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天鹏先举了个例子：9人开会，4个赞成，3个反对，还有两个弃权，这事通过没有？按正常的议事规则说，赞成票多于反对票，理应通过。可有人质疑，9个人里4个赞成，5个反对，“该算没通过”。

　　很多人觉得，这么说也有道理，“如果他赞成，就不弃权了”。一位大姐站起来，设身处地地想了想，要是碰上件自己不打算同意的事，“我不同意，但我也不说我不同意，我就不说话！”

　　这正是杨云标让袁天鹏着重讲弃权票的原因。因为在他主持的会议里，他总会遇到这样的尴尬：赞成的请举手，没人举手；反对的请举手，还是没人举手。“让他赞成，他不想；让他反对，他不敢。”杨云标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就是农村的“老好人”们。

　　袁天鹏最后说：“弃权不一定是不负责任，但我内心明明反对，却说我弃权，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民主和法治一定需要民众的素质，但这个素质是任何素质的人都可以培养的

　　距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已经过去了整整4年。袁天鹏、寇延丁、杨云标从复杂的规则出发，用最精简的语句写出了“南塘十三条”，学名《兴农合作社开会制度》。

　　乡亲们制作了一张漂亮的纸板，将“南塘十三条”贴在上面。不远处的墙上，贴着“八荣八耻”。

　　但杨云标说，乡亲们很少会专门站在那里仔细地阅读一下“十三条”。甚至其中的很多规定，如今都在会议中慢慢消失了。

　　合作社理事会的会议里，杨云标仍旧担任主持人，但他既参与辩论，也参与表决。可谁也不“迷信这个领导”。如果普通理事不发言，那才会被看做“不正常”。

　　之前，合作社决定买一辆面包车。这么大一笔四五万元的投入可马虎不得，理事们个个较真儿。参会者抛出五花八门的问题：谁来管车？谁来开车？给不给司机工资？司机把车开到家里，公车私用怎么办？一位老人更是连杨云标没想到的“危险”都摆了出来：要是看车人丢了车，损失由看车人承担，还是合作社承担？

　　大家自动按照议事规则辩论，每人发言两分钟，共计两轮。最终得出一个与最初的“动议”完全不同的方案：一位正打算买车的社员可以享受合作社的无息贷款，条件是在还清贷款前要免费借合作社使用。

　　公共管理的一大难题就此解决。规则有用就行。谁会去想，这几经修改的方案在“萝卜规则”里的学名是“修正案”？

　　“议事规则并不是从技术上让我们获得了什么，而是给了我们对平等和民主的意识、观念。”杨云标如今这样认为。

　　有网站评选“公民阅读4月好书”，《可操作的民主》排名首位。微博里有人评论称，这本书就是“民主素质论”最有力的反证。因为它证明了，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也可以掌握复杂的议事规则，他们不再满足于鼓掌通过或直接投票——没有讨论不能投票，直接投票违反议事规则的精髓，相当于多数人的暴政——他们希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但当袁天鹏被问起，他怎么看待“民主素质论”时，这位规则专家的回答却有点让人意外。“民主和法治一定需要民众的素质。”他毫不犹豫地说，“但这个素质是任何素质的人都可以培养的。”

　　与很多人一样，他曾经也认为，民主的生活就意味着“尊重我自己的权利”。

　　“人们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尊重别人的权利吗？”他反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兴奋地买了汽车，准备痛快地兜风。可刚上路就发现，这里有太多规则需要遵守。超速自然要吃罚单；灯火通明的夜晚忘记开大灯，也要被罚款；有的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就在各个方向都贴一张“停止标志”，每辆车在这里都得停一下，看到没车才可以继续行进。

　　“半夜3点钟，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也得停。”结果，尽管夜深人静，却“连兜风都兜不动”。

　　当从马路回到会场，“尊重他人的权利”就意味着必须在各种不同主张的人中寻求平衡，因为 “你不能说了算”。

　　最近也最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可操作的民主》新书研讨会上，主持人刘苏里对两位发言教授的观点“都有意见”，但为了遵守主持人的中立，他得把意见闷在心里，“我现在不能说”。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屡次举手示意，但发言请求也被驳回，“说好按顺序来，对不起”。发言时间更被严格控制，就连会议的3位主角平均也没说到5分钟。

　　“有几个人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不爽的？”袁天鹏问。他认为，议事规则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人们去理解如何尊重他人的权利。

　　刘苏里后来在谈到这本书时认为，议事规则就是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的一个切入点，“很多会议的召开无非是为了保证程序的合法性。每个人都知道那是‘皇帝的新衣’，但每个人还是都要去‘裸’。可罗伯特议事规则自然会挑战这些潜规则，它是一种工具，我们通过使用它而培育一种意识。”

　　“如果你要割肉，这是一把快刀。”刘苏里说。

　　大家看到好的东西，就去推一推，我推议事规则，你推预算公开

　　可在研讨会上，并非只有赞同的声音。清华大学教授李楯就直言：“今天对不起，我要说点问题。”

　　“中国人是不会开会的，这个体制决定了，决策在会议之外。”这位教授以清华大学法学院为例，这本应是最熟悉规则的机构，结果却“最不会开会”，“前面东拉西扯，快到中午了才有人说，‘快吃饭了，咱们赶快把问题解决一下’。”

　　“如果没有整体外部条件，是很难从这(运用议事规则开会)做好的。”他认为。

　　在研讨会上，袁天鹏并没有获得充足的时间来回应这个问题。但会下，他承认，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真正解决问题不开会，大问题开小会，小问题开大会”，这就是当下的现实图景。

　　但在那些可以集体决策的会议中，人们是不是就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呢？在袁天鹏看来，现状是，会议一旦出现分歧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将会议看做“没有效率，破坏团结，一塌糊涂的东西”。

　　他认为，议事规则作为一个工具，既能解决分歧，又能避免把解决过程误判为“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大家都建立了按程序来纠正错误的意识。今天可以纠正跑题，将来就能纠正更为严重的越轨行为。”

　　“我并不是简单粗暴地认为，议事规则，上！问题就全部解决了。”袁天鹏笑着一挥手，“但我认为，不要再去讨论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不要讨论先解决什么。大家看到好的东西，就去推一推。我推议事规则，你推预算公开，他推法官专业化……没有人知道哪个能最先取得进展。”

　　从2008年至今，“下乡记”的3个主角不止一次地被问到，他们在南塘村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

　　“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很忐忑不安地说没有什么成果，现在，也许我们会很平静地说就是没有什么成果。”寇延丁说。

　　表面上看，南塘一切如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最近，合作社打算给社里的每位老人发20只土鸡苗，将来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回收，以贴补他们的生活。会议室里，7位理事和一位刚刚从贵州来到南塘的实习生围坐在一起，就是否通过这一方案进行讨论。

　　讨论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那位新来的年轻人每到发言时，就会不自觉地跑题。他在老家养过土鸡，因此，发言总是偏离方案的可行性，而谈论起养鸡的各种注意事项。

　　就像瓷器店里突然闯进了一头公牛，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议事规则培训的人都感到，新来者打破了规则，也打破了他们几年来开会的习惯。毫无疑问，“跑题”必须被制止。

　　“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南塘早已变了。”杨云标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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