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每周一次的“议会训练”，袁天鹏渐渐熟悉了这种以罗伯特议事规则为依据的会议。开会时，由议员提出供讨论和表决的事项名为“动议”，如果另有议员表示“附议”，即“同意讨论”，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话题。赞成者、反对者轮流发言。当然，这种发言并不是非黑即白，人们有时还会设计出与最初动议差别颇大的“修正案”。

　　表决仍是关键时刻，赞成票多于反对票意味着动议通过。若打成平局，则说明动议被驳回。他们并不计算弃权票，因为弃权者两种结果都能接受，并且“不想用自己的一票影响结果”。

　　这样的会议符合亨利·罗伯特的说法，议事规则的精神在于“要让强势的一方懂得，他们应该让弱势一方有机会自由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让弱势一方明白，既然他们的意见不占多数，就应该体面地让步。同时，他们仍有权利通过规则来改变局面”。

　　比起工科老本行，袁天鹏更着迷于这些规则。他在2006年着手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第10版)》，并成为美国最大的议事规则推广机构“美国议事专家协会”唯一的中国会员。

　　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少为中国人所知的议事规则，其实早在1917年就已进入这个国家。

　　那一年，孙中山在研究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基础上，又参考了美国女权运动者沙德的《议事规则》，撰写了五卷著作。

　　在序言里，孙中山写道：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自合议制度始于英国，而流布于欧美各国，以至于今，数百年来之经验习惯，可于此书一朝而得之矣……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

　　这本著作，最终被定名为《民权初步》。

　　精英们和农民们碰到的问题大同小异

　　将近100年后，袁天鹏在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时，希望能在股东、业主、NGO成员和农民等4个有代表性的方向同时进行。

　　事实上，就在进入南塘村的前几个月，他正在北京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制定议事规则。那是一家致力于治理沙尘暴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为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精英。(本刊2009年10月28日《企业家们的公共生活》对此有详细报道)

　　SEE协会没有举办南塘那样正儿八经的培训。用袁天鹏的话说，“大佬们认为还不需要做这么个培训，你把规则列出来，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然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议事规则》第二章第4条引起了“大佬”的注意。这条规则写明：会议授权主持人分配发言权、提请表决、维持秩序并执行程序，但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不得参与内容的讨论。

　　袁天鹏强调，主持人不能发表意见，应该保持中立。万科集团的王石随即发问，“为什么？”

　　“要有权力制衡，裁判员不能做运动员。”袁天鹏记得，自己当时只解释了几句，王石就表示接受。

　　当2004年夏天SEE的成员第一次相聚开会时，参会人员合计掌握着两万亿元总资产。他们成立组织的目标是，不能让“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毁灭自身”。

　　企业家们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南塘村，乡亲们遇到了和他们相同的问题，“为啥主持人就不能发表意见？”

　　曾任SEE协会秘书长的杨鹏在看过《可操作的民主》后发现，“南塘里面碰到的问题和阿拉善碰到的问题差不多。也就是，当使用这套自由人的平等的联合方式时，企业精英和我们农民们碰到的问题是大同小异的”。

　　但在南塘村，同样一个问题三言两语可解释不清。

　　在兴农合作社，理事会的主持人大多是理事长杨云标。在其他大会小会上，主持人则是各种各样的大领导小领导。领导不说话，那还不乱了套？

　　一个70多岁的老人摆了摆手，用浓重的阜阳口音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搞好搞不好，关键在领导！”

　　杨云标点了点头，“我们在电视里看开会，主持会议的都是领导。会议开到最后，还邀请领导总结总结，前面讨论一大堆都不重要，领导总结最重要。”

　　“但我们现在要讲的会议制度，跟这一点恰恰相反。”杨云标话锋一转，“怎么作出决定应该是大家的事，主持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把会开好。但如果大家讨论秸秆项目，我杨云标有一肚子话要说，那对不起，其他人来做主持人，我就可以发言了。主持人不向着这一方，也不向着那一方，他是中立的。”

　　看大家还有点“懵”，袁天鹏干脆举了一个远在天边的例子。1787年，美国费城举行制宪会议，会议主席是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会议开了100多天，可据说，华盛顿除了主持会议、分配发言权，一共只说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宣布会议开始，最后一句话是宣布会议结束。中间的一句话则是，“我们的会议记录咋保存？”

　　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袁天鹏的东北口音都飙出来了。

　　紧接着，他又“乘胜追击”地强调参会者的权利：“我们的规则说了，一旦我得到两分钟的发言机会，这两分钟就是要说完，只要不跑题，我讲错了也得等我讲完，这叫权利！”

　　他大声说：“所以啊，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牛的词抖给大家，叫做‘程序正义’！”

　　袁天鹏事后回忆这一段，忍不住笑了出来。一整套讲课内容推下来，按照惯例，他那时必须推出这个大词。在城市里，“程序正义”会触动大家，听众会叫好，甚至有时喊声“有深度”。最起码，眼神里也会“透露出理解的光芒”。

　　可寇延丁在《可操作的民主》中如实记录了讲者和听众间此刻的互动：

　　天鹏太兴奋了，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忍不住把老底儿抖出来了，做了一个托塔李天王似的姿态，还把这个pose定格了一下。也许他觉得“念到这里等一等，可能有掌声”。总之，好嘛，咔，僵在那里了。

　　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4月25日的新书研讨会上，NGO人士梁晓燕回忆起，曾经有100多家公益组织走到一起，要组成一个自律联盟。创立那天，80多家组织的代表聚在一起讨论章程，而袁天鹏正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中的分歧巨大，谁也没有退让的意思，“整个会场一片混乱”。梁晓燕甚至一度紧张地认为，“这件事情简直要瘫痪了”。但袁天鹏不断地重申议事规则，不断把与规则不相符的行为打断，不断受到部分参会者的抗议，也不断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持。会议内容最终在9个小时后被全部讨论完，结束那一刻，所有人都热烈地鼓掌。

　　4年前，当准备出发去南塘时，袁天鹏充满信心。他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本以为带些“摸爬滚打的衣服”就够了。睡在南塘的第一晚，蛾子、蚊子“砰砰砰”地飞来撞去，他连袜子都不敢脱。白天，他想来一瓶“冰镇可乐”，却被告知，这里可乐不多，冰镇的就更甭想了。“没有冰镇可乐，也没有空调，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他不由得哀叹。

　　进了村，杨云标成了助教，将袁天鹏的理论翻译成“乡亲们能听懂的语言”。

　　培训初始，杨云标设计了一出反映会议场景的小品，几个外地志愿者充当演员。有人戴上了解放帽，有人套上了旧军装，饰演主持人的那位还在耳朵上夹了支圆珠笔。

　　该次会议主要讨论村里要不要引进秸秆项目。还没议上几句正题，戴着解放帽的就把话茬拉走了，“秸秆是个好东西，还能养牛，我刚办了个养牛场。”穿旧军装的撇着嘴摇了摇头：“养奶牛都赔本了，现在奶粉里出现了什么三聚氰胺。”讨论热火朝天，可他们早就忘了“秸秆项目”的主题，话题甚至延伸到最近“四川橘子生虫”。

　　这还不算完，几个人的发言又臭又长，如果被别人打断，就会拍着桌子喊，“我再说两句”。他们从技术问题争到“别人媳妇儿”的问题，越说越激动，互相指着鼻子大骂，最后干脆推搡着肩膀要打架。

　　围在旁边的大妈看得笑弯了腰，大爷脸上的褶皱也笑得更深了。要不是杨云标提醒，他们完全没想起这只不过是自己开会的“情景再现”。

　　在袁、杨等人的引导下，乡亲们分组讨论，很快就为低质量会议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限制发言次数、发言人不要跑题、举手发言……

　　这还算是基本问题，当讨论到“弃权”时，乡亲们又闹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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