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改革三大方向
瞭望东方周刊201210期封面及目录
银行业改革三大方向：利率市场化、走下去、走出去
---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
“一些银行在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要求：银行业要坚决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资本消耗型粗放发展模式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北京报道
中国的银行集体陷入了舆论的“暴利风暴”。
2012年2月，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113.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商业银行净利润超万亿大关，达到10412亿元，创历史新高。
这两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外部出口需求减少，内部又存在通胀压力，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倒闭潮”。与此同时，2011年银行业仍保持着36%的净利润增长率。相比之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这一指标为25.4%。
“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公开场合讲的这席话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期表示，“一些银行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要求银行业坚决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资本消耗型粗放发展模式。
困扰中国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是什么？改革最迫切的方向在哪里？
在接受《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畅谈了对银行业改革的见解。
政策性高利差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了
《望东方周刊》：怎么看待当前银行业的高利润问题？
刘克崮：高利润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性的高利差持续时间过长。
高利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经营状况不好，因为当时项目失误较多，又承担了许多政策性任务和社会责任，例如给当时普遍经营困难的国企提供救济性贷款，支持它们改革脱困，维持企业和社会稳定。这造成了不小的不良贷款，当时大银行的不良率在40%左右，某些省份的银行实际不良率达70%，一些贷款打了水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推进银行业改革，剥离不良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并给予其利差保护，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并发展壮大，近几年还实现了股改上市。
对于利差保护政策，应客观看待。当时它帮助银行度过了困难时期，银行日后才得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并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维持这种政策性高利差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现实情况是，老百姓存款负利率并且承受较高物价，实体经济又受到冲击，这时银行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利差不太合适。现在银行应该做的是让利于老百姓和小微经济体。
《望东方周刊》：这种非市场化的高利差是不是会催生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
刘克崮：市场需求造成一个价格，人为管制又造成一个价格，走双轨制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
钢材市场的老板们为什么扎堆放高利贷？因为市场对资金有多种需求，而在利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银行会青睐于大中企业，因为给小微企业贷款的成本和风险要大得多。所以可能会出现银行以不到10%的利率贷给钢材商人，后者再以20%~30%的价格放给小企业，这中间就可能产生出巨大的灰色利益。
但是，我们对那些常规的民间金融和高利贷应有客观认识。它们的高利息其实是市场化的产物。我们的银行存贷利率没有市场化，大银行的风险偏好趋同，而金融体系也还不够健全，缺少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困境。
利率市场化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就不能再过于依靠政府去调节，政府要做的是整体的调控，比如货币供应总量、准备金率、市场准入等等，其他事情还是应该交给市场来发挥主要作用。
当前最重要的是放开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
《望东方周刊》：利率市场化应如何推进？
刘克崮：利率市场化已经推进了一个时期，而且取得了长足发展。例如近年来企业发债融资的比例加大，托管量已近6万亿元，其利率的定价已实现投资者自主定价，并逐渐对贷款带来一定替代效应，间接影响到贷款定价。另外，尽管目前存款利率偏低，但作为存款的替代产品，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的收益率在2011年以来一度超过6%，接近甚至超过贷款利率。
下一步如何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我个人认为需要分步推进几项工作：
首先，近期可以考虑加大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放开信用社贷款利率的上限，逐步完善后开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限制；
其次，通过替代性金融产品提高居民金融资产收益，同时提高银行对存款利率上升的接受能力，可在一定时期内实施存款利息有限上浮，最后再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
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与开放，建立起与不同规模的经济体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机构，引入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例如小型金融机构、民间金融、PE等，从而把过剩的资金疏导到真正有需要的领域，比如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
总的来说，利率市场化必须坚持渐进、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而是放开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允许民间金融和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合理定价。
银行业应该“走下去”
《望东方周刊》：2008年以来中小企业危机不断，对资金非常渴求而在银行又贷不到款，往往求助于高利贷这样的民间金融，对金融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一定风险。这种金融服务中的空缺或者说矛盾应如何解决？
刘克崮：我认为，银行业应该“走下去”，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发展基层法人投资的基层金融机构。例如美国有近8000家社区银行，而中国分布在城市的区、街包括农村县级银行，都是大银行的分支机构，主要充当“抽水机”的角色，以吸储为主。农村金融与现实需求比更为滞后。
多年前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草根金融”，它是为草根经济服务的。“草根”指的是遍布中国城乡基层的各种小微经济体，包括小微企业、个体经济商户、生产性农户等，中国需要建立为他们提供小微信贷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信社、邮储银行等都应属于这样的草根金融机构。
《望东方周刊》：这两年来几家大型商业银行公布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都很高，有的都超过了50%。此外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这两年发展比较快，央行和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村镇银行627家。这些对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有多大作用？
刘克崮：近年来，在中央的政策支持下，各类草根金融机构以及大银行的中小客户信贷服务部门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数量还是贷款余额都有了较大突破。
关于大型商业银行公布的中小企业贷款比重的数据，应该是真实的，但从企业规模划分的标准来看，中型企业规模并不小。在中小企业贷款规模中，绝大多数给了中型企业，这就掩盖了小企业的融资难困境。过去我们对小企业也缺乏细分，这掩盖了微型企业的融资更难的问题。
2011年7月工信部等四部委发布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在历史上首次独立出“微型企业”的范畴和标准，将企业规模分为大、中、小、微四个层次。这是中国实体经济统计史上的重大进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简化分析时，应按照“大中”和“小微”来分析。如果把银行给大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这三类贷款数据公布，恐怕小微企业的那一块会比较难看。
目前，小微经济体融资难的痼疾还是没有消除。一方面，2010年以来欧美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频发，造成外向型小微企业出口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当事各国或地区用于“反危机”的较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逼迫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小微经济体处于少见的融资困境。
《望东方周刊》：应如何建立“草根”金融体系，使民间资金能为小微企业和农户服务？
刘克崮：首先是根据经济体的规模分级将金融机构也分为相对应的层次。应逐步建立四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即国家和省级有数十家大型金融机构，地市级有数百家中型金融机构，区县级有数千家小型金融机构，街道、社区、乡镇有上万家“只贷不存”为主的微型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城乡准金融机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政策要给予草根金融机构优惠和扶持。
一是财税优惠政策。现在对农信社和村镇银行等基层金融机构有一些优惠政策，但覆盖面还不够。现在的“三农”及小企业信贷政策优惠是按“机构属性”而非“业务类型”制定的，所以没有金融牌照的小额贷款公司享受不到，这点应该改变。政府对农信社、村镇银行的3%营业税政策以及对农户放贷5万元以下减征所得税的政策，都应扩大到小额贷款公司。对各类金融机构开展的小微型金融业务应单独核算，相应实施税收减免。
二是机构和信贷政策。首先适度放宽草根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引导民间资本进来，并且在资本补充、不良贷款容忍率等方面也给予宽松的制度设定。此外，利率政策也应区别对待，应适当压缩大银行从事大额金融业务的利差，允许小微型金融机构维持较高利差。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与外部融资1：0.5的限制也应调整，视其经营状况逐步扩大到1：1至1：3。最后，还应启动对小微型金融机构批发性提供资金的专业机构的建设。
在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同时，也应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两个市场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亲兄弟”，搭配得好可提高企业融资的效率和效益，更好地防范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草根金融发展很快，需要加强监管。面对未来成千上万的小微金融机构，银监会可能会管不过来，这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起对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并由中央监管机构监督地方监管机构。
大银行应“走出去”
《望东方周刊》：中国经济现在同时面临着通胀和紧缩压力，在这个矛盾下，中国货币政策将会是什么样的走向？
刘克崮：货币政策现在遇到了一个坎儿。按常规的信息数据和未来长期形势的判断来说，应该开始放松了，实际上央行已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我认为与此同时还要警惕通胀压力。
我个人认为，当前内外部经济发展较为复杂，应该同时从表层和本质入手。表层应缓解当前的资金紧张，逐渐放松信贷，并严格控制，引导其流向实体经济。而在根上，则必须要防止资金继续过剩，要加大力度逐渐降低国际收支顺差，保持适量而不能过度。
中国通胀的主要根源就在于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中国目前是全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有3万多亿美元。尽管有抵御风险的作用，但过剩的外汇也会给经济带来负担。中国曾长期实行强制结汇制，现在则实行有汇必结的政策。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形成和加剧了流动性过剩，成为国内通胀压力的主要诱因之一。
中国应确定逐步并尽快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其一是减少顺差之外，还应增加资本输出，形成阶段性资本项下逆差；其二是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某种程度上，中国也需要摆脱“斯蒂格利茨怪圈”，即新兴国家将贸易盈余转化为外汇储备，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国再将资金投在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的循环。
《望东方周刊》：这样的经济形势下，银行业应该怎么做？
刘克崮：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应该联手“走出去”，增加资本输出的关键是提高中国金融和实体经济“走出去”的能力。在银行业的改革中，“走出去”是一个非常重要方向。
国开行的“走出去”做得就不错。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国开行在委内瑞拉的贷款总额从零做到接近300亿美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对中国的石油输出也从零到目前每年稳定在2300万吨。目前委内瑞拉利用中国贷款建设了100多个项目，覆盖全国各行业和地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带动了一批中资企业“走出去”。像这样资本的输出换来资源的输入并实现两国互利共赢，就是“走出去”的典范。
国开行在委内瑞拉至今还没能设立一个正式机构，因为有关部门还未通过审批。中国的有关部门可能出于对控制防范银行“走出去”的风险的考虑，对于银行在国外设立机构的审批极为谨慎严格。
国家政策应鼓励支持有能力的大银行走出去。作为一个经营体，银行和其他行业的企业一样有赚有亏，它需要维持的是整体的盈利水平，应该将其放开到市场中去。银行和大企业“走出去”，对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收支平衡、抑制通胀、保障外汇和金融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当然，防范风险是必须要考虑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