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失落的家园
重建失落的家园
家园的失落，是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的，“没有地的农民，还怎么能叫农民？”在经历了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之后，云南宏仁村村民在学者帮助下，选择平和理性的方式亲手设计、改造自己的故乡
本刊记者/高胜科(发自昆明)
3月初，一份由村民参与、村代表发起、学者推动的“新旧和谐”式样的故乡重建方案，正悄然改变着昆明市宏仁村的命运。
宏仁村位于云南滇池东岸，行政上隶属昆明市官渡区。最近十年间，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彝族村落经历着“大转弯”的变革，从传统的昆明“菜篮子”，变身为没有耕地的城乡结合部，村民也由地道的菜农变成了以租房与打工为生的人群。
2010年，当地政府推出城中村改造计划，要把村民在第一次改造中新建的砖瓦楼房，彻底变成现代化的商业街和城市住宅小区。
在经历了与拆迁方的激烈对抗之后，“小村”的人们选择在学者的帮助下，亲手设计、改造故乡。学者与村民互动，让这场村民自主改造家园的实验，既吸收世界很多城市规划的灵感，又不逆于“大昆明”的城市宏观规划趋势。
改造方案
3月21日晚8点，宏仁村华灯初燃，村民从家里取出竹凳子，在路灯明亮的小广场集合。李绍荣、莫正才、李雄等几位村民代表，调试好扩音器和话筒，开始带着村民学习法律与土地政策，老人们带着浓厚方言的声音在夜色中回响。
在“拆迁”降临的近两年内，这种每周三晚8点举行的学习会始终未间断，风雨无阻。
与往日不同，这次群众大会除了学习5000公里之外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79岁的莫正才老人还组织村民讨论了一份关系全村命运的《宏仁村改造方案》，这套方案由村民们自己设计，并刚刚经过北京大学教授朱晓阳等一批学者们的修改。
讨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村民们完成了终稿并一致通过。
次日上午11时，莫正才、李绍荣两位村代表，将这份有着1053名成年村民签名、摁着手印的方案，交到了负责该片区拆迁的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甘琴手上。甘琴答复称，一定会转交给昆明市规划局，以供最后决策时“考虑”。
宏仁村，距离昆明市区不到20公里，人口2000余，分为宏仁新村与宏仁老村。新村历时5年刚刚建成，将不再进行改造，这次重建只针对老村。
作为滇池边的古老彝族村落，宏仁村至今保留着彝族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物和历史建筑：数百年前的古刹寺庙，19世纪的古代学堂遗址，以及与村庄同期存在、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井，而几代人居住的古民居更让小村成为滇池东岸村落文化的独特景观。
虽然有些房子已在拆迁中被毁，但老村的特色街巷的格局依然完整，肌理足够清晰，这为小村的自主改造和修复提供了条件。按村民们的“设计”，整体保存以两所古寺和古建筑为中心的约115亩区域，不可移的文物尽量保留并修缮；改善已有的街道状况，铺设地下水道、电网、通讯设施和绿化，修景观水塘及其他配套设施；区域内的民宅一律增设符合城市生活标准的厨卫设施，对存在火险等安全隐患的民房则进行调整。此外，还可按规划新建商铺以及休闲场地和文化设施，但高度不得超过三层。
在方案的“技术指导”、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朱晓阳看来，这些文物、古建筑密集于小村的北端，有利于成片区保护。因此，小村首先强调的恰恰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村落型空间保护”。
“这种重建绝非追求仿古式的建筑，或纯粹以怀旧情绪来凭吊古物，而是承认现代化与传统有机结合的现状，这种‘朝前走、不是向后退’的规划思路，才更有意义，”朱晓阳说。
此外，村民的方案也透着实用主义智慧。小村面积为240亩，除了古文物密集的约115亩区域保护，剩下的空间将留给城市化改造，在朱晓阳看来，这借鉴台湾的区段征收方式，将土地划出一定比例出让给政府与开发商，而土地收入则作为村落改造的资金。
方案规定，目前住在规划区以外的村民，可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将原有房屋换至规划区内。村民们甚至组织捐钱用于改造基金，超过300元的，可载入重建故乡的纪念册。“这些年来发生的小村大事记，也要写入册子里，供后代人纪念的”，重建方案的发起者、村民代表莫正才说。
朱晓阳指出，这一方案契合了去年底昆明市政府推出的“环滇池文化圈”建设规划，宏仁村距滇池仅有两三公里，还处于官渡区古镇集群、特色村镇和宗教文化展示线路等节点上，与环滇池文化旅游圈的规划高度重合，具有可行性。
失落的家园
小村被朱晓阳自称为“第二故乡”。1957年出生于云南个旧的他，年轻时曾作为知青在宏仁村插过队。他的观察下，家园的丧失，是随着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一点点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朱晓阳多次对小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以小村为素材，出版了社会人类学民族志《小村故事》两卷。
彼时，小村还是一个原生态的农村，沟渠环绕，景色怡人。小村是旱涝保收的丰裕之地，当地种植的蔬菜供应昆明，有“昆明的菜篮子”美誉，“昆明只要没菜了，管农业的市长就会住到这里指挥调菜。”朱晓阳说。
1990年代中期，朱晓阳的好朋友、诗人于坚也多次光临过这个美丽的村落，“当时乡村小路已修成水泥路，交通四通八达，周围都是稻海麦浪，村民按传统格局自建了一些砖房，虽然土木建筑材料变化了，但乡村的传统没变，路边有村民在修鞋面，其乐融融。”于坚说。
家园的走样，是从失去赖以生计的土地开始。分别建于1999年与2003年的广福路与昆洛路，一横一竖挤占了小村的大部分土地，随后几年内，沿这两条路开发的新亚洲体育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工程等商业项目，几乎吞没了小村的所有耕地。
“没有地的农民，还怎么能叫农民？”小村人莫春华自嘲道。自2005年开始，两条公路如同一把剪刀把滇池东岸的农民与其传统生计切断了。上级政府给了村民户均一块宅基地的许诺，由村委会划出老村西侧的一处地块，建成了统一户型、统一尺寸，五六层不等的“宏仁新村”。
新村为村民们增添了一个新家，也体现出当地人的价值观。小村人说“钱啊，一湾死水，经不住瓢舀”，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些征地补偿款没被挥霍，而是为子孙后代留个后路，用来建了新村。村里的年轻人很快搬到了新村，老人们则更愿生活在老村。
随着新村的建成，村民也变身为以租房、打工为生的“城中村”人，收入却并不好。四处都在拆迁搬家，影响了门市房的出租生意。“我们更怀念种菜的日子，虽然收入差些，但至少简单快乐，没现在这么多的烦心事。”村民付丽丽说，住在楼房里，她甚至经常对着电视发呆。
这些变化让几年后再回到小村的朱晓阳和于坚等人颇为感慨。原有的乡村正经历剧变，用小村人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癞蛤蟆被牛踩了一脚”，浑身疼但是不知道哪儿疼，哪儿不疼。
这“牛”是失地，是城市化。但朱晓阳也感觉到“这个故乡一方面在被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通过娱乐等方式来顽强地修补和建设”。2009年村民筹资建设了文娱场所“新客堂”，村民每月筹资共计600元交给一位专职烧水的老人，平时村民们可以到这里喝茶、打牌、闲聊。
2007年起，朱晓阳和于坚两人历时两年拍摄了一部239分钟的纪录片《故乡》。以纪录这个在城市化运动中正在消失的鱼米之乡，以及逆来顺受的人们如何在前途未卜的混乱中继续维系着亘古秩序。
影片没有公映，新一轮的城市化却再次觊觎这里的土地。2010年5月，昆明新螺蛳湾商贸城二三期工程将要征占宏仁老村与新村，据宏仁村委会干部介绍，按照政府规划，这里将要建成商业街和商业住宅。而这时，用5年建设起来的宏仁新村一些新房还没有来得及装修。
经过村民们包括上访、以死相逼等激烈抗争，2011年8月，地方政府重新对该区域进行规划，新村得以保留。但老村的命运未卜。
抗争与和解
“从第一轮拆迁开始，全村人就强烈抵触。一旦房子拆了，我们就真成了无地、无收入来源、无房的‘三无’人员了，后代该怎么办？”年轻一代的村民莫春华说。拆迁已开始两年了，安置回迁房还没有着落，即使建成了，“也是城市小区房，我们拿到拆迁补偿后也是买不起，更住不习惯”。
新一轮城中村改造再次打破小村的宁静，情绪的焦躁随时都可能爆发，“平时我的小孩哭，我们会耐心哄；但这两年，孩子只要一哭，大人就打孩子，最后孩子哭得更厉害，大人们就跟着后悔”，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付丽丽说。
村民们往年总要自发组织多场热闹的“唱花灯”等文娱活动，即便做农活时，一些女人也会随口哼上几句。但最近的两年内，这些活动终止了，村民说，房子都没了，更没了唱花灯、办活动的心情。
而负责拆迁和街道办的人在村里更不受欢迎，“一旦进入村子，上年纪的女人追着他们骂，而刚懂事的小孩子一边往家跑一边冲着妈妈喊‘拆迁办来了，快关门’”，付丽丽说。
“紧张”的事情一度发生过，关于这里的拆迁新闻也上了多家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2010年7月1日的拆迁风波，在这起群体冲突事件中，二十多人受伤，其中一名村民的左眼失明，当天有8个村民被抓走，之后有3人被判刑。另一起事件是“抢占新客堂”，“新客堂”建成不久就成为拆迁办驻点，2010年8月7日，经过激烈的冲突，拆迁办驻点被村民们赶到别处。“为捍卫这个文娱场所，村民此后自发捐款共计5万元，在这里集体吃住16天，人数最多时要放60多桌。”村民代表李绍荣说。
在当地，拆迁引发了更惨烈的事件，朱晓阳将之称为“自残”式抗争。2011年12月23日，一位邻村的周姓村民从动迁公司领导家的五楼楼顶跳下，医治无效死亡。直到《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来到宏仁村，村中靠东南角的一处5层楼下，一大摊血迹依稀可辨。
和解的转机也发生在抗争最激烈的时候。2011年12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中国城中村改造案例分析与经验交流会”，正是这次会议让宏仁村发生了转变。来自北京大学城市建筑与景观学院、中国城市规划院、北京社科院的专家在会上对村民自主改造村庄进行了探讨，还分析了深圳、北京等地的城中村自主改造和治理的个案，这让受邀参会的莫正才、李绍荣两位小村代表豁然开朗。
2004年左右，深圳市政府计划在5年内将境内多数的城中村纳入改造范围。改造的基本路子是拆平重建，7年以后，这里仍然没有被拆掉。中国城市规划院的罗赤教授指出，深圳市近年来对待城中村的政策已经调整为“综合治理”与“维持现状、使之优化”，反映了利益相关方对城中村作为“真正城市”的承认和价值的认可，也意味着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显出难以为继和峰回路转的趋向。
在北京，近年来很多城中村改造项目效果不理想，资金豁口严重，但白家楼、何各庄、草场地、高碑店等村庄的有机更新改造却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几个代表就同村民们商量，北京、深圳等地方可以自主改造，为什么宏仁村不能这样做呢？”莫正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理性重建也有利弊的权衡，“我们抗争两年了，各种压力之下，还是有村民签下协议。长期下去，全盘守住也难”。
更重要的是，改造方案有坚持也有妥协，根据村代表近日逐户统计，宏仁老村的670多户中，已签订拆迁协议352户，这次方案既承认了这些已签订的拆迁协议继续履行，又留出相应的土地出让给政府与开发商，作为回迁房建设与商业开发使用。
“这就是理性，村民的改造方案兼顾到了政府、开发商和村民的各方利益，能解决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现有冲突的问题。”朱晓阳说。
什么样的乡村生活
在朱晓阳与于坚合作的《故乡》里，有一个头部受伤、精神有一定障碍的宏仁村民，他每天总来“新客堂”喝茶，一会这个大妈给他个苹果，一会又有别人和他闲聊说笑，他不用住进精神病院，这个乡村养活着他，精神病并没恶化。
于坚特别喜欢这个镜头，作为诗人的他对乡村社会有着诗意的理解，他觉得，家园不止是被物化的建筑，更应是个让人安心的大环境。理想的乡土家园应该是一个集于养老院、庙会、医院、民俗娱乐于一体的地方，“这个乡村社会中有人情味、有帮护、有关注、有儒家的那种和睦相处，能让人安居乐业，重要的是能抚慰心灵，不是冰冷的建筑”。
“农村是人类历史经验的根”，于坚说，中国传统的几千年经验，证明这种乡村家园的生活方式有益于生命，不应被城市化全部摧毁。
住在怎样的房子、沿袭怎样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经验告诉农民们自主选择最适宜的。于坚说。比如西双版纳的农民更习惯住在竹楼，水泥房却不是第一选择。重建家园的前提是人们习惯住、乐于住在那里。如果没有人居住，传统的生活方式无法传承，重建就失去了意义。
宏仁村有云南地区越来越少的古建筑“一颗印”3幢，以及70多幢一颗印变体建筑，村民住着很习惯，冬暖夏凉。村里还有与村庄同时代的古井5口，在云南的大旱中总是水量充沛，为村民们所依赖。而滇池东岸的小村，很多老人中有的已经90多岁高龄不愿搬家，也从未考虑要从这个“家”中搬出，每天在院子里养鸡喂鸭自得其乐。
更现实的是， 自清代以来，“村村有寺庙、家家设佛龛”，是滇池沿岸的社会景观之一。宏仁老村共有古寺两处，至今香火犹盛，定时去寺里祈福是村里人的一个重要习惯，这也是宏仁村引以抗争的另一理由。
朱晓阳经常到国外考察，他发现世界上的大都市也有着建筑中的“神人合一”。比如日本首都东京，就是一系列乡村的集合，从而使城市保存了社区性，社区中保留着地方神社、寺庙，“天地神人”的社区性很明显。
于坚认为，小村的重建家园样本试验，无论成败，或者能走出多远，积累的都将是第二次“乌坎”经验，“如果试验成功，意味着‘一刀切’的中国行政模式到了转折点，成为了人们自主选择生活方式和家园重建模式的一个成功范例；而即便失败，也走出了重要一步，‘乌坎事件’是民主政治选举的经验，而小村重建收获的是人们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与诗人的写意不同，宏仁村人的生活如同《故乡》拍摄到的一样在继续：两位农村妇女，背着一箩筐的蔬菜，在穿越小村东侧的昆洛路时，仍旧显得张皇失措，一路小跑地湮没在疾驰而过的车流中。 ★
(实习生李妍、商笑野对本文亦有贡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