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之父：我国离航天强国还有距离
中国新闻周刊第568期封面
再向太空行
太空又迎来中国人。神舟九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的温柔拥抱，使得以实现载人飞行、空间交会对接为目标的这次行动离最终的成功，又近了一步，也让中国向最终实现建立独立自主的空间站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始于1992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迈步之初并不引人注目。然而，从1999年起，每隔一两年，中国便按计划发射一艘神舟并取得预定成功，从无人、模拟人、单人、多人，直至男女搭配、飞行器与太空实验舱的自动和人工对接，以及长达十余日的太空航行，无论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中国始终有条不紊地在这一领域坚定前行，并逐渐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神九任务的成功完成，显示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全面掌握载人航天三项基本技术的国家，虽然与美俄相比，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20年来中国始终在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制定一个可执行的太空探索计划，也有能力按部就班地完成。
梦想有多远，人类就能走多远。站在太空更高处，或者站在未来更远处，人类才会更加深切地反观到，今日艰难探索之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航天步伐应与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同步，20年来，神舟载着中国人的梦想，一步步以日趋自信从容的姿态迈向太空更深处。
今日中国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也同样需要这种“问天”精神来推动，这种精神，是自信、宽容和严谨，是对自然、科学和道德的尊敬，是依靠严格制度保障带来的各个岗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一步一步向着既定目标前行的执著努力。
无论是一小步，还是一大步，中国，始终在前行。
921工程：载人航天梦开始的地方
“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另外，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但主要是钱的问题。”
本刊记者/徐方清 文/路涛
北京时间2012年6月18日17时30分，景海鹏、刘旺和刘洋相继从神舟九号飞船漂浮进天宫一号。三人一起面对镜头摆pose，微笑着挥手致意。
在位于北京市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内，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之首的任新民通过电视新闻，分享了他们的喜悦。
神九发射前夕，任新民在家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依然精神十足。客厅玻璃柜的最显眼位置，摆放着“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对接模型，这是去年11月对接完成后，神舟系列飞船(从“神六”始)总设计师张柏楠亲自送来的。
“神九是载人上天的，航天员也要进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重大突破。不过，这是张柏楠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事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后30年做什么
1984年4月，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升空，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中国航天的“三抓”任务宣告完成。
“三抓”任务制订于上世纪70年代，是当时的三项重点任务，即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以及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
“三抓”任务由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负责(国防科委1982年后改组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分管技术工作。
“三抓”任务完成后，张爱萍赋诗称赞其为“一鸣惊人，再鸣震全球，三鸣震寰宇”。
也就是在这一年，七机部正式改名为航天工业部。任新民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技委)主任。
此时的中国航天人，面临着航天事业向何处去的问题。按任新民的话说，中国航天走过了“没偷懒”的前30年，但还不知道后30年怎么办，干什么，如何干。
“当时上级领导对下一步做什么也并不清楚。”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任新民认为，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规划出大的科学工程，使科技人员有用武之地。“有了大型的航天系统工程任务，国外的留学回国人员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反之，来了也留不住。”
从世界潮流来看，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1969年7月，美国人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1971年4月，苏联率先发射了载人空间站。
中国是搞登月工程还是发展空间站？
“我是不赞成当时搞登月的，最主要考虑是上去了能做什么的问题。月球上没有水没有空气，人待不了几个小时就得走。不论是从民用角度还从国防角度考虑，用处都不大。而空间站是围着地球转的，实用性要强很多。”任新民说。
1985年7月25日至30日，航天部科技委在河北省秦皇岛召开了一场太空站问题讨论会。会议由任新民主持，约50人与会，对发展载人航天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探讨。这是中国关于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首次会议。
会后出版了《太空站讨论会文集》，任新民作序。
他写道：“搞太空站和航天飞机是一个大的国策，搞这一事业是需要一笔较大的投资的，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其技术意义、军事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会本利全收的。”
航天飞机Vs载人飞船
秦皇岛会议之后，《太空站讨论会文集》被送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综合部门负责人手中。
连同文集一并报送的，还有由航天部科技情报所翻译的《开拓天疆》。这是同一时期美国太空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出的建议书，阐述了美国50年内的民用航天发展目标。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任新民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他关于载人航天的规划框架设想。时任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在多个场合听到任新民强调：“好事多谋。我们先下下毛毛雨，这种大型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
秦皇岛会议的“毛毛雨”之后一年，中国于1986年启动了简称为“863计划”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其中，航天技术列入七大领域中的第二领域，两大主题项目都与载人航天紧密相关：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
1987年，由国防科工委牵头组建了“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和主题项目专家组，对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
是年4月，专家组发布《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招标通知。航天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的60多家科研单位参加了这场大论证。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各竞标单位提出了11种技术方案。专家组筛选出6种方案，其中5种都是航天飞机方案，只有一种是飞船方案。
1988年7月，专家组在哈尔滨召开了评议会，选取了5种，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和飞船方案以非常接近的得分，双双胜出。
此后，这两种方案的论证人员展开了长达3年的学术争论。
任新民最初也倾向于搞航天飞机。他认为，载人飞船是前苏联在五六十年代搞出来的技术，如果中国此时再搞，已经落后了近30年。而当时美国的航天飞机已进行了多次成功飞行，较之飞船，航天飞机具有可以重复发射和运载量大等多项优势。
但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探讨后，任新民开始倾向于搞飞船。“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另外，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但主要是钱的问题。”任新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美国有4架航天飞机，飞行一次就得花4亿到5亿美元。俄罗斯的航天飞机中途夭折，也主要是因为缺钱。
1989年，航空航天工业部(1988年航天部与航空部合并后组建)召开了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的比较论证会。会议由时任科技委副主任的庄逢甘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航空航天部内部开始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载人飞船起步。
向总理汇报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
与此同时，航空航天部的19名专家组成了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负责人是钱振业，他也是“863计划”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主题项目组的组长。
1991年3月14日上午，航空航天部的一部专用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来的，通知说：3月15日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
任新民深知，这次汇报关系到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他琢磨，要在一个半小时内把问题讲清楚，“这样能给总理留点时间讲讲”。
第二天下午，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钱振业准时进入位于中南海的国务院某会议厅。两人刚刚落座，李鹏就出现在会议厅的门口。
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共就4个人：李鹏及其秘书，他和钱振业。
任新民和钱振业按照几经修改和斟酌的汇报提纲，详细讲述了中国载人航天为何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并分析了中国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条件。“载人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跨越，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任新民汇报道。
李鹏在听取汇报中不时插话询问，听完后他表示，虽然资金上有困难，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他指出，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
根据这次汇报，航空航天部随即整理出了《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报批件，上报中共和国家领导人。
5天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航空航天部转来了批示后的报批件，上面留下了刘华清、李鹏的先后批示以及江泽民的圈阅。
任新民至今还能记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示的一句话：“当前财政实在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出点也得干！”
中央批示之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和立项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4月初，航空航天部的联合论证组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1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
1992年1月8日，李鹏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5次会议，专门研究中国载人航天问题。
中央专委会的前身是1962年为领导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而成立的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是第一任主任。八九十年代，中央成立了领导重大航天项目的专门委员会，李鹏担任主任。
这是第一次，中国载人航天问题被正式摆上中南海的会议桌。
任新民受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特意将一个1：10的飞船模型带到了会场，结合模型做了简明扼要的讲解和演示。
会议纪要显示，会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评审组中的争议
会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随即成立了由200余名专家组成的载人航天领导小组，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出任主任。
领导小组下面分设两个组：一个是技术经济论证组，即工程论证组，组长是王永志；另一个是专家评审组，组长是任新民。
专家评审组由全院士组成。除任新民外，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包括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虽然任新民牵头做过的重大项目难以计数，但这个组长格外不好当。
时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老专家的工作并不好做，很多人都是留美博士，技术上都有自己的一套，都是武林高手，有的专家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要让这些‘武林高手’就评审报告统一意见谈何容易。”
是搞三舱方案还是两舱方案？是先上一个航天员还是两个航天员？飞船是水平发射还是垂直发射？专家们各执己见。有专家提出，在评审意见中要写明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单独签名。
任新民心里清楚，如果评审报告都形不成统一意见，中央专委会又怎么会批准立项呢？
一次评审会上，争论非常激烈。见此，任新民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除了剖析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对于中国航天和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外，还现身说法：“有些问题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为了大局也只好放弃。”
他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我们航天部所在的驻地阜成路8号出发去天安门，经公主坟，经木樨地，经西四都是可以到达天安门的。但最怕的就是坐在阜成路8号争来吵去，而不动身；或者按一条路线走一段又改变主意，回原地再争论，又另选路线，时间都耽误了，却到达不了目的地。只要确定一条路线，齐心协力走下去，总可以到达目的地。我们搞技术工作，搞航天型号研制，也是这个道理。”
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打动了现场很多人。
评审大会召开前，任新民又去了几个意见较多、态度较激烈的专家处走访，做工作。
最终，方案论证报告和相应的评审报告按计划向中央专委会上报。航空航天部一位领导事后曾说：“如果没有任老总的主持和坐镇，评审报告很难统一。”
三步走计划
1992年8月1日，李鹏主持中央专委会第7次会议，听取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联合组成的论证、评审组的汇报。
按照李鹏的要求，每个到会的专委会成员都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名，缺席的也被要求补上。
8月25日，中央专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请示》建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实现载人航天飞行。
实际的步伐比这个计划晚了一年。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载着杨利伟完成了中国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第二步，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出舱活动，发射了一个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
2011年9月，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升空。
第三步，研制、发射、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应用问题。
如今，这一步计划已有了时间表，将于2020年前后完成。
谭邦治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方案中的轨道舱留轨这一创意来自于任新民的建议。任新民在研究前苏联“联盟号”飞船的结构示意图时发现，“联盟号”飞船把轨道舱作为垃圾留在太空，非常可惜。
国外的载人飞船通常只有返回舱才配备太阳能帆板，任新民建议，为轨道舱加装一对帆板。在返回舱着陆后，轨道舱可以靠这对帆板提供的能源围绕近地轨道运行半年，堪称加强版的对地观测卫星。
两对帆板在太空展开后，飞船看起来像一只蜻蜓，这成为中国载人飞船的一大特色。200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现场观看了“神舟四号”飞船的发射后，对任新民说：“看来你坚持轨道舱留轨是正确的。”
1992年9月21日，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中南海勤政殿里，中共中央第195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召开，听取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的汇报，讨论审议中央专委会《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会议批准了这一请示，并做出了一个让航天人深受鼓舞的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
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按照中国多数重大科技工程的惯例，载人航天工程也因为立项这一天是9月21日，获得了代号：921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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