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屋里只有一只灯泡带来的昏黄光线。24岁的妻子彭双芹摊开一件粉红色的小棉袄,仔细地放在火盆边烘去潮气,然后把它穿在不满半岁的女儿身上。32岁的丈夫汪正年(微博)蹲在门口,呼噜噜地吃着一碗清汤面条。
这是正月十五的清晨。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的这个家庭却没什么过节的味道。汪正年将熟睡的女儿放进背篓,又盖上一层花毛毯。随后,他从卧室里取出家中最后一笔钱——4张百元纸币,小心翼翼地展平,放进自己破旧的黑色钱夹。
汪家小女儿名叫“树琳”,出生没多久,就被查出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如果不能获得有效治疗,她很可能在幼年夭折。
这种需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可能根治的病,彻底打垮了这个脆弱的农民工家庭。为了“或许能更多报销”的医疗保险,在广东肇庆打工的汪正年夫妻带着女儿回到大山里的老家。干细胞移植的花费是“天文的数字”,眼下,树琳只能靠输血暂时缓解病情。每个月两三次输血,要耗掉1000多元,这个家庭很快就被一袋袋的鲜血拖垮了,“像水洗过一样”。
随之垮掉的,是汪正年“很大的愿望”。自打16岁小学毕业后,他就离开寨子,进入城市打工。这个80后如今会用手机发微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会在与人道别时用英语说一句“Bye-bye”。他曾经梦想着攒下一笔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开个家具厂,“这辈子不用再给别人打工”。
但眼下,汪正年明白,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一家人的日子,可能就这样被困在连汽车也无法开到的寨子里,“过一天算一天了”。
上午8点,夫妻俩背着女儿出发了。山路在悬崖边上,一些地方仅有双脚宽,一路都是陡坡。再穿过布满石头的河滩,经过龙川河,然后,他们才能挤上半小时一趟的小公共汽车,最终到达县医院。
冬雨下了一整夜,他们的鞋子很快就被黄泥糊住了,山路上只有两人“吧唧吧唧”的脚步声。
杀不起猪的新年
汪家祖祖辈辈都住在山里。从山脚望上去,人们看不见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寨子。而从汪家的院子望下去,是一层又一层山坡,山脚宽阔的公路看起来就像条白丝线似地挂在尽头。
汪正年夫妇和两个女儿,与6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间上世纪80年代盖起的老房子,青黑砖墙填满了木头框架。“现在,没人修这种房子了,家家都要修砖房。”汪正年站在院子里说。他头发蓬乱,深蓝色西装外套上的灰泥掸也掸不掉。
去年10月底,树琳被确诊为重度地中海贫血。因为时不时就要送孩子去医院,汪正年已经没法在离他们村10多公里的县城找份稳定的工作。而如果只是守着田地耕种,农作物的收成仅能维持寒酸的日常生活。
这个打得一手好家具的年轻人开始“卖力气”。
从贵阳通向石阡的高速公路正在山下不远处施工,这意味着原本8个多小时的路程可以大大缩减。有时,天还没亮,汪正年就和亲戚们约在村口,去高速路做一天零工。他学着砌边沟,或者与人合力抬走1000多斤的石头。
“都是肩扛的活,特别累。”这个身高只有1.6米的男人说。不过,一天做上10来个小时,他能赚到80元钱。有时,县城的小装修队找他去做临时工,一天也能赚上75元。
可并不是每天都能等来这样的活计。闲时,汪正年就随母亲走进梯田。地里长着萝卜、娃娃菜和豌豆尖。他们将三四十斤青菜放进背篓,挤上清早6点的小公共汽车,在农贸市场铺个小摊,以每斤1.5元的价格卖出去。
可是,只要女儿发病,这些用力气换回来的钱,就会迅速流进血袋,输进奄奄一息的树琳体内。
这个家,越过越衰败了。曾多次到汪正年家采访的上海记者刘行喆还记得,去年春节前,夫妻俩从肇庆赶回老家,还没上山时,就接到老母亲打来的电话,“水都烧好了,你们一回来就杀猪。”
杀年猪,这可是他们一路上念叨着的事,更是农村喜庆的大日子。
但今年,为了给树琳治病,猪早在过年前就卖掉了。今年的年货只有一条鱼,以及稍有富余的亲戚们送来的几块腊肉。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尝到肉的滋味了。自打树琳带着病回到寨子里,整个家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平日里,他们只能在黑黢黢的灶上烧沸一锅水,烫起豌豆尖,舀一小勺猪油和辣椒就成一餐。
腊月里,1月8日一大早,同寨满叔家杀猪,汪正年带着3岁的大女儿蓝玉过去帮忙。戴着红帽子的蓝玉站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还问道:“爸爸,我们家什么时候杀猪过年?”
年轻的父亲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女儿。回到家,他拿出别人送的旧手机,发了一条微博:“我什么时候才能给爸爸、妈妈、小孩这样的幸福?我也是在盼望这一天啊!可是怎么没有。”
女儿出生前,很多人相信她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2月6日,正月十五,上午9点多,汪正年在县医院挂上了号。儿科诊室里挤满了哭闹的婴儿和焦急的家长。这会儿,被彭双芹抱在怀里的树琳倒是很安静,她瞪着眼睛打量着四周,直到一个“白大褂”走近才“哇”一声哭闹起来。
彭双芹知道,女儿“怕死了”穿白衣服的人。每个月,他们都要为她抽血化验和输血治疗。输血的六七个小时里,针头都得插在这个白胖娃娃的额头上。没有病床可供休息,彭双芹和丈夫只能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轮流抱她,喃喃地哄着她。
正是这个女儿的诞生,让全家陷入了绝境。但在树琳出生前,很多人都相信她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她甚至还曾是一部纪录片里“未露面的童星”。
去年春节前,来自上海《东方早报》的一个摄制团队准备为骑摩托车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拍摄一部纪录片。
曾有评论者用“令人动容的长途跋涉”形容这艰难的归家旅程。10万名农民工,带着老婆孩子和年货从异乡启程,骑着摩托车奔向故乡。广东肇庆境内的321国道上,一天中就会有超过7000人的摩托大军经过。
2011年1月24日从肇庆出发的汪正年,只是这10万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在过去一年多里,他在建筑工地搅混凝土,彭双芹则在鞋厂车间里做工。他们与另外两户同乡一起,准备骑三辆摩托车回家过年。
这将是一趟长达1350公里的旅程。
直到纪录片完成后,汪正年才告诉跟拍的记者,他载回家的,并不只有妻子、一年多攒下的7000多元积蓄和一个鼓鼓囊囊的红色旅行袋,同时还有妻子肚子里刚刚孕育了两个多月的小生命。
这对年轻的夫妻还记得,突然发现的怀孕并没有让他们改变原定的回家计划。摆在面前的现实不容许他们选择更安全的旅途:如果乘坐长途客车,两人要花掉1000多元;而骑摩托回家,只需不到300元。
除了肚子里的孩子,在老家,大女儿蓝玉已经两岁多了。
蓝玉在肇庆出生,但7个月大就被送回石阡。家里没有电话,每周两次,60多岁的奶奶抱着孙女到更高坡上的堂嫂家,等着汪正年把电话拨到这里,短暂地聊上几分钟。
“非常想念她。”年轻的父亲有些哽咽,“希望回去的时候她长高点,会叫爸爸妈妈了。”他露出了向往的笑容,可同时,泪水也涌到了眼眶。
但他们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如果将蓝玉留在肇庆,就意味着双芹要放弃鞋厂的工作和一份并不丰厚的收入。他们心里存着很多长远的计划:尽力多赚钱,先把结婚时办酒席、嫁妆欠下的4万元债还清,节俭着过日子,将来就可以攒钱接蓝玉到教学质量更好的广东上学。“书读得多些,女孩将来做工、生活都容易些。”汪正年说。
可就在他们离家的日子里,蓝玉曾溜出祖母的视线。那次,一只滚烫的烧火钳被碰掉了,烫在小女孩的脸上。褐色的疤痕如今仍像个洗不掉的印记,长在蓝玉的右脸上。
为了多赚钱,前一年的春节他们并没有回家,也没有看见孩子。
不过,2010年是一个好年,他们还清了债务。“心里特别高兴嘛,可以看父母和小孩了。”在纪录片里,汪正年说起家乡时,高兴得笑出了声。
带着他们的全部积蓄,和一个仍在母亲体内的小生命,他们终于要回家了。
娘胎里的漫漫险途
但这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旅程。他们将从白天骑到黑夜,从这个国家的富庶之地区骑到贫穷的山区,从平坦的公路骑到积雪结冰的盘山道。
汪正年比任何人都清楚路途的危险。在以这趟旅程公里数为名的纪录片《1350km》中,他对着镜头笑了一下:“家里人只是盼望着你今天出发了,后天就到家了。但自己却还不知道后天到不到得了家。”
在回家的10万人里,有人不幸死在了这条路上,也有人到家时整整瘦了13斤。汪正年载着妻子和还未出世的女儿,他知道自己得更加小心。
出发前,侄子送给他一个“低音炮”和一个MP3。汪正年兴致勃勃地下载了几首“提精神的歌”,比如《财神到》、《上海滩》。可这震天响的音乐快要让孕妇双芹烦死了,“耳朵差点听爆了”。
不过,吵闹的歌声并没有伴随旅程太久。气温越来越低,两边的树枝已经挂上白色的冰挂,就连头盔上也结满冰碴,汪正年不停地抬起手蹭着鼻涕。在结冰的路面上,他们不停地摔车。音箱很快就被摔得没了声响,随后,为过年特意买的新衣服也被划出了口子。
如今,人们很难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出,被羽绒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彭双芹怀有身孕。但每到摔车的“那一分钟”,汪正年就会猛地担心一下。一路上,孕妇双芹已经数不清自己多少次摔在冰面上。
当发现妻子靠在自己背上睡着时,汪正年担心地停下车。
“不要睡着了,哎?”他回身敲了敲妻子的头盔,“咋个样?咋个样?饿了是不是?”
彭双芹并没有回答,但她睁开了眼睛。摩托车又继续前行了。
开着汽车一路跟随他们的记者鲁海涛还记得,前面的3辆摩托车“没完没了地迷路”。他们没有GPS导航,甚至没有一张地图。他们手里只有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被翻卷了边儿,那张纸上记录着路线图——从肇庆到石阡要经过的地区,上面绝大部分都是错别字。
到了离家只有90多公里的羊场镇,雪下起来了,气温已经低至摄氏零度以下,摩托车几乎只能滑行,妻子们伸长双脚、蹚着地面,试图为车增加点阻力。但这条路还是太危险了。同行的堂哥将妻子送上了60元一位的大巴车。但彭双芹却不愿坐大巴,“那路难走的,陪在他身边才安心。”
原定行程三天两夜,最终在不断的迷路和摔车中被延长为五天四夜。
到家前,汪正年扯掉了脏兮兮的裹鞋布。在县城的市集上,他买了两斤包装漂亮的糖果。然后,他费力地将摩托车推上坑坑洼洼的山路。
已经一年多没见的女儿蓝玉被奶奶拉着,站在泥泞的小路上等爸爸妈妈。她怯怯地看着眼前彭双芹伸出的双手,转回头走了。
回到家,汪正年“怕妈妈心疼”,绝口不提路上的辛苦与危险。他笑呵呵地告诉母亲,“我开摩托车,很高兴,一点都不累,到处可以看世界。”但背地里,他哭了。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想有点什么,都会有的
为了迎接二女儿树琳的降生,汪正年和彭双芹决定暂时留在老家。
这倒并非一个无奈的选择。尽管离开老家仅仅一年多,但汪正年惊喜地发现自己就快“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电话里父母常常提到的高速公路,正在紧张施工中,“以前觉得山区高速很难通,可现在感觉一下子就要修好了”。八一大街上的木板房如今都变成了砖房,县城里“连十几二十层的楼都有”。在他们开着摩托车经过的一个路口,甚至架起了过去只在肇庆见过的红绿灯。
他并不知道,在某个傍晚,这个“交通要道”曾有失水准地双向同时亮起红灯。石阡的变化,让汪正年感到有希望:“如果有稳定的工作,我也想留在这里,照顾父母和孩子。”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很快就在县城谋到了份工作——在家具厂喷漆。刚开始,月薪1500元。因为他干活卖力,工资很快又上调了200元。对于汪正年来说,“这待遇挺不错”。他仅有小学学历,尽管曾专门学过做家具的手艺,但小时候放鞭炮炸断了左手两根手指,在肇庆的大厂里,总是刚到体检这关就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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