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死的摩西”

　　在台湾，胡适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也是他被四面夹击的4年。他与时代的摩擦达到了高潮。他为自由而去，但在台湾他依旧没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对朋友叹息说：“宁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1959年，胡适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司马桑敦采访时，曾有一段分析大陆学者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的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

　　吴虞是胡适的老朋友。40年前，胡适给吴虞的书写序，提出要把孔子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但时过境迁，人到暮年的胡适与老战友吴虞的命运却惊人的相似——“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他对吴虞的评说，看起来更像其夫子自道。

　　大陆方面曾经掀起过两场对胡适的批判。从政治高度把他树立为“人民公敌”，与蒋介石“一文一武”分工合作，是美国文化的“买办学者”、“文化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旧中国学界的领袖。胡适几乎所有的门生旧谊都写文章清算自己的思想，与胡适划清界限，都说过一些在今天看来会后悔的话。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形容说：“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就明确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否定态度。他在《中国之命运》中，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思想“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不切合国计民生，有违民族文化。他甚至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马前卒。

　　在台湾，蒋介石站稳脚跟后与“自由主义”者的蜜月期就结束了。自由主义思想构成了威胁其政权的离心力，蒋经国化名为“周国光”，通过“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布了绝密的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

　　其中不点名批判胡适，“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

　　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回台湾时，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已散发到台北各机关。这本攻击胡适的书虽是匿名文字，既无出版地也无发行人，但杀伤力极大。它将丢失大陆的罪责归咎于胡适，认为因胡适提倡自由民主思想，反对孔子，才破坏凝聚力，涣散了人心、军心，最后导致“学运”不断，军队望风而降。而胡适则是“国民政府”败退的思想罪人，“剿胡”应该纳入“反共复国”的总体战略中。

　　胡适逝世前两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而入狱，从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胡适一生宣扬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而坐牢。胡适知道，有生之年恐怕要以失败而告终，他有一种强烈的破灭感。这年底，他给朋友张佛泉的信中沮丧地说：“生日快到了，回想起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消了，毁灭了。”

　　胡适去世前一年，他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再度激怒了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新儒家学者。对胡适的文化立场攻击，又如雪片而至，铺天盖地。参与围剿的既有“立法委员”也有曾在胡适面前谦称后学的文化人。

　　此时，无论在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各领域，胡适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即使在自由主义者的阵营中，他也因“雷震案”中的妥协和不够激进而备受指责。胡适的健康也急剧恶化，去世前很长时间都必须住院养病。

　　胡适一生都是在批判与论战中度过的，这种冲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达到了高潮。而在其身后，争议仍未片刻平息，直至今日还未结束。

　　胡适死后，张爱玲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回忆：“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那么，胡适是不是那个被杀死的摩西呢？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胡适已经逝世50年。就像我们去年对鲁迅的回顾一样，他们无法互为准绳，但都可以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破壁者的“文艺复兴”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主笔      李伟

　　时代的前夜

　　“如果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18章中的一句诗。1917年3月，26岁的胡适把这句话翻译在日记中。4个月后，胡适乘坐轮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阔别7年的中国。

　　胡适对这句格言情有独钟，两年后他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的演讲中再度提起，并重新翻译：“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便看看不同。”演讲最后他大声呼吁：“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胡适回国之前，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规划。这一年的1月，他去费城讲演，顺便去看望了在华盛顿的同学朱经农。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两人谈话后的感想：“我们预备10年以后中国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此问题最为重要，非一人能解决也，然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也。”此时的胡适，已经立志回国后要去影响、塑造中国人的思想了。

　　实际上他在1915年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在这一年5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这时候他已把“国人导师”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且开始为之奋斗。4个月后，胡适结束了康奈尔大学的学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部跟随杜威研究哲学。

　　回国之前，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已经向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为教授，甚至愿意把“文科学长”的位置也让给他。对胡适而言，进大学教书是个再好不过的选择。他在美国与教授亚丹的谈话中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

　　不过蔡元培看中的并不是胡适肚子里的洋墨水。胡适晚年回忆，蔡元培决定聘请他，是因为看到了他在美国写的考据文章《诗三百篇言字解》。这是一篇研究《诗经》中所有“言”字意思的文章。

　　胡适去美国时还是宣统的年号，回国已换新天。但满心憧憬的洋“博士”，下了船却大失所望。国号变了，国体也变了，他却没看到任何新的气象。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依旧死气沉沉，古国文明如一潭死水，看不到生气。

　　胡适把这些见闻写进了《归国杂感》。他去上海大舞台看戏，演员还是赵如泉、沈韵秋、万盏灯、何家声、何金寿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2年前的旧古董！”而他13岁初到上海读书的时候，他们就占据着舞台。胡适对朋友说，这大舞台就是中国的缩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做戏的还是那几张老脸。

　　他去逛书店更加沮丧，抽出一篇《墨学微》，还是梁启超14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一个字；当年最流行的一部小说是《新华春梦记》。他再去看英文书，“大概都是些17、18世纪的书，内中有几本19世纪的书，也都是与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书”。有名气的英文教师连萧伯纳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要提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了。

　　胡适更加感慨：“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九尾龟》、《十尾龟》来充饥吗？”

　　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远未建立。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接着袁世凯又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孙中山和黄兴即起兵讨袁，号称“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败。孙中山、黄兴再度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凯又囚禁了章太炎。随后袁世凯称帝，旋即暴毙。就在胡适的归船在横滨靠岸补给时，张勋的辫子兵刚刚冲进北京，导演了一场复辟闹剧。

　　在这个时代变革的前夜，感到寂寞与苦闷的并非只是胡适。远在北京的鲁迅，那时的周树人，正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着生命。他摇着蒲扇，“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逛琉璃厂、抄古碑是周树人苦闷中的唯一寄托。

　　“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后来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写道。

　　在胡适的意识中，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不是革命的问题。这与当年逃离仙台的鲁迅十分相似。鲁迅要改造的是国民性，而胡适的口气更大一些，他要做“国人导师”。回国前，胡适豪情万丈地填了一首《沁园春》，以词明志：“且准备搴旗做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失望中，胡适不忘回趟安徽绩溪老家。母亲对他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只是当他坐在上海剧场里看戏的时候，还未意识到，自己已被时代推到大舞台的中心。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胡适正式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在1917年的9月10日。这时离他26周岁的生日还差3个月零1周。当年北大的校庆和胡适的生日碰巧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晚年胡适还曾做过一篇考证文章，澄清了12月17日实际是庚子义和团运动后复校的日子。真正京师大学堂创立的日子应该是1898年12月3日(现在北大的校庆是5月4日)。

　　当年的北大，还在景山东街，即马神庙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滩的红楼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译学馆是大学预科，文理本科全在这“四公主府”里了。当时正门尚未落成，平常总是从西头的便门出进。进门往北一带是讲堂；往东一带平房是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们叫它做“卯字号”。胡拿着260银元的一类月薪，住在南池子缎库后身8号，那是北大的单身宿舍。

　　胡适在北大第一次亮相并非课堂，而是这一年的开学典礼上。他做了《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演讲，希望用现代大学的理念来改造中国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

　　蔡元培主政时的北大，正是人才荟萃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刘半农、陶孟和等陆续到来。“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说。很快他就成为一颗学术明星。

　　1917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并非“时无英雄”。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几尊大神还都健在。年纪最大的严复65岁，年龄最小的梁启超只有45岁。但就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了“功成身退”的阶段，否则刚回国的胡适也不会在书店里找不到一本可看的书。他面临的恰是一段思想空白期。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政体虽然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实质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政治现象反而更加混乱。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面对时代的挑战，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但却是无法突破晚清“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对“西学”亲切而直接的认识。他们关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大体都是从日本转手而来的。对这一现象，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这些搞“西洋思想之运动”的知识分子都是不懂西语的，吸收“西学”的能力有限，所得往往“破碎”、“肤浅”、“错误”。所以搞了20多年的西学运动，也没有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于文化的核心问题，当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人物中已经没人能发挥指导作用了。严复晚年的思想越来越保守，因此并不愿再谈西学问题，更不愿谈什么中西融贯，甚至退回到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了。国内知识分子的思考遇到了一面坚硬的墙，急需一个破壁者。胡适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他的优势在于不仅接受了良好正规的西方学术训练，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与工业文明也有第一手的体验和观察。

　　胡适留美7年，正是他的“精神准备”时期。在这7年之内，中国学术思想正处于低潮时期。胡适个人的“精神准备”和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这才使他“闭门造车”而竟能“出门合辙”，二十六七岁的胡适就成为时代思想的发言人。

　　胡适用来破壁的武器，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订一切价值。”这种价值重估的态度，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治的层面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从此以后，“中学”、“西学”的旧名词基本便被“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概念所代替了。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余英时认为：“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的‘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于是，胡适的出现象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大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便成为第一个价值重估的实验室。

　　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老教授陈汉章。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胡适接手后，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线索。不讲权威，讲证据，用西方逻辑学来讲墨子，孔子也不高高在上，诸子百家，都可以讨论和批判。

　　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坐在课堂上，他后来记述道：“他(胡适)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这样的思想震动，仿佛当年走进万木草堂的梁启超。

　　“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胡适则捅破了这蒙压在知识分子心头的窗户纸，把顾颉刚们“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东西说了出来。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为这本书作序，提出四大思想价值：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方法。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以儒非墨，也不“独尊儒术”，而是诸子平等，“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自视甚高的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肯定了蔡元培对胡适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

　　余英时不无感慨地写道：“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胡适所持的“重估”方法，就是他从美国带回的“实验主义”。在胡适心中，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种“学说”或“哲理”。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写道：实验的方法至少要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和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需勇于实行来试验过。胡适特别提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在半个多世纪后，这句话又以极为相似的形式被重新提起，并再度开启了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