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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腐败的“零容忍”是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目标，应在权力配置上实现异体监督，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本刊记者/王全宝

　　5月28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称，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这是自去年2月中央纪委决定对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检查以来，中央再次发布刘志军案的官方消息。

　　刘志军案因与“中国高铁”发展相关，加之其治下数名铁道部高官相继落马，又因去年发生的7·23温州动车事故，刘志军案一直被外界格外关注。

　　“反腐败既‘打老虎也打苍蝇’，对腐败分子，不管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搞腐败，就一查到底，反腐败‘零容忍’是底线。”6月4日，反腐败学者、中央党校教研部教授林吉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源于“破窗理论”

　　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刘宗洪曾就反腐败“零容忍”进行过专题研究。

　　“‘零容忍’原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后来引申到反腐败领域。”刘宗洪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上个世纪，美国预防犯罪学家乔治·凯林和詹姆斯·威尔逊提出了“破窗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幢大楼的一扇窗户遭到破坏而无人修理，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栋大楼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可以任意破坏的暗示，紧接着就会发生一系列犯罪行为。

　　刘宗洪教授认为，“破窗理论”从心理学视角揭示了轻微违法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要消除犯罪现象，必须对轻微的犯罪行为予以严惩。

　　不久，美国警署把“破窗理论”应用于社会治安管理上，严肃查处轻微的犯罪行为，对犯罪分子实行“零容忍”，取得了明显成效。

　　刘宗洪在研究中发现：1993年，纽约市在美国联邦调查局10万以上人口的189个城市中的犯罪率统计中排名第87位，但到了1997年上半年，纽约市在名单中则位列第150位。纽约治安形势的好转主要得益于“零容忍”警政。

　　后来，香港廉政公署把“零容忍”理念应用于廉政建设，使其清廉指数一跃位居亚洲前列。

　　据刘宗洪介绍，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不久就提出了反腐败“零容忍”政策。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制度设计时对任何轻微的腐败行为均不予容忍。另一方面，香港廉政公署在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体现出腐败“零容忍”的精神。

　　一个例证是：20世纪6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公布了《防止贿赂条例》，对腐败的罪与罚作了非常清晰的规定，从而堵塞了轻微腐败的漏洞。

　　“关于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只是调查力度不一样。” 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在清华大学(微博)讲演时曾经如此表述。

　　通过对香港廉政公署推行“零容忍”政策的分析，刘宗洪认为，对轻微的腐败不予制止，不仅会提高腐败分子的胆量，而且会激发其他官员的腐败动机。“实践证明，反腐败‘零容忍’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效举措。”

　　林吉吉教授也表示，香港廉政公署实施反腐败“零容忍”，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威慑作用，用较短时间就遏制住了腐败。

　　“零容忍”做得还不够

　　在中共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

　　“可见实现反腐败‘零容忍’是我们党的追求目标，也是党的先进性的一种体现”。刘宗洪分析说。

　　香港廉政公署如此严格的反腐“零容忍”政策让“潜规则”失去寄生的空间，近年来，其反腐模式也一度为大陆反贪腐部门所关注。

　　例如，今年1月2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微博)院长张立勇在全省法院党风廉政建设会议上指出，“全省法院反腐的要求是‘抓大不放小’，时时处处保持高压态势，真正实现‘零容忍’”。

　　通过个案分析，可以感受到中央不仅对“小步快跑”型腐败不容忍，同时对“大腐败”查处力度也是空前的。

　　据公开报道显示：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李荫奎属于‘小步快跑’型腐败。”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分析认为，以往有些贪官欲壑难填，“张嘴很大，下口很猛”，单笔贪腐金额十分巨大，现在有些官员则存在 “大腐不干，小腐不断”的心理。

　　据中央纪委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3.5万件，结案44.6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6607人，立案件数、结案件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逐年增长。

　　中共十七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刘志军、陈绍基、王华元、黄松有、王益、康日新、黄瑶、宋勇、许宗衡等一批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官。

　　通过官方公布的过去五年反腐倡廉数据，林吉吉教授认为，纪检监察机关所查处的人数以及官员职位亦可彰显中央反腐败“零容忍”的决心。

　　客观评估当前反腐败形势，才能选择恰当的反腐路径。不可忽略的现实是，社会上对于反腐败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去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央党校所作专题报告中就曾指出，对于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社会上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既有人过高估计成绩，存在盲目乐观倾向；也有人过分夸大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悲观失望情绪。

　　今年5月末6月初，贺国强在中央级别的一报一刊上面又相继发表署名文章，就反腐倡廉形势以及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进行阐述。

　　如何评估当前反腐败形势，实际上早在去年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曾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即：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反腐败问题专家李永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三个并存”和“两个依然”科学概括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明显成效，又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李永忠分析认为，在反腐败战略上，中央曾提出标本兼治，后来加了一个注重预防，这一变化就体现出预防的重要性，但至今未能形成以预防为主的共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说明在反腐败的战略上，我们缺乏一个顶层设计，我们改革创新不够，我们的‘零容忍’做得还不够。”李永忠坦承。

　　拥有长达32年纪检监察工作经历的李永忠认为，反腐败“零容忍”需要一定的土壤，首先是权力结构要改革，要靠合理的权力配置和科学的权力结构来遏制腐败。

　　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香港廉政公署是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公署超然的地位，保证了其查处力度的有效性。

　　在执行法律法规时，香港廉政公署也体现出反腐败“零容忍”的态度。廉政公署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管理处，三处相互合作，实施“举报必接、有腐必查、惩腐务尽”的原则。

　　“我们现在权力过分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结构无法避免腐败的产生，与‘零容忍’的初衷相悖，只能是理想化的‘零容忍’，改变同体监督，实现异体监督才能产生‘零容忍’的土壤。”李永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