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阡的日子里，他上午上山砍柴、种地，下午3点钟就骑上摩托车，带着大肚子的妻子去家具厂。他们要在厂里工作到晚上8点或更晚。

　　“我知道油漆有毒。”孕妇双芹说。可现实情况是，正年“一个人根本就抬不动那些家具”，必须有人搭把手。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经历。第一次怀孕时，她就在家具厂工作，大女儿蓝玉出生后一直很健康。久了，他们已经不再觉得油漆味刺鼻。

　　本只有一排平房的家具厂规模越来越大，把隔壁的院子都租了下来。这也让汪正年更看到了这一行的希望，“每个月攒下几百块钱，再四处借点”，或许几年后，他也能拥有自己的小厂了。

　　但当时，这对年轻夫妻并没有在“创业”的具体项目上达成一致。比起丈夫一直念叨着的家具厂，彭双芹认为赶集卖杂货不用承担风险。更何况，“今天不想赶集，就可以待在家里，没人限制我，那多自由！”她一边念叨着，一边笑起来，梳得高高的马尾辫也跟着来回晃动。

　　“那时候，觉得未来很简单的。想有点什么，都会有的。”年轻的汪正年望着前方回忆。树琳正睡在他背上的背篓里，他必须一刻不停地来回晃动，否则，饱受病痛折磨的孩子就会醒过来，声嘶力竭地哭泣。

　　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设想让汪正年和彭双芹充满干劲，以至于树琳出生后不久，家具厂老板为还赌债而突然关闭厂子，都没有让他们感到灰心。在那之后，由于再找不到什么令人满意的工作，他们带着小女儿，坐了18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再次来到肇庆。

　　汪正年回到建筑工地里搅拌混凝土。看起来，眼下的生活和一年前他们离开时差不多。

　　他们仍旧租住在肇庆城中村一栋二层农民房中。4户人家共用厕所和在小院里随意搭砌的简陋厨房。他们与堂哥家一起开伙，每天7元钱的伙食费，仅够晚上在菜里看到点儿肉末。吃完饭，疲惫的两人就爬上二楼，小心翼翼地避开楼板快要塌陷的地方，回到自己的房间。

　　即便条件如此简陋，双芹还是认为“城里更好”。在那里，这对年轻的夫妇常常搭乘1元2角钱的公交车去市中心看喷泉。也是在那里，第一次拿到780元奖金的汪正年毫不犹豫地给妻子买了件奢侈品——一枚小小的银戒指。

　　彭双芹初中毕业时，在东莞打工的表姐回到老家。直到今天，她还记得表姐穿了一身新衣服“在我们家里晃来晃去”。这身衣服让农家姑娘双芹“特别羡慕”，她相信，城市是个好玩的地方。

　　于是她拒绝让贫穷的父母再供自己读书。她也相信，农村不是自己要待的地方。在她出生之前，6个哥哥姐姐先后夭折，这个女儿自然成了家中的宝贝，从小到大，父母甚至没让她干过农活。终于，这个16岁的姑娘没种过一天地，就一步迈进城市了。

　　带着生病的小女儿回到农村后，汪家这个媳妇一直没有下地干过农活。亲戚们向她婆婆数落她：“懒，什么都不会干。”回家后，婆婆也赌气似地大声说：“累死了，每天就是我在干活！”

　　双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原本是打算在城市里一直待下去的。

　　进城后，在鞋厂和纺织厂的高强度工作证明，“出去了就和想象中不一样”。但直到几年后，因为女儿重病被迫收拾包裹离开城市时，双芹仍尽量将一切与那里有关的痕迹带回了老家。比如，一根串着粉红色米老鼠的头绳、几瓶摆在破旧梳妆台上的护肤品，和脚上紫红色的“老北京”牌棉鞋。

　　回到寨子后，她仍旧不让丈夫在家里随意吐痰，还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黑色羽绒服和窄腿牛仔裤，马尾辫梳得一丝不乱，像是随时要出门的样子。“她爱打扮。”汪正年笑着看着妻子，“我们男孩子就不这样，管她的。”

　　卖了菜，给妹妹输血

　　在肇庆，周围的邻居很快发现树琳的异常，“肚子胀大，脸色发黄”。汪正年试着用中药给孩子洗澡，却没有一点起色。随后，这个婴儿开始没完没了地呕吐、哭闹，直到嗓子沙哑，只能发出些干涩的哭声。

　　想着“家里治疗费能便宜一点，还可能报销一点”，三口人回到石阡。可县城的医院无法确诊，他们便借了8000元钱，背着铺盖卷，前往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面八方的病人“像赶集一样”涌向这座医院。汪正年还记得，清晨4点多的时候，医院铁门外就已经挤了两三百人。汪正年背着行李，彭双芹抱着孩子，4个多小时后才挂上号。

　　几天后，借来的钱就换成了一张又一张写满陌生词语的检验单。2011年10月31日，医院给出诊断结果，树琳患上了由遗传基因导致的重度地中海贫血。想要根治，孩子就必须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而这项开销可能在40万元以上。“那是天文的数字。”汪正年垂着头低声说，“也许我一辈子都挣不到40万，也见不到40万。”

　　接到诊断书那一刻，彭双芹觉得“天都要塌了”。病房里有太多人，夫妻俩背起女儿，跑进医院一个“黑漆漆的角落”，蹲在地上嚎啕大哭。直到半个多小时后，彭双芹抹了把眼泪，“不哭了，大人要是把身体哭坏，娃娃怎么办！”

　　小女儿原来叫做蓝会，得病后，汪正年的妈妈在县城街上找了一个算命先生改名。算命的人说，孩子是属兔的，要在树林里长大，就改成了“树琳”。汪正年说自己不迷信，只求孩子能平平安安活下去。

　　可是树琳活得不容易，她常常整夜不能入睡，汪正年和妻子只能彻夜背起她在屋子里晃动。有时，他们困得将头抵在墙角瞌睡一下，没多久，背篓里的女儿就会哭喊起来。他们只能没完没了地在那个寒冷的堂屋里打转。

　　汪正年7000多元的积蓄早就耗尽了，如今，他们又欠下1万多元的外债。今年过年前，他们卖掉了家里第二值钱的物件——一头猪。眼下，他们只剩下一头牛了。

　　这个破败的家庭拼命地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像样一点：作为装饰，几张白酒、塑料饭盒和猪饲料的包装纸被贴在墙上；牛棚柱子上的红纸条写着“水草平安”；蜂箱上也贴着一张写着“蜂王兴旺”的红纸条。

　　可是进到屋里，除了作为双芹嫁妆的一台电视，再没有一样家用电器。别人家挂着腊肉的地方，汪家挂着两串玉米。

　　一家六口常常只能凑出几十元现金，没有一分钱存款。

　　在微博上，汪正年记录着眼下的窘境：1月2日，老母亲卖菜得来的35元钱都给树琳输了血；1月3日，快过年了，他想给蓝玉买件65元的衣服，可钱不够，最后，只买了5角钱的气球；2月8日，“我这几天一直在感冒，天天吊针，医生说还要吊几天才好，我一天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女儿又在病中，我一天好着急啊，我要快点好起了啊，女儿还在等着我去给她挣钱治病啊。”

　　亲戚们告诉汪正年，“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提高一些重大疾病的报销额度。根据2011年下发的《石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石阡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政策的通知》，14周岁以下儿童重大疾病可按医疗总费用的70%补偿，最高补偿限额30万元。

　　这听起来像是个顶好的消息。但随即汪正年再一次陷入失望之中，那份文件同时规定，“重大疾病”仅包括儿童白血病及属于先天性心脏病的6个病种。

　　这个农民背着孩子，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县城的“合医办”，请求他们帮助将“重度地中海贫血”也纳入重大疾病的范围。目前从这间办公室传来的最新消息是，这种罕见病很可能将在今年3月份后被列入重大疾病范围。

　　希望只是变得近了一些，这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仍必须为女儿凑出10多万元的医疗费。

　　就在这些困境之中，似乎蓝玉也跟着长大了。她开始学着爸爸的样子帮奶奶摘菜。

　　“明天我就要去卖菜了。”这个短头发的小姑娘坐在小板凳上，挥舞着手里的菜叶，“卖了菜，给妹妹输血！”

　　一旁的汪正年愣住了。他曾经希望在肇庆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看着蓝玉和树琳蹦蹦跳跳地走进学校，让她们好好读书，甚至“考上大学”。可眼下，他离他向往的生活越来越远。

　　汪正年同辈或晚辈的年轻人仍在外地闯荡，他们或者在县城架设宽带，或者在广东的建筑工地背水泥砂石。其中干得最好的一个，已经在贵阳开了间小小的食品加工厂。

　　在这座60多户人家的寨子里，如今，汪正年和彭双芹成了仅剩的年轻人。

　　返乡路上总有苦楚

　　就像汪家的故事一样，谁也说不准，变故是否会突然缠住那些在远方打拼的人。村子里，汪家并不是唯一一户因疾病而在贫困线上下浮沉的人家。

　　正月十五那天夜里，鲁朝军一家五口回到石阡。因为长途汽车中途抛锚，他们比计划晚了一天。

　　鲁朝军是汪正年的姐夫，也在肇庆打工。去年春节，他与汪正年一起骑摩托车回到老家。不过，当时鲁朝军并没有带上老婆和孩子。要不是为了给摩托车办一个贵州牌照，他不会返乡。事实上，到去年春节，他已经离家整整10年了。

　　“10年了，石阡变样咯，真变样咯。”在纪录片《1350km》里，鲁朝军的声音有些哽咽。

　　但是10年没回来过，他甚至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家那砖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塌了，只剩残骸还瘫在院子里。不过，他很笃定地告诉纪录片拍摄者，自己、妻子和3个孩子都将一直生活在肇庆。前几年，他也把母亲接到了那里，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们就算是迁到广东了。

　　可是意外很快就来了，就在今年春节前，他年迈的母亲患上腰病，“很难治，只能带回老家来”。

　　他们带回了全部家当：4个鼓鼓的编织袋，一辆已经没油的摩托车，以及打工十几年攒下的几万元钱。

　　对于石阡县城来说，他们到的那天是今年春节最后一个热闹的夜晚。载着烟花的卡车走走停停，天空中亮起绚丽的图案，四处是炸响的爆竹。鲁朝军一家被堵在路上，每个人都兴冲冲地看着车窗外的焰火，只有11岁的大女儿别过脸去，一眼也没看。

　　“石阡过年热闹，还是广东热闹？”旁人问她。

　　她一个字也没回答。

　　汪正年的母亲也曾病过，肺病。身在广东的儿子拼命赚钱，然后把钱全部寄给母亲治病。那年腊月二十四，在连续赶工3个通宵后，他坐上了回石阡的长途汽车。可冰雪封道，车开到镇远县就再也走不动了。

　　尽管距离老家还有60多公里，但为了尽快见到病中的母亲，汪正年决定走回去。

　　他脱掉了回家前特意买的55元钱的皮鞋，小心地包好，然后穿上了在镇远买的解放鞋。他在冰雪中没完没了地摔跤，夜里借宿在农民家里，花钱买点吃食。在森林里的一条岔路前，他找不到人问，迷了路，因此又耽误了好几个小时。

　　汪正年足足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雪还没有停。当他走到大门口时，妈妈正等在院门口的樱树前，他腿一下子软了，跪倒在齐膝高的门槛外。

　　“那一次，我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命就这么苦？”他说着，眼泪吧嗒嗒地淌下来。

　　那是2008年的冬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南方多省，成千上万的返乡者被困在路上，汪正年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

　　眼下，鲁朝军一家回来了，可汪正年还在犹豫自己要不要走出去。江西的工友打来电话，劝他过去打工，至少比守着菜地的收入高。他也明白，亲戚们已经被来回借过几圈了，钱一没，树琳挨不住往后的日子。

　　正月十五当天，在县医院的检查结果让这对焦虑的父母暂时定了定心。小树琳的身体状况不错，这天不需要输血。汪正年钱包里的400元，可以让这个家庭再撑过好一阵子。他想去县城的菜市场买点菜，让父母和孩子在元宵节好好吃顿饭。可是，菜市场的档口已经关了。

　　那天下午，有人问他，“如果未来一分钱都没有了，你怎么办？”

　　这位年轻的父亲回头望了望背上的孩子，“我在一天，就有她一天。我们得活下去。”

　　一切正如他在微博的个人介绍里写下的那样：“我叫汪正年，家住贵州石阡。我刚出生的女儿得了重度地中海贫血，无论如何，我要留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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