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王绍光 民主为什么是个好东西
为国家权力辩护，批评西方选举式民主，称赞重庆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作了有益尝试，王绍光因此被一些人认为跟权力走得比较近。他否认这种传言。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对于民主的另一种理解，对于中国转型的另一种思路，看看他的理论代表了哪些群体的利益或者愿景
王绍光
1954年出生于武汉，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1990年至2000年任教耶鲁大学政治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兼职教授。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苗卉
发自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那间办公室太小，十几平米的空间装不下王绍光那些资料。要知道，他已经搜集了大约3000册有关民主理论的书，现在正想着用5至10年完成一个大的写作计划，探讨民主这个核心问题。
“一方面要破，一方面要立。破，是破除很多已经被一般人认为是公理性的东西。我觉得民主理论中有大量没有根基的东西，但真要破其实不容易，需要很多思想史和制度史证据。很多人一看你对他们熟悉的民主模式提出挑战，他要么认为你是反民主的，要么认为你是鼓吹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民主。立有两方面，一是有什么可以替代现在的民主模式；二是能不能建立一套政治分析的新方法：什么样的生活是理想生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理想政治制度？我觉得有可能找到更好的。”
关于中国的政治转型，王绍光的思路可以用15个字概括——“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只有国家具备适当的能力，才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和公平的自由；同时，也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强大的国家才不会变成张牙舞爪的怪兽……”
“广泛的民主”中的“广泛”有双重含义。首先是民主的适用范围不限于政治领域，凡众人之事，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有权利参与决策、管理。其次是即便在政治领域，民主的形式也不限于竞争性选举一种，还可以采取抽签以及商议式民主等形式。
在《民主四讲》中他提了一个问题：过去两千多年中，民主一直被视为“坏东西”，富人担心穷人以民主剥夺他们的财产，知识精英认为大众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到了最近一个世纪，民主却开始被当成“好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化？在他看来，此“民主”非彼民主，古希腊“人民统治”式的民主，已经退化为当代让精英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领导权的制度安排。
“公平的自由”是指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消除文盲，使所有人而不是部分人都能享受财产权、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政府干预，对社会资源作再分配。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是“自由右派”，被称为“新左派”的自己应该是“自由左派”，王绍光这么认为。双方共享自由之名，分歧在哪里呢？自由右派更关注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不受侵害；自由左派更关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实现，也就是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
这种分歧，可以溯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也跟个人经历不无关系。王绍光认为他们那代人中，很多自由右派出身于1949年前的精英家庭，自由左派则更多出身于劳动阶层。他老家在山东的老解放区，父母都是从儿童团开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南下武汉，成为基层干部。“我们周围都是贫苦人家出身的人。这种对普通人的关注对我父母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有力的国家”是实现“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有许多理论家认为弱势政府有利于形成和巩固民主，王绍光不以为然，提出应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专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在民主化过程中，政府的专断性权力应该削弱，基础性权力却不应该削弱，否则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
这个信念最初可能是来自1991年俄罗斯之行的刺激。当时俄罗斯刚转型，迫切希望向西方学习，有一批人给他们制定了一个“500天计划”——500天把俄罗斯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由哈佛大学的一些人主持。王绍光则是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教俄罗斯人怎么搞民主。
眼前的俄罗斯让他吓了一跳。“红场对面有个号称世界最大的百货商店，里面除了售货员什么也没有，我都不知道售货员还站那儿干吗。有一个老太太拿了根香肠在街上卖，一片一片地卖。莫斯科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上，当兵的把自己的奖章拿出来卖，现在是假的那时是真的。他们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便宜得你难以置信。我用两美金买了一大包最好的邮票，后来去丹麦买一张明信片4美金。有个同事买了一堆鱼子酱，后来被美国海关给卡下来了，以为他走私。之前相信管制放松，一有选举，事情都好办。这个观感对改变我的想法，影响非常大。”
当年中国的情况也很令人担心。“中央政府能拿到GDP的5%左右。你至少要花一笔军费，还要养官员，还要资助不发达地区。这点钱什么也干不了。当时是连军队都养不起，政府给解放军的军费是所需军费的60%。”
1993年王绍光回国访问，发布了与胡鞍钢合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认为中国应该从“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向“制度创新”的改革，提高国家能力，循序渐进向民主国家转变，最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在他看来，将近20年后，不但中国的国家能力“比那时候好太多了”，而且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变化。
2011年，他发表长文《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3.0：重庆经验》，称重庆在中国进入“小康阶段”后，以大幅增加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对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王立军事件”之后他对重庆的评价有没有改变？王绍光说他“看不出需要改变的理由”，“重庆经验是多方面的，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地方尝试之一，十分宝贵，不容否定。打黑只是建设‘平安重庆’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有瑕疵(哪个地方敢担保打黑没有任何瑕疵？)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当年《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促进了分税制的出台，同时也是在为国家权力辩护。现在强烈批评西方选举式民主，称赞“重庆经验”，王绍光因此被一些人视为政府智囊、跟权力走得比较近。但他否认了这种传言：“我不是任何人的智囊。我的研究没一项是政府委托的，没任何人向我授意过，都是我自己的兴趣。如果有政府的人看到，影响了决策，我觉得挺好，这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主权在民，治权在贤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是一种目的，还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或程序？
王绍光：应该说两者都是。它既是一种目的，一种值得追求的好东西，同时也是一种工具。在民主理论中有大量讨论，认为它可以矫正腐败，可以使经济增长，可以使人们幸福等等。这都是把它当工具看。凡认为民主可以带来别的好东西的，都是把它当某种工具。当然，能不能带来那些好东西需要实证。
人物周刊：如果民主是一种目的，即便它不能带来其他好东西，本身也值得追求。
王绍光：当然，我相信民主本身也是好东西。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信仰，真的去验证也比较困难。我觉得让普通老百姓参与政治生活，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的。我的判断是普通老百姓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其他人来为他们做主。这个判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比如很多人会说老百姓没那个能力。批评我的人说我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原初意义的民主实现不了，可能实现的是某种替代品，比如代议制。
人物周刊：现代国家在规模上远远超过古希腊城邦，全体公民直接治理国家不太现实，选出一些代表来似乎更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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