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孔子的“托拉斯”
反孔子的“托拉斯”
胡适毕业，归心似箭，连博士学位都没顾上拿。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要求，必须将毕业论文出版，并上交100本后才能拿到学位。而胡适此时却等不及了，一件更大的事业在召唤他。这就是“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倏忽近10年，直到1926年他重返美国交上论文，博士帽才真正戴在了头上。博士学位问题，甚至成为胡适身后的一段公案。
回国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大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3个月后，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陈独秀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有力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帝制，但并没有改变国家衰弱、民生凋敝的状况。而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却依旧如故，没有丧失它自高自大、自满自足、居高临下、傲视四夷的地位。这种“汉族中心主义”(唐德刚语)成为蒙住人们双眼的面纱，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拦路虎。
如果不把孔子和其背后的儒学从神坛上请下来，大到解放思想，小至移风易俗，任何进步都无从谈起。就像鲁迅说的，甚至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
“五四”前夕中国学术的主流仍是儒家。但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早在清末已经摇摇欲坠。汤化龙在民国三年(1914)《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已指出，无论“中、小课读全经”或“以孔子为国教”都是实行不通的。即使推行祭孔的袁世凯政府，对于儒教的社会作用也失去了信心。
此时，胡适“截断重流”重讲中国哲学史，则是对中国上层精英文化的一次扫荡。他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所制造的瓶颈，使“独尊儒术”恢复到前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这就是把董仲舒以后，2000年以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胡适回国前已把当时能找到的西方思想史经典原版书读遍，他深知西方文明的崛起，文艺复兴是第一炮。只有上帝的权威动摇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间，个人才能独立。而质疑孔子就是瓦解中国的“上帝”。
在下层大众文化的战场上，撼动传统文化的保守性，胡适则以“白话文”为突破口。胡适深信，“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而中国的语言文字恐怕更是“最保守的东西”中的典型。
胡适敏感地注意到了“形式”变革的重大意义，不仅有历史的眼光，也有逻辑的思考。胡适认为语言的形式不打破，思想内容的更新无从谈起。他在《尝试集序》中写道：“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他在《谈新诗》中将这种“体裁解放”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和镣铐。
在这个意义上，白话文运动就是中国人精神解放的第一步，是破除掉的第一层“精神的枷锁和镣铐”。
胡适在留学期间就对改良中国文字感兴趣，他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提出：“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当务之急是“改良文言的教授方法，使汉文容易教授”。1915年他和同学任叔勇、梅光迪、杨杏佛等人之间产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称之为“革命的导火线”，而“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在那场争论中提出来的。胡适期望，借助白话文将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将一个濒死的文化复活过来。
胡适归国前便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打了第一炮，引起了国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的群起响应。鲁迅对于白话文的表达更为极端，他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白话文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通过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周树人变成了鲁迅。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学术论著；他的《尝试集》又是第一部白话诗集，他甚至还是中国知识阶层中第一个用白话写信的人。
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法宝，正是由于白话文作为工具的变革，撬动了中国文化从旧的范式向新的范式转变。
进了北大，胡适便直接参与《新青年》的编务活动，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因为陈、胡二人，北大自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作为对文化保守派“保存国粹”的回应，胡适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顾念。即拿上“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子，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厘清事实，进而界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自由讨论。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调和——没有领袖不可以质疑，没有学说不可以辨析，没有权威不可以推倒。“新思潮的意义”，就在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最终“再造文明”。
在价值重估的过程中，孔子及儒家学说自然成为一个靶子。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胡适在给吴虞的《爱智庐文录》的序言中写道：“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胡适认为，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那个被神化的孔子，那个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说到底，胡适是在反孔子的“托拉斯”，反儒家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反孔子的“本来面目”。唐德刚分析：“孔二先生孔家老店，搞垄断贸易，已搞了2000多年，把我们消费者压惨了。所以胡适要率领红卫兵‘打倒孔家店’。”
事实上，胡适小时候，也拜过孔夫子，是孔孟儒家的一个虔诚小信徒。他还在家里用纸盒做了一个“孔庙”每天拜祭。留美期间，他受了西方民主新思潮的启迪，对孔圣人已经不那么盲目崇敬了，并且嘲笑过袁世凯尊孔祭圣的丑剧。但胡适对于一切著作中的孔子、孟子、朱熹却是“十分崇敬的”。他甚至说他心中有三个偶像，第一位就是孔子，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
在北京教书的第二年，胡适打算把母亲和妻子接来同住，于是打算去租一个较大的四合院。最后选定了老北大边上的钟楼寺14号，是个普通的典型四合院。地方不算大，但也有17间房。房租每月20银元。一进门是门房，9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卧房和书房，男佣人住在门房，女佣人住在耳房。庭院不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
胡适生性爱交际，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说到一些较大的开支，比如结婚后，曾邀请住在会馆中的安徽同乡吃喜酒，结婚宴请北大同人一次就花去了60银元。胡适很勤奋，生计不成问题，稿酬源源不断。商务印书馆也想请胡适来工作，开出300银元的月薪，但胡婉拒了。
然而胡适接母亲来住的愿望终究落空，他的母亲冯顺弟在1918年底因感冒去世，时年45岁。
胡适3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他的脾气性格受母亲影响最深。母亲22岁守寡，生活于一个破落的旧式家庭中，勉力维持家业，备尝艰辛。
母亲去世后，胡适又想起了出国前在《竞业旬报》所写的一篇文章《论继承之不近人情》。他在文章中说：“一个人能做许多有利于大众，有功于大众的事业，便可以把全社会当成他的孝子贤孙。”胡适把这一层思想叫做“三W的不朽主义”。“三W”代表“worth work words”，即“立德、立功、立言”才是不朽。
此时，他觉得有必要对当初的观点进行修正。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字都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却对他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一切事情，极其平常的“庸言庸行”，也都可能是不朽的。于是胡适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不朽论”。即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无论善恶都会留存在社会上，发生影响。
个人是小我，社会是大我，胡适借此讨论人与社会的关系，“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永远是不灭的”。“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
于是胡适引申出个人责任的重要——“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胡适反复强调：“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祖宗积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
胡适一生不信任何宗教，但却把这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视为一种宗教和信仰。
胡适在对毕业生的演讲中经常会说到“功不唐捐”。意思是，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这句话改自《法华经》的“福不唐捐”。在1932年毕业演讲中，胡适说：“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楚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地方，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五四”时期，胡适更多从个人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的角度来倡导民主。当时许多人往往都把民主理解为一套制度安排，以为只要掌握到权力，按这些安排做去，民主制度就实现了。但胡适认为这还远不够，没有个人的解放，没有个人的独立自由，没有基于个人自觉自愿的联合、自治的基础，民主是不可能真实确立起来的。
胡适认为，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会，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人格独立于社会。这便是他所宣扬的“易卜生主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
1918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今译《玩偶之家》)，他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论文。
这篇文章在青年中影响力巨大，被誉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书。胡适认为：“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
胡适认为，个人常常受到社会的压迫，“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人性的光辉就在面对社会、群体的压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并为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他认为所谓独立的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胡适后来办各种杂志，编辑稿件都不改一个字，写作者也都用原名而不用笔名，包括他自己。
胡适终生推崇易卜生在《国民之敌》中塑造的斯铎曼医生，一个孤独的、不畏世俗、敢说真话的“国民之敌”。他始终以此为标准要求自己，劝慰青年。1930年，在《介绍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宣称：“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试图去解决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关系——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借助于这种立场的转换，胡适就得以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五四”的口号。他认为，民主只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也就将独立个人和政治国家的主从关系反转了过来。个人独立与自由是一个健全国家的前提。这样，他就有理由重新摆正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与政治组织的关系，政府不能要求个体的绝对忠诚；而个人又是高于政府之上，政府只能要求他的才能却不能要求他的思想。
然而胡适所处的时代，国无宁日，战乱频仍，民族救亡的压力不曾给人以喘息之机。个人与国家之间常常处于紧张关系。胡适一生演讲无数，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句子恐怕就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自己铸造成器”。这是他对青年的期望，也是自己内心的独白，是他认为解决所有个人困惑的最后的那颗“定心丸”。
“正义的火气”
一般认为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按照郑振铎的说法是“发难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的“发难”态度。他不仅选择了更加温和的“改良”，而且还是谦虚的“刍议”。他在篇末特别提到，希望读者能够匡正纠错。也就是说，胡适认为自己只是提出了一种见解，抛砖引玉，以讨论的态度研究问题。
而北京的陈独秀却嫌胡适的态度过于温良。在紧接着的二卷6号上，他亲自写了一篇《文学革命理论》，自称“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把胡适的观点、态度全面升级，不仅要高举“‘文学革命军’之大旗”，而且要在旗上大书特书他的“革命三大主义”。
胡适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感到不妥，便又回了一封长信。胡适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和朋友讨论时常会用到“文学革命”，但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还是用了“改良”而非革命，是“刍议”，而非教条式的论断。胡适认为，文学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定的。他更希望国内知识分子能心平气和地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成熟了，问题就解决了。他不敢以自己绝对正确，而应该允许他人“匡正”。
然而，陈独秀却不以为然。他回复胡适，承认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的原则，但是就白话文学而言，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钱玄同的态度则更加激进，把白话文的反对者直接扣上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帽子。他的态度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为白话文体，并从1922年开始在小学全部试行白话文教学。使用了几千年的文言文，只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被白话文取代了。革命派大获全胜。一则，时代使然，如生物进化自有规律。而另一方面，则与新文化运动推进者的激进态度密切相关。
对于陈独秀的激进，胡适晚年也有过正面的评价。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绝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骂还是不骂？“绝对之是”，还是“匡以正之”？激进与保守，两种态度，两种取向，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第一次交锋。能骂出声的是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有留日的背景；反对谩骂的是胡适、王懋祖、任鸿隽、张奚若等，他们都是留美的。留美留日的两拨学生，知识背景不同，价值信念也有区别，他们虽开始在一起，但分道扬镳几乎是必然的。
留美的汪懋祖写信给胡适批评《新青年》说：“如村妪泼骂，似不已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任鸿隽从美国回来写信给胡适说：“谩骂是文人最坏的一种习惯，应当阻遏，不应当提倡。”
而钱玄同则写信给胡适，批评他的态度过于“周旋”：“老兄(胡适)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
1924年，白话文运动的论敌林纾去世。胡适特地在《晨报》写文章纪念。他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的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为了还林琴南一个公平，他还抄了5首他的白话诗，还其一个本来面目。而钱玄同等仍旧不饶恕，他在《写给刘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中说：“我底意见，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奴’，至微至陋的东西。”最后，还要加上一声“呸”。
胡适的“宽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内在裂痕，最终导致了团体的分裂。这种“绝对之是”的态度，慢慢形成了不容忍的空气，成为胡适后来所说的“正义的火气”。对自由的追求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胡适晚年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反思说：“‘正义的火气’就是认定我自己的主张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杀君马者道旁儿”
“五四”那天，胡适不在北京。他的老师杜威在上海演讲，胡适陪同翻译。直到第二天，住在北大教授蒋梦麟家里的胡适刚刚起床，就听见有人敲门，随后进来几名记者，后面还跟着张东荪。报纸随后送到，各报首页都是有关北大学生游行示威被抓捕的大标题。他还不知道，当天学生运动的总指挥就是他的得意弟子傅斯年。
5月7日，上海市民响应国民外交协会的号召，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由复旦学生代表何葆仁担任主席，全场一致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惩办国贼，不得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求归还青岛和撤走胶济铁路沿线军队，并废除“二十一条”。
胡适也大汗淋漓地挤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前台，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
5月29日，胡适陪同杜威回到北京。此刻学生还在罢课。胡适深感焦虑，他希望学生尽快复课。这一点与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致的。“五四”当天，蔡元培就站在学校门口希望阻止学生出门，他认为示威游行不能扭转时局，而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已经被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如果闹出事来反倒给了惩戒北大借口。
蔡元培已身心俱疲，他虽然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向认为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不是搞政治的地方。现在自己忽然成了学生的靠山，而政府又视他为幕后主使，无形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蒋梦麟后来在自传中转述了蔡元培对未来的担心：“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5月9日，蔡元培留下了一张字条辞职而去。上面写着，“杀君马者道旁儿”。这个典故出自《风俗通》，意思是一匹好马跑得很快，但路边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不知不觉地被累死了。蔡元培说的是自己的处境，也是对学生的担心。
一年之后，胡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纪念“五四”的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表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鄙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学生界发生的。”五四运动推动了国民的觉醒，激发了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带来了社会的新气象。除了这些积极的因素，胡适也感到隐隐的忧虑。
新文化运动经由五四运动而被政治化。胡适看到学生已经成为政党的武器，成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曾在国民党内负责青年工作的朱家骅后来说：“五四运动后不久，青年运动的本身，又侧重于政治运动。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都在‘谁有青年，谁有将来’的观念下，要取得青年的信仰，于是青年也变作了获得政权的一种手段。”
社会风气与学生的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挂冠而去的蔡元培，后来含蓄地指出：“因学生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着实不少。”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查毓英在给胡适的信里专门对青年们的风气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北大学生热衷开会，每年大会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些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大家无心学术，考试舞弊的现象频出。学校里高谈阔论的人多，实地做事的人少。
胡适在北大的十余年中，从教授到文学院长，再到校长，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学潮，学生罢课如习惯性流产。他尝够了“杀君马者道旁儿”的滋味，但却从没辞职过。
几乎在每一个“五四”纪念日，胡适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学生关心社会是好，但不要受骗，不要空谈主义，最不可取的就是罢课。胡适认为“罢课”就是偷懒和不负责任。
胡适始终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本质应该首先在于思想文化的启蒙。通过接触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直到他生命的尽头，这种看法与信心仍旧没有动摇。1960年7月，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上，他以《中国传统与未来》为题做公开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说：“简言之，我相信‘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不曾被毁灭，也绝不可能被毁灭。”
然而令胡适感到遗憾的是，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身虽然值得赞扬，然而就中国文艺复兴而言，他仍旧是个不受欢迎的干扰。因为在胡适看来，五四运动标志了中国学术界政治化的开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最终拉开了政治运动的大幕。胡适归国时所期待的思想革命远未完成，作为“新政治”基础的“新文明”尚未成形，便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他当初立意要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这个目标已经落空了。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蔡元培写了首诗送给胡适，其中一句就是，“道上儿能杀君马，河干人岂诮庭粗”。胡适晚年在台湾，又把这句话说给了《自由中国》的同人雷震。胡适劝雷震不要再组建反对党，组党一定没有好下场。不久后，《自由中国》杂志被封，雷震被军事法庭判入狱10年。
主义向左，问题向右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后，由胡适代为编辑《每周评论》。胡适本人并不十分赞同《每周评论》的政治浓度，他也不是一个热衷于空谈政治的人。他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于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注意到，“五四”之后人们太迷醉于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甚至仅仅是口号，而不肯脚踏实地地研究问题，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因为空谈主义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反而会被政客所利用，所以还是提倡研究实际问题。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文章便立即挥笔，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公开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接着，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37号正在印刷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光顾，查封了报纸，没收了财物，登在这一期上的《四论问题与主义》也胎死腹中，只有少量报纸流传出来。于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
双方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否相信社会的历史构成中有一个“最后之因”。如果承认其有，那么只要抓住这个“最后之因”，所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而所谓的“根本解决”的路径就是社会革命。或者如陈独秀看来，就是“阶级斗争”。
李大钊坚信，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革命运动是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的理念是每个充满理想的革命者的思维定式，也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李大钊不同意“少谈些主义”。相反，他认为只有“主义”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要研究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将纸上的主义转入到实行的主义上去。李大钊也认识到空谈是没有用的，但他很清楚胡适文章的矛头主要是对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以他没有指责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批评胡适反对他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胡适并非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不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应该被加大宣传；暴力革命带来的主义的胜利，也未必真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事实上，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根本就不认为有任何根本解决之道，而社会的发展在于改良，在于一点一滴的进步。胡适可以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是不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
胡适认为“五四”之后，中国陷入了“目的热”和“方法盲”之中，空谈主义就是滋养这两种毛病的温床。人本身的愚昧，很容易被主义的神秘性所哄骗，“被几个抽象的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
所以，“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做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做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做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做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做蒙蔽聪明、停止思考的绝对真理”。只有如此，才能将人类从抽象名词的迷信中解放出来。
胡适在社会历史观上是个多元论者，他不相信有个“最后之道”在左右历史。他是杜威的学生，杜威对社会发展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社会进步应该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发的买卖”。也就是说，进步是在零打碎敲中完成的，是“得尺进尺，得寸进寸”。所谓“根本解决”，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施。
胡适反空谈主义，主要是反对空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1922年，他应北大同学新闻事业同学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说，希望新闻业者能对“真问题”有所贡献。他在最后说：“宁可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也不要拿马克思主义、克罗泡特金来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公绰的报纸充篇幅。”
由于杂志被封禁，胡适的话没有讲完。10年后，胡适在《汤尔和译〈到田间去〉序》中承认了自己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失败，“十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而具体的问题仍旧没有人过问”。
就在“问题与主义”争论达到高潮的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拟定了章程，并列出了首批几十个等待研究的“问题”。包括“国语问题”、“贞操问题”、“杜威教育如何实施问题”。稍晚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也重点经销胡适的书，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说：“我从未写过一篇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每周评论》由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编了27期，没有被查封。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编了才10期，就被当局查封了。
随着“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结束，由新文化运动而形成的一个知识分子圈子也开始解体了。谈主义的向左来，研究问题的向右去。在胡适看来，分手并无不妥，若是为了表面的团结而牺牲思想的自由，才是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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