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税官的权力有多大
基层税官的权力有多大
“穿税务制服，头戴大壳帽，左手拿着红头文件，右手举着放行标牌。企业想不想好过，就看你跟税务官混得熟不熟。”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天津报道
王华是天津市某区国家税务局的一个普通税务官。刚过完年，他所在的征收管理科就开了一个全体会。
年后开会是税务局的传统，“每年这个时候，市局都会给各个区局下指标。”去年王华所在的税务局全年税收收入是20亿，今年增长指标是16%。“年年这么长，最低不会低过10%。”
开完会，王华就知道今年的收税任务又不容易。
税收是海绵
春节前，王华刚刚过完每年税务局最忙的日子。这段时间在税务圈里流行着一个称呼，叫“大干四季度”。
所谓“大干四季度”，就是每年从十月份开始到年底的三个月时间，都是税务局最忙的时候。这个忙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年底的所有企业都要完成汇算清缴，税务局当然需要监管。第二层更为关键，所有没有完成的税收指标，都要在这个季度里实现。
如果某一年任务完成得不好，那么一到第四季度，税务官员就会频繁地通知手底下的企业查账。
“是我帮你看看账，还是你自己看看？”王华只要年底给企业打电话，企业就会明白，这是税务官在提醒自己这个季度多报一些营业额，不然，税管员就会下来查账。
王华管这个叫协商，税管员任务紧，企业都会支持工作，赶紧交点税。而这对企业来说，他们也更愿意交点税，税务局就别找麻烦了。
众所周知，税是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在王华看来税务局就像是一块用来完成财政收入的大海绵，“大干四季度”这句流行语便是于此有关。
他做了这样一个合理的想象：上一年，区领导把漂亮的数字吹出去，我们这个区明年要完成多少财政收入。半年过去了，市领导来了，肯定要问还差多少啊。区长就要赶紧想法子，各个局就要开始“连蒙带骗”。
几乎所有的税务官每年年底都不得不去拼命完成这些指标，因为税收额度关系着自己的绩效和升迁。
“每个地方的考评办法都不相同，比如我们这个局就规定每个月零申报的企业不得超过20%。而在南开国税局，就不允许存在零申报企业。”
更有一些地级市的税务局采用公司化管理手段，将税务官的奖金和收税的绩效挂钩。王华和其他受访者告诉记者。
即使不关乎绩效，作为这个利益链上的人，如果财税收入完不成，层层压下来的结果，税收的压力最终还是会落到自己这个小小的税收管理员身上。
在税务局工作了28年的王华现在手底下管理着一百多家大型企业，“这些企业也都不是会下金蛋的鸡，其中还有十几家是已经多年没有营业额的国营企业。”
94年税改之前，王华不止一次帮手底下管理的困难企业向银行贷款度过危机。税改之后，贷款政策取消，他就给关联企业牵线搭桥，哪家企业销售什么东西，王华都一清二楚，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给企业找买家。
“这些都是税，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涵养税源。”因为王华要保证手里的这块小海绵必须可以定时定量地挤出税来。
一本糊涂账
挤税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企业大部分都有一本“糊涂账”，税管员平时对这本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需要税源的时候，从糊涂账里调一些出来。
“在我这，你赚了一千万，只要六百万纳了税，你就是好人。”其实各个企业的账目有哪些打了税务的擦边球，王华一眼就能看得出，但他绝对不把法执行得太过严苛。“不能封了他的账，那些都是税源，我们也得给自己留些空间。”
“穿税务制服的人都是左手拿着红头文件，右手举着放行标牌。企业想不想好过，就看你跟税务官混得熟不熟。”这是一家大型企业的财务主管对于税务官员和纳税企业关系的总结。和税务局打了三十年的交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这位财务主管看得清清楚楚。
一个企业只要开门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社会，谁来收钱都得交，残疾人税、车船税、环保费、养路费、门前三包等等名目，只要找个理由就会向企业要钱。有些是税务局代征，有些是其他管理部门直接征收。
“这些费用有很大一部分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糊涂账，企业吃哑巴亏是普遍的事情。”王华管理的纳税企业中有一家专门在天津外环线拉货的运输公司，有一个季度因为零申报被锁了报税系统。运输行业这几年经营状况本身就不景气，王华到这家企业了解情况，才了解到去年偏又赶上出台了一个不允许客货混装的政策。
原本这个政策和正规的运输公司毫不相干，但在执行上却五花八门。有时副驾上不能坐人，罚得狠的时候连司机都算在内。
这家公司的会计跟王华诉苦：只要货车一过岗，就让你停进停车场，没个三千、五千走不了。停车场跟菜市场似的，还能划价。价钱是能便宜一半，但这笔罚款就没有发票了。
“您说这个成本我们打哪来？这个钱让我怎么入账？”
这样的事情王华经历过很多，但他最多也只能是同情这些企业，对他们稍稍放宽些时间。王华告诉会计，“就是只报十块钱的利润你也得报”，因为不报税王华也没办法给企业打开报税系统。
“如果不避税，他们根本就活不下去。”虽然知道一些税户在玩花账，只要按时纳税，王华就不会去找这些企业的麻烦。
王华觉得今天的税务局成为天怒人怨的靶子，是因为企业分不清是什么部门向他们伸手要了钱，也不知道拿走的钱是否合理合法。但他们能切身体会到经营成本增加了，想生存下去就只能从交税上找齐。
税费太多，企业扛不住，“这些糊涂账最后都会算在了税务局的头上。”
“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民间喜欢管税务官叫“大盖帽”，表达的情绪当然是把税务局划归到了强权部门。
作为一个税务官员，王华知道自己的撒手锏就是掌握企业的真实情况，只要他说出来的话句句点在企业的疼处，企业就一定会积极配合你的工作。
“我也不用说什么大道理，纳税企业最清楚，配合我他还是占大便宜。”即使是一向不喜欢对企业横眉冷对的王华也承认，自己是站在强势的那一方。
2010年，天津市国税局系统升级，每个企业都安装了神州浩天纳税申报系统。
自从有了这个小小的税控系统，国家的税收政策就在地方执行过程中悄然改变了。
纳税企业只要有一个月零申报，系统就会自动锁机。如果不去税务局解释原因，就不能开票。连续三个月零申报就要罚款。
按照我国税法规定，企业有权利不盈利甚至负盈利。有企业申诉到市税务局，告是告了，之后就没音信了。
王华劝这样的企业不要死脑筋：“你跟窦娥似的，冤死也没辙啊，不还是得把税交了才能开机器。”
这样的地方性操作手段是王华没办法控制的，但有一些税收项目还是会有一些他可以自由收放的空间。
比如管理费用，税法规定福利费不允许不合理的超标列支。“所有企业都是超标列支，不行就改个词儿，走差旅费。”拿到最新红头文件时，税务局内部的人都在骂，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
经常遇到新手会计和税务官员据理力争，这个列支是合理的，不应该罚款。“你说合理，我说不合理，咱俩都有理，听谁的，当然是听我的。”一旦被企业逼急了，王华也会甩出这样的狠话。
对于企业来说，税务局永远是站在高处的，企业的生存都仰赖着离不开税务局。
注册一家企业需要向国税局申请税务登记证费40元、税务卡200元、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金穗卡1581元，还要缴纳神州浩天纳税申报系统费用650元、申报服务费每年420元、税控技术服务费1120元。
如果有外行人问王华为什么企业纳了税，还要向税务局交服务费？
“这些钱根本也不是税务局收的。”应该说这些钱有一部分是政府购买其他企业的服务，但是其中的逻辑也正如王华所描述：“如果注册一个公司连这点钱都交不起，那还干个什么劲儿呢？”
注册一家企业，一共要向工商税务部门缴纳17种费用。内行人根本就不会问为什么要交这些钱，因为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不交这些钱，你就根本没办法成立一家公司。”
重税从哪来
企业一旦开始经营，就跟王华从事的工作站在了对立的角色上。
王华把这种关系比作了老鼠和猫：“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税务局追求税收最大化。”
从国家到地方的税务局都在采用不同的手段“加大征管力度”，但是没有人关心税是不是征得多了，管得是不是合理。
2010年，小规模纳税人指标调整，从原来的108万调整为工业50万，商业80万。只要达到指标就成为一般纳税人，原本只要上3%的营业税就要改为17%的增值税。
这样的更改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因为营业税根据企业全部营业额征收，而增值税属于流转税，是对企业经营进销差的部分征税，这个过程叫做抵扣。
这样算，企业改变纳税身份后虽然提高了征税比例，但是纳税基数减小了，不应该加重企业的纳税负担。
但实际操作中，每个行业却有每个行业不同的特征。
王华管理的一家药店，在2010年调整后从小规模纳税人变为一般纳税人。在医药行业，面对的顾客直接是一般纳税人不需要增值税发票，而王华管理的这家药店进货环节拿到的是不能参与增值税抵扣的采购发票。
所以这家药店也无法实现进项和销项抵扣，也就是买的所有药都要自己承担销售价格17%的税。
最终，这家药店的命运只能是倒闭，因为根本没办法和同行业公平竞争。
那家药店到税务大厅清户时，药店的会计对王华说，是税务局把药店整垮的，她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
每次国家税务总局来了新的文件，都会有一些企业重启营业执照，或者干脆转行。很多政策调整是为了弥补税务漏洞，地方税务局稽查科会根据案件搜集信息上报国家税务总局，然后总局根据这些信息作出调整。但是频繁的政策调整会给企业增加多少经营成本，却不会有人在意。
最让企业害怕的，还是配合这些政策调整的突击性检查。在税务局，王华的部门是最为怀柔的，基本上以和企业打成一片为工作方针，而稽查科却刚刚相反。
很多企业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一切听税管员的，不然一旦稽查科出动，就是不掉肉也得少一层皮。
“稽查科的同志可不会和企业有什么协商，”王华的语气中显出了些许无奈和尴尬，“这都是红头文件，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反正都得执行。”
此言一出，税管员的身份不言而喻，一切不信任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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