挑战越大

　　美国媒体认为，中国工人似乎并不是因为其国籍而成为受袭目标的，而是因为外国人身份使他们成为地方冲突中更有利用价值的目标。

　　这样的论断在最新两起劫持事件中都有印证：苏丹绑架者和埃及扣留者发表的声明均显示，他们劫持或扣留中国人并非出于仇华、反华的动机和目的。

　　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宫力教授在内的中国学者都相信，劫持事件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海外安全事件比率的上升，而只是相对数量的变化，并与“走出去”的中国工人愈来愈多有关。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1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5.2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4.1万人。另一份《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则显示，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流量再创新高，目前已跃居全球第五。

　　随着中资企业和人员“走出去”范围的扩大，受到攻击的概率也相应增加。负责承建中国政府援助巴基斯坦地震灾区医院和学校项目的负责人李光明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中方目前在巴的各类项目有几百处，“因此‘撞上枪口’(碰到恐怖分子活动区域附近)的机会比以往更多。”

　　就在中国工人经历埃及西奈半岛被扣留事件后，2月3日，也有两名美国游客被当地一群蒙面贝都因人绑架，而后释放。横向的比较进一步说明：中国工人并非海外劫持者的唯一目标。

　　易成派系斗争“牺牲品”

　　不过，5年来至少发生了13起中国海外员工被劫持事件，令不少中国学者感到忧心。在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中，非洲7起，亚洲5起，被劫持者以工程建设、石油、开矿类大型公司外派人员为主。这些数字与中国对外投资覆盖率的比重息息相关。至2010年末，中国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高达90%和85%。

　　在此前提下，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学者贺文萍和北京大学教授査道炯都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减少危险事件的发生。

　　査道炯从2008年至2010年分别前往苏丹、埃塞俄比亚、埃及、南非等国家实地调研。他发现，有些建设工程所在地，往往是传统部落的影响力高于政府机构。部落之间、部落与政府之间，充满着矛盾。因此外资工程建设项目，不论是援建还是投资，都很容易变成当地各种派系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我们的企业大部分是和所在国中央政府签署的合约，但是到了地方上，地方部落不配合、不理解，容易出现纷争。”他说。

　　以贝都因人扣留中国工人为例，当地人正是希望借此与埃及军方达成利益交换。“我们项目或多或少有可能介入当地的矛盾，或与某些当地相关人士的利益发生冲突，这也是我们遭遇安全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一名海外中资企业主管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武装组织专门为了给当地政府施压，瞄准与地方政府关系较好的中国公司员工。后一种情况，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员工经常遇到，为此他们常被告知：不要在夜间单独行动。

　　多管齐下，构建安全网络

　　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眼中，近期的苏丹、埃及事件，总体属于传统安全挑战，即一些国家由于自身原因或政局动荡，导致局部地区治安恶化、发生武装冲突甚至是战争，进而给中国海外公民或者企业发展带来威胁。类似的安全隐患眼下正在局势动荡的叙利亚上演。

　　与此同时，一些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如海盗、恐怖主义袭击等，和疾病、自然灾害等重大突发事故也构成了威胁中国海外工人安全状况的利器。

　　随之而来的课题是：如何加紧构建一张保护中国海外工人生命安全的“保护网”？

　　除了中资企业自身的安保建设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更倾向于推动政府“领事保护专门立法的进程”。此外，在中国驻外使领馆中，做领事保护工作的仅有600多人，按2010年出境6000万人次计算，每名官员一年要面向10万人提供可能需要的领事保护。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为1：5000。因此有学者建议，中国领事保护的力度还可以进一步加强。

　　还有不少外国媒体宣称，中资企业倾向于在有风险的地方投资和经营；与西方公司雇佣当地工人相比，中国公司常常自带工人，加重了危险的发生频率。对此，査道炯反驳道：“中国公司的工程建设当然要考虑效率和进度的问题，在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项目本身并没有对当地进行基础教育的义务。”

　　但也正是这一点，经常被西方媒体利用宣传。比如，在坦桑尼亚的当地报纸就经常转载有关西方报道“中国工人抢了非洲工人的饭碗”。査道炯对如是的西方报道很是不满，但是，当他在苏丹以及其他的非洲国家一线工地与中方管理者讨论相关舆论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忙不过来，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理会这些西方言论”。

　　“但是舆论战需要打好。”他说，否则，类似的西方舆论很容易影响到当地人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员工的正确认识，在这样的西方舆论误导下，一些当地人会滋生对中国工人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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