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记者未曾想到的是，这场近三个小时的发布会，无论从内容还是时间上，都“打破了规矩”。一位媒体主编后来感慨，“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

　　本刊记者  刘洋硕

　　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韩咏红印象里，3月14日的总理记者会，她注意到的第一个细节是：温家宝在前台坐下，下意识地抬了下胳膊，松了松手腕，“仿佛要大干一场”。对于这位明年3月即将退休的中国总理来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两会后举行记者会。

　　这一天，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是记者们眼中惟一的主角，他给予他们的每一个回答，都可能成为第二天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现场的一位日本记者，在头发上剃出了一个汉字——“温”。在此前两年的两会上，这位记者的发型分别是“五星红旗”和“镰刀斧头”。

　　很多记者未曾想到的是，这场近三个小时的发布会，无论从内容还是时间上，都“打破了规矩”。一位媒体主编后来感慨，“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

　　“观察大陆政治变化的窗口”

　　早上8点，距离记者会还有两个半个小时，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王铭义走进人民大会堂，同行们已经在三楼排起了长队，来得最早的记者甚至四五点钟就已经到场等候。

　　3年前，人民大会堂三层这个最高规格的新闻发布会场，曾进行过第一次整体装修改造，从而使它名副其实——“金色大厅”。

　　10点51分，发布会开始。

　　从侧门走进会场的温家宝，微笑着向记者挥手。这一如既往的程序，让一些记者觉得，这一年的记者会似乎并没有太多改变。一个男记者喊了一句“总理好”，于是现场散开一阵掌声。

　　王铭义发现，这一年温家宝的语速比往年要缓慢得多。在回答新华社记者问题时，温家宝为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谅解与宽恕，道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在随后的问答中，更感慨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

　　王铭义感到，现场的气氛一度有些伤感。在这位台湾记者看来，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一直是“观察大陆政治变化的窗口”，而在他从1990年开始的两会采访中，温家宝这一次所展现出的“坦诚”，实属少见。

　　“他讲的那些话，不见得是他对于改革失去了信心，但对改革力度不能贯彻到底，充满了领导者背后的无奈。”他记得在9年前，温家宝在同样场合的措辞则更加坚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

　　出于某种“默契”，当被主持人点到时，王铭义问了两个并不太沉重的问题：第一个关于两岸文化交流前景；另一是“温家宝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

　　“我也不想挑一些敏感的。台湾问题相对清晰，有些困难确实存在，有些目前大家都在做，我也期待从两岸过去几年比较务实的基础上开展更多的文化、经贸交流，感觉他或许比较愿意回答。”

　　王铭义上一次得到这样的提问机会，还是在1998年。当时他提问的对象是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问题关于几个月后的“第二次汪辜会谈”——台湾媒体大都会提问两岸的关系，这似乎已经成了惯例。

　　不过，22年的两会采访经历，让王铭义觉得，两岸采访领导人最大的不同是，“台湾媒体可以在马英九出席活动时，把麦克风直接堵到他前面。”

　　“整个人都被震撼掉了”

　　11点41分，韩咏红得到了她记者生涯中第三次提问中国总理的机会。

　　两年前，作为会场最后一位提问者，这位《联合早报》的首席记者曾问过温家宝一个著名的问题，“作为总理，如何指导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温家宝后来的回答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甚至在两年后，这一问题再次被央视记者提及。

　　这一年的两会，《联合早报》派出了一个由6名记者组成的报道组，重庆驻站的记者也专程赶到北京支援。

　　相比前两次，韩咏红这一次的提问要更加“直接”：“最近几年您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问您多次反复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在哪里？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又在什么地方？”

　　在提问前，韩咏红也曾预想过温家宝会给出怎样的答案，但结果依然让她感到“那一刻整个人都被震撼掉了”。

　　她觉得那是这位中国总理对于全世界的一种宣言：“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似乎印证了她的判断——在总理会的第二天，一些被自由派学者认为“极左”的网站，出现“无法打开”状态。

　　对于“文革”，这位新加坡人并不陌生。但她没有想到，温家宝“把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后果，提高到会重新导致‘文革’的高度”。让她更没有想到的是，温家宝提出“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以前中国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很‘圆满’、很有暗示性，而这一次却是‘绵里藏针’。”

　　已经在中国生活了7年的韩咏红，有时候仍觉得自己很难读懂中国的政治。尽管在刚刚到中国任职的2005年，她曾看了 “一部有用的电视剧”、“一本有用的书”——《大明王朝1566》和《潜规则》。

　　“一条主线，一条辅线”

　　时钟接近下午1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肖志涛开始有些紧张。按照他此前6年的采访经验，此时的记者会应该已经接近尾声。主持人的目光在记者间扫动，而他和同事还没有得到提问机会。在温家宝10次记者招待会中，他所在的这家国家级电台曾先后获得过7次提问机会。作为时政采访部的记者，肖志涛曾连续6次参与两会报道，经常“跑人大”——这是他的优势，“脸熟”。

　　此刻，肖志涛的采访本上记着3个问题：对于“吴英案”与民间融资的看法；关于地方政府债务——2012年将迎来还债高峰，政府如何控制；如何让老百姓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当然重点还是“吴英”，后两个只是备选。

　　早在一周前，为了准备这次记者会，台里曾发动全台记者征集向总理提问的问题。经过几次会议，最初收集的二三十个问题被缩减到七八个，最终又缩减到3个。

　　紧张了十几分钟后，肖志涛的机会终于来了。

　　“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站起来的肖志涛刚刚说出问题的前半段，便引起现场记者的一阵骚动。他当时不知道那到底是同行们的一种赞许还是奚落。在他看来，他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后半句，“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民间资本投融资难是中国即将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肖志涛说，“总理完全明白我们的意思。”在记者会的中间时段，《财经》杂志记者王毕强问了一个关于经济增速问题。但他事后觉得，自己最想问的问题“其实还是‘王立军事件’”。

　　“对不起，我们记者会……”记者会进行到两个半小时，大会新闻发言人李肇星刚一张口，就被温家宝打断：“如果不累的话，再问两个问题。”这一例行的程序让在场记者很是兴奋，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半小时，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已经带给他们足够多的惊喜。

　　在温家宝回答完“如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后。主持人将最后一个问题交给了“中区第四排，路透社”。

　　提问的澳大利亚籍记者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他问出了王毕强心里最想问的那个问题——“如何看待王立军事件”。

　　现场突然变得很静，记者都等着听温家宝将对此说些什么。空气似乎在中国总理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凝结了十几分钟。新加坡记者韩咏红觉得，直到总理说出，“第二个问题我一会儿回答”，屏息着的记者才突然松了口气——“其实他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答案出乎意料。这位总理几乎在面向全世界的镜头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后来韩咏红总结整场发布会，觉得中国总理在传达关于“政治改革”、“王立军事件”的两个重大政治信号，就像戏剧的一条主线；而个人退休前的感言，则是一条辅线。——“政治信号放在个人的情绪氛围下讲。力度很强大，给人一种说服力。”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就在十几个小时后，重庆市委的主要领导人换将，重庆会翻开新的一页。

　　发布会结束后，王毕强试图走向前台，却发现前面已经被很多记者围住。他只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温家宝转过身来，往回走了一段，向记者招了招手。在香港卫视记者秦枫的记述下，这场“最后的挥别”似乎更加悲情，她在微博上写道：“最后来与记者握手，还有记者提问，温总说‘我没有机会了，我没有机会了’。”

　　“这是9年发布会的最高潮。”韩咏红记得，在当天的记者会结束后，一个英国同行曾跟她说，“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政治人物这么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