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者的乡建破局
维权者的乡建破局
从“维权”转向“乡建”，他们努力让村庄摆脱分裂，人与人之间不再疏离
本刊记者/韩永(发自西安)
在当地政府的眼里，杨云标依然是一个“破坏分子“。
不久前，他派团队里的一个人跟镇政府谈合作——他们有一支成型的文艺队，在宣传计划生育和各项政策上颇有心得，看政府能不能提供一些扶持。镇上的领导闪烁其词，但不信任早已写在了脸上。
湖北房县三岔村的向昌海，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事实上，在很多年之前，两人都已经完成了角色的转换：从之前的维权领袖，成为一名乡村建设分子。杨云标现在是安徽南塘兴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向昌海是三岔村合作社的董事长。
这一身份转换的背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蓬勃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由温铁军主持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下称“乡建中心”)，是这一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双输”困局
上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农村暗流涌动。在1994年的税费改革中财力大损的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增加税费的方式，试图把在改革中失去的财力，从农民身上补回来。
向昌海所在的三岔村，人均水田0.4亩、旱地0.54亩，人均年收入不足900元，每年的税费却达到了163元；而杨云标所在安徽南塘村，人均税费最高时竟然达到了300多元。
2000年3月，湖北省棋盘乡党委书记上书朱(钅＋容)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种税费征收的任意性，还带来了乡村政权和基层政府的大面积腐败。由于吃喝严重，三岔村最后不得不卖掉了村委会大院。
不堪忍受的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各地的维权运动接连不断。由温铁军任社长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因关注农民问题，也成为信访的重地。在此做兼职的天津科技大学学生白亚丽，每天都会收到摁满手印的信访材料。
大学刚刚毕业的杨云标，带着女朋友回了老家，打算在此专心备考律师资格证。伸冤无门的村民就像遇上了救星，很快找上门来，向法律专业出身的他求助。
退伍军人向昌海则组织村民学习政策和法律，让在上访中一度迷惘的村民，重新坚定了方向。
1998年11月3日夜里11点，杨云标家里来了7个镇政府的人，对从睡梦中惊醒的杨说：“跟我们去镇里，有话要问你。”
初衷只是给村民写材料的杨云标从此惹祸上身。受到惊吓的女朋友离他而去，他家的门上也被人贴上了“再告状，小心你的脑袋”的恐吓信。
2001年，温铁军开始把此前一般的农村调研，发展为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志愿者下乡，进行调研、培训和试验。他结合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经验，也融入了邱建生和刘湘波等青年人的提法，把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上世纪20年代创立、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新乡村建设”作为支农活动的名称。
2000年10月，安徽省委督查室派出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杨云标家，对他的举报行为表示肯定，并开始调查南塘村的账目。最后，村支书、村主任和文书被查明共挪用贪污7万多元公款，村干部被集体撤职，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同一年，三岔村的问题也引起十堰市领导的重视，市长批示立即查账。2001年6月，房县经管站确认了村组干部中有16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贪污、挪用公款等经济问题。
维权取得了胜利，但杨云标并没有感到快乐。由于被赶下台的村干部往往代表着一方家族势力，村庄变得更加分裂。“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村庄更加对抗，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疏离，生活在其中的人更没有安全感。”他承认，常年的维权带来的后果是“双输”。
2003年暑假，白亚丽去了一趟南塘村，发现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干群矛盾非常突出。一个老人死了很久，身体都发臭了，耳朵被老鼠咬掉一只，他的6个儿子竟然浑然不觉。
2001年4月，南塘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维权积极分子唐殿林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杨云标则被选为村会计。
2001年8月，三岔村村委会选举。向昌海众望所归，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当上村干部后，站在此前自己反对者的位置上，杨云标有了更多的反思。他发现，村干部有时候非常无奈，身不由己。“村委会选举制度设计的是让老百姓来选，是民主的，村官要对农民负责。但是实际的村干部的运行，你要对乡镇政府负责。你所干的工作都是乡政府安排的，你干得好与不好是乡政府来评价，福利考评是乡政府来做。制度安排和实际运行是有冲突的，村干部正好夹在中间，他实际上是扭曲的。”
向昌海也有这样的困惑。2004年，他对来村里调研的白亚丽说，他的工作，也就是调节家庭矛盾，上面来视察，负责接待吃喝，配合上面做一些最基本的村务管理。“最多也就是推进一下产业化”。
先提神，再合作
2002年，杨云标参加了一场由温铁军主办、主题是乡村建设的会议。一位来自香港的刘健芝老师的发言，让他深受启发。她说，我们是为了生活更美好，而不是为了抗争。“以前做维权，不是因为他恨，而是因为对生活的热爱。乡村变得不是他想象的样子了，所以要抗争。”杨云标的朋友、目前在南塘合作社做志愿者的高琳说。
白亚丽说，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何志雄将这个逻辑归纳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原子化的农民的利益容易被市场忽略，通过合作，可以提升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
但在陷入分裂的农村，让满腹狐疑的农民合作谈何容易！2004年，乡建中心在河南组织农民培训，给每人发了一个本子。一下课，农民就把发的本本夹走了。“他是怕东西放在那儿被别人拿走。一个本子尚且如此，更何谈把他们的钱放在一起！”
此外，长期的内耗已让农村毫无生机，这让合作缺乏必要的前提。所以，白亚丽们认为，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提神”。他们打算从组织文化活动入手。
过去，农村曾经搞过文艺宣传队，有些人的家里还放着道具。当这些沾满尘土的道具被从床底下拉出来时，乡村建设的大幕就被拉开了。
几十年没有闻到文艺气息的农民，对这一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些坐在那儿满脸沧桑的妇女，跳起舞来就非常生动，“那种灵性、美感特别打动你。很多人突然发现，这才是生活。”
有些小学没有毕业的农民，却是编顺口溜的能手。他们把政府的政策编成顺口溜，传播的效果非常好。
刚开始，参加活动的都是乡建中心联系的一拨人，另外一拨人则冷眼旁观。后来，白亚丽试着动员这些家庭的女人，以点带面，最后把全家人都带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要抓住村里的核心骨干，找带头人。”
另外，他们还通过评选“十佳儿媳”等活动，重拾农村良好的风气。这些投入不大的活动，在讲究面子的农村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家庭放着鞭炮迎接，把奖状裱起来，放在堂屋的中间。那些不孝顺的人则压力很大，不敢出来看。
一盘散沙的农民渐渐组织起来。以前村委会开会，叫不来人，现在让文艺队去，马上敲敲打打地都下来了。在节目的中间，他们会安排一些培训，文化的带动作用逐渐显现。
文化活动开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到经济问题上来。“大家就会想，我天天蹦蹦跳跳，好像也解决不了我的收入问题啊。”这时候，合作社的问题就可以摆到台面上来。
农民对合作还是小心谨慎。杨云标的合作社一开始只有12人入户。“你也没有理论能说服别人，只能靠做事情。”他们第一年搞农资统购，价格比零售价便宜了10块钱，并且直接与厂家对接，质量有保障。当年秋天，合作社就增加了五六十户。
三岔村则对合作社有个筛选的过程。2004年，经过乡建中心的动员，该村成立了六七个合作社。但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合作社效益一般。向昌海与大家讨论后，决定不再全面开花，而主要专注于当地的优势产业——茶叶。
在这一过程中，有人未能全面领会合作社的涵义，讲其理解成“只要合作就有效益”。于是，在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不顾实际的低效联合。
乡建中心的何志雄后来反思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单纯通过合作社来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农村的资源有限；另一方面，农民被束缚在生产这一环节，其他有利可图的环节像流通、加工和信息等，却被别人垄断，农民没有定价权。“我不知道仅仅从经济方面做农民合作的意义何在。”
除了上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合作的效果，就是带头人。原来的合作理论过多关注了合作的积极意义，却忽视了内部整合的成本。一个好的带头人，不仅要有政治指挥，以压缩内部的管理成本，同时要有经济的洞察力，以把握一个正确的方向。
与政府的隔阂
向昌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投资于茶叶这样长期的产业，三岔村合作社至今收益不大。南塘村的有机农业也没有做起来，现在只保留了两亩的试验田。由于缺少人手，统购统销也没有做起来。
2005年，杨云标开始做小额贷款。这已成为南塘合作社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他说，现在的小额贷款，有200万元的规模。去年下半年，每股分红200元。市盈率为10%。
在发展小额贷款之前，杨云标对农村信用社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农村信用社一年从农村吸收的存款有8000万元，但贷给农民的却不超过500万元。他就问，为什么不贷给农民呢？他们很需要。信用社的人说，一个农民也就贷三万五万，我要做信用考察，如果你不还，我还要请律师打官司，成本太高。而我给大公司贷款，一笔就有500万元，它还有楼房汽车做抵押。一笔500万，效率多高，我贷给你，十笔也不到五十万。“一个商业银行，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会追求民众利益最大化。”
杨云标就想，如果农民的钱放到农民自己的银行，会是什么概念？对于乡村的发展应该是一个推动力。他就想把这些钱留在农村，并用于农村的发展。
理论上是这么说，但做起来很难。大家觉得把钱放在他这儿，风险太大。不得已，他只好自己带头做，把自己的钱放在里面，规模不大，就二三十万。去年有一个大户参与，才开始一点点扩大。
要想从合作社贷款，首先得加入合作社。这要交一个100元或者200元的“入门费”。第二要找人担保，担保人只能是小额贷款基本股的股东。基本股的价钱，是每股2000元，最多可买5股。
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小额贷款的好处是很少出现坏账。高琳说，从2005年至今，南塘村的贷款没有出现一笔坏账。
事业渐入正轨的杨云标，开始重新思考跟政府的关系。他说，虽然有过非常不堪的记忆，但自己的这个槛已经过去。去年，当地曾经发生过一起恶性校车案件。受害人找到他，希望帮助维权。他当时就想，这件事如果上访，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受处理。但这样做不过是出了一口怨气。最重要的还是让受害人得到补偿，同时让违法者得到教训。他就跟政府谈，政府非常紧张，一上午就谈下来了。“后来政府还感激我们。”
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当地政府还是对他们保持警惕。“他们一直觉得你们是维权组织，给我们贴了标签，真正深度的信任还没有。”
相对于乡土建设一砖一瓦的累积与堆砌，人心的重建，会是一个更艰难更漫长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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