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
王绍光：关于怎么选代表有一系列理论，代表也有各种各样的代表。一种叫作descriptiverepresentative，就是选出一群人，这群人的特征跟全体人民的特征是一样的。比如人民里面有多少比例的工人农民，这群代表里就有多少比例的工人农民。要选出这种代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抽签。凡学过统计的人都知道做调查需要找有代表性的样本。样本怎么产生呢？就是随机抽签。第二种代表叫作symbolicrepresentative，象征性的，比如说教皇代表全世界的天主教徒。还有一种叫作procedural representative，程序上来讲是选出来的代表。这三种代表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一般人接受的是程序上的，你要是真正从民主理论上来讲，显然第一种最符合民主理论，他们的特征跟人民整体一样。
当然精英分子会有疑问，抽签选出来的人里，可能有聪明的、能力强的，也有笨的、能力不强的。我去过工厂和农村，跟工人、农民接触过，也在世界一流大学工作过，我觉得人在知识上会有差别，在智力上并没有。我的判断是，一般人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观点、意愿表达出来。他们也不需要代表别人，因为作为descriptiverepresentative，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整体上就能代表人民。全世界已经有一批人在推动产生这种抽签选出来的代理机构。
人物周刊：这样选出来的人的确可以代表民意，但未必能做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
王绍光：有人问我：你到底主张什么？我说，主权在民，治权在贤。由人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总的走向，这是主权在民的体现，老百姓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生活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假如“十二五”有一个中长期规划，他们的意愿应该在里面得到充分体现。假如他们觉得改善民生非常重要，改善民生就应该体现在国家的大政方针里面。
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全体人民参与决定。有些事是属于私人空间的，还有一些技术上的、执行上的问题需要贤人。所谓贤人不光道德品质好，而且要有能力办好事情。很多人把我的观点说成是选什么人都是抽签，其实我只是说选代表时抽签是可行的。用抽签的方法是选不出贤人来的，选举也未必行。
不认同竞争式选举的理由
人物周刊：我知道你认为竞争式选举有利于在资源、知识上占优势的精英，不够公平，但选举仍有其价值，比如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具有合法性。
王绍光：这么讲好了，只有3%、5%的人可以参加选举，只有有一定财产的人可以参加选举，跟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相比，后面这种好一点，因为某种程度上让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政府和官员产生压力。我强调“可能”是因为在太多地方并没有产生压力，或者并没有产生这种压力希望带来的结果。
人物周刊：但至少民众感觉他是有机会影响政府的。
王绍光：对。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有位老师写过一本书Consequences ofConsent(《同意的后果》)讲竞争式选举的后果，最重要的就是讲那种心理的东西，就是我一旦参加选举，就好像是做了主一样，有这种感觉。他的目的是说这种感觉是不好的，因为它使你欺骗自己，使政府可以将你影响政治的其他可能的方式遮蔽掉，比如说革命可能是一种方式，罢工可能是一种方式，在街上骚乱可能是一种方式。但选举让你感觉自己已经有一种所谓合法的方式，其他方式都是不好的。你感到满意，但那可能是虚幻的东西。
人物周刊：有选举也许让人产生能影响政治的虚幻感觉，但相比没有选举所引发的不能影响政治的真实感觉，还是要好一些吧？
王绍光：没有这种竞争式选举时，人会有一种虚幻的想法，就是我一旦有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至少大问题，腐败可以消除，社会不公可以减少。但如果他看看别的地方发生的事，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大家会犯一个统计学上的错误，说你看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是以竞争式选举方式产生，所以西方社会就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但他忘了还有很多地方也有竞争式选举，却并没有产生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比如说印度。一进印度机场你就看到“Welcometo the largest democracy”，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这个民主国家没有管理能力。我们一般以为非洲的饥饿问题是最严重的，实际上印度挨饿的人比整个非洲还要多。再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印度也非常靠后。印度的选举挺热闹，但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选出来的官员很多有犯罪记录。
人物周刊：我们就说竞争式选举民主，一般一个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需要什么条件？
王绍光：其实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我说什么条件都不需要，是指在什么条件下都可能出现竞争式选举的政体，但它要存活下来就有条件了。如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竞争式选举的政体可能很快被唾弃。这种事情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有很多次。比如非洲、拉丁美洲某个地方出现竞争式选举，过几年大家觉得选举没带来任何好处，军事政变什么的就把它推翻了。所以竞争式选举的存活是有条件的。假设这个地方经济发展比较好，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生活里的恐惧感降到一定比重，引入竞争式选举虽然未必有明显的改善，但也没有使生活恶化。这时，这个政体可能可以存活下来。
人物周刊：假设这种转型是由执政精英中的改革派发起的，冲突可能也会小一些，比如说缅甸那种，是不是比由外部革命建立起民主政权稳定性更好？
王绍光：但没有外部压力，几乎不会有内部改革。所以有时候你不清楚它到底算哪一类。缅甸可能可以算。
人物周刊：我们是否可以预期缅甸的情况会比利比亚、埃及的好一些？
王绍光：更稳固几乎毫无疑义，因为它是一个被掌控的过程。“好”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如果你把民主本身当作价值，它的民主成分是不是大幅度提高；另一个“好”是跟民主相关的各种工具性价值，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福祉等。如果要用这两个标准，现在来判断缅甸的变化还太早。现在缅甸在民主方面没有太大变化，自由方面有一些变化，所以还不是民主改革，而是自由改革。
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
人物周刊：去年国内有很多独立候选人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绍光：这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我们在北大的时候，1979年还是1980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还有竞选，发表竞选宣言。按说，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你不讲海淀区的事我就不应该选你，但北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没有人讲海淀区的事，都是讲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未来、整个中国该怎么治理。所以那时候就有选举，很多地方都有。
人物周刊：你有一本书叫《安邦之道》，为什么是“安”邦之道而不是“兴”邦之道？你是不是特别看重社会稳定性？
王绍光：确实这一直是我关心的问题。1993年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时，如果我没记错，腰封上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样几句话。因为当时确实很担心，如果没有一个正常运转的政治机制、财政机制，这个国家可能会出问题。中国古代的治国者从来都是以安邦为主线，兴邦当然最好不过，但最重要的还是安邦，这是每一代统治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路是“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二十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思路？
王绍光：“有力的国家”是我早期就提出的。1990年代初讲有力的国家为什么是好的转型的必要条件；没有一个有力的国家，可能越转越糟糕。至于“民主”，如果真正的含义是由人民来统治的话，基本假定是平等，所有的人平等地参与、有平等的影响，获得大致平等的结果。西方的民主参与是不平等的，影响是不平等的，结果当然是不平等的。自由也是。自由主义者讲的自由是，你不管我我就自由了。但自由也是你能去做想做的事。政府不管了以后，很多人想做的事还是做不了，还是不自由，所以要追求公平的自由。
人物周刊：但你认为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价值之间可能是有冲突的。
王绍光：对，有些自由派的人不清楚这一点，所有好东西都想要。白菜我也要吃，鲍鱼我也要吃，好像吃什么都没有成本，而且选择是无限的。十几年前有个学者在中国做调查，说中国人全部支持自由支持民主。我说你怎么调查的，他就说我做问卷哪，自由要不要？大家都要。民主要不要？都要。我说你这样问等于没问。你要问的是如果只能选一个，他选哪个。后来耶鲁几个学生跑到中国来跟北大的沈明明一起做调查，结果有60%中国人说社会秩序最重要，不乱最重要。强迫他做选择，你就可以知道他怎么排序的。他并不是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但是民主、自由跟社会秩序冲突的时候，他愿意牺牲前者。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民主能把人们引向幸福吗？
王绍光：一方面我觉得有必要找一个能替代GDP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另一方面幸福是主观的感觉，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有关，也可能跟客观的东西无关。有人说不丹人很幸福，但批评者会说不丹人的幸福跟客观的社会发展指标没有关系。在我看来首先要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比如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受教育程度、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等等。
人物周刊：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个矛盾：你主张社会公平，而你自己可能过着超出一般水平的优越生活。
王绍光：有这个问题。西方甚至有学者 (G.A。柯亨)写过一本书《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但我们关心的不是一对一的问题，不是我碰到一个乞丐，就放弃自己的利益，解决这个乞丐的困难，而是希望有一种制度或一整套政策是有利于改善大多数人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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