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201210期封面及目录

　　银行下乡

　　银监会曾计划在2009年至2011年间建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的目标为1027家。但银监会统计发现，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其中村镇银行726家，目标未实现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特约撰稿郭玉姣 | 北京、上海报道

　　如果问孙光伟，银行是什么，这位北京市怀柔区宰相庄的农民会说：“不就是存钱的地方吗！”

　　其实，孙光伟一直想跟银行产生些其他交集，比如贷款。孙光伟牵头组织了一个叫做“万众兴利”的奶牛养殖合作社，由于资金和场地限制，养殖规模一直难以突破500头，这让合作社投资的自动挤奶平台一直都“吃不饱”。

　　为借钱买牛，孙光伟常常在银行碰一鼻子灰回家。“那些大银行我都去过，不过人家要我拿抵押物，没有啊。”

　　孙光伟只能在亲戚朋友间筹措，着急时也借过“高利贷”，但都不是长久之计。直到2010年他发现“融兴村镇银行”。“我路过几次，都没进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后来看它在怀柔电视台打广告了，我才去试试看。”

　　一试还真成了。“挺方便，40万元几天就下来了。”没多久，全合作社的农民都在融兴村镇银行贷款，两年来合作社一共贷款120万元，奶牛数量也突破了1000头。

　　村镇银行是中国银监会2009年起开始力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一种。多年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基层分支机构的战略，使农民感到与银行越来越远，而“下乡”的村镇银行，正让农民重建对银行和金融服务的新印象。

　　陌生来客

　　2009年，张士益从哈尔滨南下来到北京郊区怀柔，奉命在当地拓展事业。寻觅良久，资金有限的张士益在街边找了个私人盖的两层小楼，把一楼门面租了下来。

　　2010年1月，这个门面挂上了“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招牌正式开业了，张士益任董事长兼行长。村民们议论纷纷，“他们说这是谁家开的私人银行啊，都不敢进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张士益不禁苦笑。

　　原来，农民们不知道国家是不允许私人开银行的，这给了他很大的触动。“银行离农民太远了，我们一定得让他们体会到村镇银行就是来给农民服务的。”张士益对《望东方周刊》说。

　　对这一点，李惠乾感触更深。作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中国”)村镇银行业务常务总监，从2007年起，李惠乾完整经历了这个业务的开拓。

　　“大多数农民只认农信社，所以汇丰这家百年老店到了中国农村地区要从零开始。每到一个地方，让老百姓了解汇丰、对我们建立信任都要花费很长时间。”他告诉本刊记者。

　　汇丰是首家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外资银行，其第一家村镇银行于2007年12月在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开设。

　　村镇银行是持有牌照的正规金融机构，这张“身份证”令它可以享受许多政策的支持和保护，但和大银行的分支机构不同的是，村镇银行是个独立法人，经营管理完全独立。

　　更重要的是，村镇银行对外资、境内企业及自然人等社会资本有了相当程度的开放。

　　根据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管理规定，汇丰银行目前不能对中国居民个人开展人民币业务，因此较难扩张分支机构，但它在中国发起开设的村镇银行已经有12家，再加上6家下属支行，共18个网点。

　　在李惠乾看来，农村市场的未来潜力很大，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今天的村镇就是未来的城市，所以汇丰是着眼于长期战略提前布局。这些村镇银行将来很可能变成一个个分行。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表示，农村一直是国家政策倾斜所在，对于外资银行来说，“下乡”比“进城”更容易。一些舆论认为，村镇银行于外资银行更有低成本抢占牌照、提前布局意义。目前，渣打银行、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东亚银行、澳洲联邦银行、韩国友利银行等外资机构，均在中国村镇银行领域布下棋子。

　　融兴村镇银行由哈尔滨银行出资9000万元、北京运通博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合资成立，后者是一家民营企业。

　　“尽管银监会规定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最大股东必须是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但村镇银行还是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对外资银行则基本没有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对《望东方周刊》说。

　　小银行的大生意

　　和大银行不同的是，村镇银行服务小微经济体，因此其自身规模也较小。李惠乾介绍说，汇丰的村镇银行中，规模最小的注册资本1000万元，最大的也不过1亿元，平均在5000万元左右。

　　据央行统计，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实收资本合计370亿元，平均每家资本额6857万元，而同期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每家实收资本为7750万元。

　　这样的小银行相应地也只能做小额贷款。“比如1000万元规模的银行，单笔贷款最大只能到100万元，通常也就是几十万。个人无抵押贷款额度更小，几万元的非常多。”李惠乾说。

　　成立至今，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共发放贷款308笔，贷款余额3亿多元。“两年3亿多，大银行根本看不上，人家有时一个月也不止这个数。但对我们来说，这3亿多来之不易，每一笔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信贷员天天都在外边跑着，要走访、调查、跟踪。”张士益对这个成绩非常珍视。

　　高成本、高风险是小额贷款的两大特性，商业银行不愿意做这种小买卖。对村镇银行来说，这两种压力同样存在。“在县域圈子里除了房租可能便宜一些，其他的设施、设备、劳动力成本与城市里差别不大，尤其是成立初期的经营压力非常大。这也会影响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张士益说。

　　湖南平江汇丰村镇银行行长詹关楠曾对媒体诉苦：现金押运费用疯涨，平江汇丰村镇银行一个网点一年的现金押运费用几十万元，在湖北随州一个村镇银行一年的现金押运费用是5万元，第二年上涨到7万元。即使在北京，一个银行网点的现金押运费用也才15万元。“这一项支出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但现金押运仅此一家，他们别无选择。

　　“汇丰所有的村镇银行第二年全年都可以达到收支平衡，并稍有微利。”李惠乾表示。

　　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在2010年成立当年盈利18万元。“已经不错了，没有亏损。”度过最初的拓荒期后，盈利数字呈几何级数增长。张士益透露，2011年融兴村镇银行盈利440万元，2012年预计超过1000万元。

　　哈尔滨银行在甘肃会宁设立的村镇银行，2011年的盈利已达1200万元。

　　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平均资本利润率为4.49%，低于同期小额贷款公司8.99%和农信社16.82%的水平，与商业银行22%的资本利润率差距更大。

　　“一些国有商业银行从股改开始，它们就陆续把县域和农村的网点撤销了，所以现在中国县域尤其是农村金融服务非常薄弱，各类大银行及其分支也大多充当着‘抽水机’的角色，只吸收存款而基本不放贷。”焦瑾璞说。

　　因此，村镇银行肩负的使命是“注水”。

　　这也让一些村镇银行投资者找到一种道德上的担当感。比如，汇丰银行(中国)董事长郑海泉就曾对新华社记者说，他真心想为中国的农民做些实事，“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最辛苦的人群，我们这代人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不为他们做些事，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历史。”

　　不良贷款率意想不到的低

　　小额贷款的钱不好赚。

　　“汇丰中国和汇丰村镇银行业务的运营和管理是完全分开的，所以每个村镇银行会根据当地情况独立地设置自己的经营策略和方式，但须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看客户真正的贷款需求有多大，二是评估他的经营状况或者现金流。这些都需要客户经理到下面去调研和评估。”李惠乾说。

　　目前，汇丰村镇银行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贷款模式，比如“公司+农户”、“农业合作社社员联保贷款”、“贷得乐”等各类无抵押贷款。

　　“公司+农户”模式下，汇丰村镇银行与当地的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给农户及农产品经销商提供贷款，由于三者之间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对农户及经销商进行筛选和推荐，并提供担保，这样可以解决他们缺少抵押品的问题，银行也能有效控制风险。

　　“农业合作社社员联保”模式则针对农业合作社成员，借款的农业合作社社员组成联保小组，由农业合作社作为担保，并由联保小组成员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目前，这种“农户联保”的模式已经被村镇银行广泛使用。

　　尽管规模小，村镇银行的不良率整体很低。记者采访的北京怀柔融兴村镇银行及北京密云汇丰村镇银行的不良率都为0，这是商业银行尚未做到的。

　　“都说农民没有信用意识，但在许多贫困地区比如甘肃会宁，有些家庭年收入还不到两千块钱，但人家借了两万块钱，只要手里有钱马上就跑过来还掉，不管到没到期。”张士益说。

　　“千家村镇银行”任务未竟

　　对于村镇银行，银监会曾有个“三年计划”，即在2009年至2011年间在全国建立1294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资产管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其中村镇银行的目标为1027家。

　　而据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786家，其中村镇银行726家。目标未实现。

　　2011年7月，银监会又将组建村镇银行的核准方式由现行“由银监会负责指标管理、银监局确定主发起行和地点并具体实施准入”的方式，调整为“由银监会确定主发起行及设立数量和地点，由银监局具体实施准入的方式”。

　　监管层之所以将审批权上收，是因为村镇银行扩张过快，有些把规模做得很大，甚至不输城商行，有些则并非主做三农领域，而是拿出来做了其他业务。

　　“在适当的时候放慢速度调整方向是对的，比如说，监管层认为发起村镇银行的银行机构不适当地借机盲目跨区域扩张，尤其是本身实力能力不强的银行，因为盘子太大管理容易出问题。目前银监会对发起行的资格要求必须在监管评级二级以上。”一位村镇银行负责人透露。

　　银监会的这一举措，使城商行在村镇银行的布局上不得不放慢。央行数据显示，从主发起人机构类型来看，截至2011年末，村镇银行主要发起人为城商行和农商行，分别占全国村镇银行总数的49.2%和19.7%。城商行在村镇银行业务上起步不算早，为数不少都是在“三年计划”中大举扩张，每年建立10家以上的也不在少数。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占7.2%，国有银行仅占6.5%，热情显得不高。而对于占比3.2%的外资银行来说，政策的转变对其影响不大，因其扩张速度本来就不快。

　　作为新兴的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的吸储能力还不强。央行数据显示，2011年末全国村镇银行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696亿元，全年增加944亿元，全年存款增量占农村类金融机构存款增加额的比重为5.7%。

　　“村镇银行规模有限，网点少，吸收存款是个很大的挑战。市场的贷款需求又很大。这使很多村镇银行的存贷比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增加了经营风险。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将更多的存款比如支农资金放在村镇银行，再通过放贷真正回到农村，支持三农发展。”上述村镇银行负责人表示。

　　“此外，作为一个独立法人，每一家村镇银行的基础建设例如与央行征信系统、支付结算系统对接等都需要自己重新去做，不像大银行的分支机构直接在大树下面乘凉，这样既会对村镇银行的成本形成一定的压力，也会影响其扩张。”

　　“村镇银行有其优势，但与小额贷款公司相比，由于受到大银行的控制和管理，机制上难免还不够灵活，这会阻碍其盈利能力的提高。村镇银行需要在很多方面松绑，除了政策之外，还有自身的机制。”焦瑾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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