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航天员选拔标准
“神女”出更
随着神舟九号发射成功，刘洋正式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中国女性，也使全球57名女性组成的女航天员队伍中，有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批优秀的中国女飞行员队伍，以及十数年的艰苦训练，成就了这次举国瞩目的飞天之旅
本刊记者/刘炎迅
6月15日，神舟九号飞船预定驶向太空的前一天，空军指挥学院大校军官萧邦振在北京空军指挥学校内对《中国新闻周刊》笑言：“不是我眼光好，而是她们确实优秀。”
2009年，萧邦振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第一批至第七批女飞行员的书，名为《飞上天的花儿》，在第七批飞行员中，他选择了两个人：刘洋和王亚平。
三年后，这两位第七批女飞行员的代表，恰好正是中国的第一批两名女宇航员，而第一批女宇航员候选名单的15位成员，也全部来自第七批女飞行员。
6月16日18时37分，随着神舟九号发射成功，刘洋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也在全球57位女性组成的女航天员队伍中添上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年
第七批女飞行员几乎全部出生于1978年。在一篇自述里，刘洋这样定义自己出生的年份：“我出生于改革开放伊始之年。”
这批女飞行员，是中国空军在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三批女飞行员，也是第一批清一色独生女的飞行员。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在选择成为飞行员时，仅是一时心动。
刘洋也不例外。
1997年，她在准备高考时听了一场航空公司的招飞动员报告，该公司列出了优厚的工作待遇和极期苛刻的条件，在中国读完大学后还会由公司送到澳洲接受培训。刘洋十分神往。无奈，这家航空公司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她有点不服气：“凭什么认为女的就不行！”
没多久，空军招收第七批女飞行员的消息传来，由于刘洋的身高、视力等都初步符合条件，刘洋的班主任立即帮她报了名。空军女飞行员每隔八年才招收一次，其选择标准较航空公司也更加严格。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招飞局济南选拔中心(以下简称济空中心)负责这次招飞工作中山东和河南地区的选拔。6月12日，计划科科长连毅飞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济空1997年山东省女生心理选拔测试》分数登记表，刘洋和王亚平两人的总评一栏都是：“优秀”。
时隔15年，当年的济空中心主任、全程参与招飞工作的程学哲还对刘洋和王亚平二人印象深刻。
程学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飞行员的体检极其严格，包括眼科、外科、耳鼻喉科、内科、血压、心脏等主要几项。此外，由于飞机驾驶舱空间有限，对身高和体重也要进行筛选。一些平常感觉不到的问题，都可能会对飞行任务的执行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比如耳鼻喉，在高速飞行的高空，机舱内会产生巨大的重力压迫，会对耳鼻产生很大的承受力。”
初选的一万名学生，第一轮筛选后，只留下一千名左右，其中，女生只有200名。1997年春天，他们汇集在济南接受第二轮筛选，共有136至141个项目，除了对此前的项目复查外，还增加了心电图、脑电图、转椅测试、心理测试、飞行模拟器操作测试等。
程学哲介绍，这一轮其实是与飞行员相关素质的测试，也称为职业选拔，要测试年轻人的心理素质、复杂情况快速判断的能力、双手协调能力、抗眩晕力、模仿能力以及瞬间记忆能力等。
程学哲还清晰地记得，那次心理检测分两组，一组是动作操练，一组是面试，满分均为6分，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在4分左右，好一点的有一个6分，或者两个5分，而刘洋和王亚平都是双6。这也是程学哲印象深刻的原因，“得双6的孩子很少很少”。
测试现场的王亚平黑黑瘦瘦，程学哲听说她会武术，就笑着对她说：“耍耍看嘛，别光说不练。”王亚平不含糊，当即作了几个武术动作，有板有眼，动作麻利，人显得很泼辣；刘洋则“走起路来就像个小运动员，脚尖一踮一踮的，敏捷、灵活”。
体检考官的那些老飞行员当时评价说，这批孩子中有七八个颇具灵气，“能飞出来”，在空军中，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其中就有刘洋和王亚平”。
在这一轮筛选中，1000人里通过的约有400人。
1997年高考结束，文化课成绩达标的通过第二轮筛选的学生，还要接受第三次体检。这次体检之后，济空中心的正式录取结果是：13人。
刘洋和王亚平，正在其中。
开学后，程学哲还特地去了一次飞行学校看这批孩子，当时看到刘洋和王亚平腰杆笔直地站在队列里，“已经有点军人的模样了”。
航校里的“文艺女青年”
第七批女飞行员共有37名学员，全部在长春飞行学院学习，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航空大学里的飞行员训练不分性别。除了要学习和其他大学一样的文化课程，航空大学为训练飞行员，还设置有军事课，包括理论、技能、战术、野外综合训练、实弹射击、器械体操等。军体课平均每周要上三至五次，这些此前柔弱的女生，从此要练习引体向上、旋梯、固定滚轮、单杠、篮球……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使她们从一名普通青年，转变为军人、飞行员。”第七批女飞行学员当年的队长王贵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贵全还记得，王亚平的长项是中长跑，有一次与男学员一起训练，得了女生第一、全体第三名的好成绩。老师们对她的评价是，“朴实、能吃苦。”
王亚平还有个特点让当年的老师们赞叹不已。
“同学里谁生了病，王亚平总会第一个过去倒上一杯开水，”第七批女飞行员的教导员张春说，“她总是乐呵呵的，让人感到轻松。”王亚平因此被选入学校的“精神委员会”。
刘洋的高考成绩在37名学员里排在前5名，于是，她在入学之初就当了三班的代理班长。张春印象中，刘洋的外语成绩特别好，经常帮助其他同学补习外语，大家都叫她“小教员”。
入学一个月后，刘洋就“升官”了，从代理班长升为学校军人委员会的主任，原因是，“这个孩子特别爱思考，经常提些合理化建议，说话也很有条理，很稳重。”
刘洋也有短板。她的身体素质并不拔尖，后来刘洋自己也说过：“飞行员是一个精神、意志、脑力和体力并重的职业……与同期入伍的体育生相比，我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这也使得刘洋对最初的航校生活感到迷茫。“到处都是规矩、纪律，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一不小心就得受到批评，每天的生活单调而枯燥，周而复始一成不变……齐步，正步，跑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为了一个摆臂，在烈日下一站几个钟头，奔跑、跳跃、单杠、吊环，累到手发软，腿发抖，冬天一身冰霜，夏天满身泥汗，手上的茧子掉了又起，起了又掉，这就是我曾经千百次设想过的军校吗？”
刘洋将这些想法写信给她的朋友。得到的回复是：“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羡慕你吗？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座玫瑰园，当我们还在苦苦寻找自己的玫瑰园时，你却早早地拥了一片沃土。你只需努力浇灌它就能满园芬芳……快打开那扇遮住你双眼的窗户吧！”
友人的来信给了刘洋莫大的鼓励，她开始努力改变自己并接受军营的生活。“我不吝惜用汗水浸湿跑道，在每一次气喘如牛、步履踉跄时，都咬紧牙关决不放弃。在每一个酷暑的傍晚，在每一个寒冬的清晨，我一圈一圈地奔跑，决不放弃哪怕半米的距离，我努力去理解这苛刻而单调生活的内涵，慢慢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并渐渐爱上了这身绿色的军装……”后来，在航校组织的英语演讲比赛中，刘洋把这些感受写成文章，题目就是《寻找生命中的玫瑰园》。
事实上，刘洋最初的迷茫没有经历多久，以至于他们当年的军事教员龚恩洪如今回忆起来，对刘洋的印象只有“能吃苦”“闷头练”。
在业余时间里，刘洋还是个“文艺女青年”，她喜爱阅读、写文章，还爱看书法书。
若说第七批女飞员与之前几批最大的不同，就是她们都很活泼，不时还会有些调皮的点子。比如，为了调剂单调的军营生活，她们每周末会在宿舍里举办自己的时装秀，宿舍走道就是她们的T台，观众就是自己，一群梳着短发假小子，你穿我的裙子，我穿你的大衣，春夏秋冬，四季交错，都利用这段难得的自由时光尽情地释放平时被约束的个性。突然，“观众”们齐声拍手大笑起来，原来，一个模特身穿摩登的小短裙，脚上却还套着一双黄胶鞋。
这一批37名女学员中，2001年毕业时，“飞出来22人”，王贵全说，这些孩子到了部队后，大多成为飞行班组的机长，“机长需要全盘统筹，责任重大。”
危机四伏的飞行生活
2008年，萧邦振受解放军出版社委托，撰写一本讲述中国前七批女飞行员故事的书籍。他开始四处采访，每批女飞行员选择两位代表人物，到了第七批，他决定去武汉，“北京和武汉是女飞行员比较集中的地方”。
驻扎在武汉的某师航空兵部队，出过好几个将军，他们有意识培养优秀运输机飞行员，刘洋和王亚平都在这个师的某运输团担任飞行中队长。
萧邦振还记得，2008年9月的一天，部队政治部副主任为他介绍刘洋。刘洋穿着一身蓝色短袖飞行服，第一眼看上去，黑瘦，苗条。刘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萧邦振与她开玩笑：“你这么瘦小，能把那么大的运输机开上天吗？”
如今回忆起来，萧邦振的印象是，“这个孩子很实在，不说虚的。”
在武汉部队里，刘洋、王亚平这些女飞行员，经过两年改装飞行训练，驾驶技术不断成熟。第七批女飞行员学习的是运输机驾驶，驾驶运输机，考验的是机组成员的耐力，一次普通的飞行要七八个小时，没有好的身体，扛不下来。
部队距离武汉市区很远，年轻的姑娘们每周只能周末坐班车进城，平日飞行任务都很重，连谈恋爱都没时间，很多女飞行员都是和男飞行员结婚。刘洋和王亚平也不例外。
但她们还是想办法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刘洋和王亚平都参加了女飞行员乐队，她们把上学时刻苦训练的劲头，也用在了学习乐器上。刘洋是黑管手，常常为了练习吐音，被哨片划破舌头；大镲手陈宇为了对鼓点，手都磨破了皮；圆号手李国菡，每次练习完嘴唇上刻下了深深的号印……这支被姑娘们戏称为“方便面速成班”的乐队，只用了一个月，就从连音都吹不响变成能娴熟地演奏乐曲的乐队，连老师都惊叹她们的学习速度。
真正的飞行，往往危机四伏。
进入部队两年后的一次昼间仪表飞行训练时，刘洋刚驾驶飞机离开地面，“收起落架”的命令刚刚说完，只听“砰”一声巨响，飞机随之巨烈的抖动，一股烧焦的味道顿时充满了机舱，仪表显示，一侧发动机推力下降，排气温度上升。
刘洋断定：发生了鸟撞。她迅速向指挥员报告，并在两分钟内就完成了紧急迫降。
事后检查才知道，飞机撞到了21只鸽子，右发动机的涡轮叶片被打折了两根，进气道已经被死鸽子堵塞了四分之三，左发动机的起落架舱被撞出一个大坑。要不是应对冷静，处置得当，随时会机毁人亡。
“离地三尺有危险……每一次起飞升空，每一次返航着落，都是一次挑战，都是一次涅。”刘洋说。
她们日常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为干旱地区实施人工降雨。这项工作也充满了危险。正常飞机飞行，都会避开云层，而她们，却偏偏要驾机穿进云层。云中乱流多，剧烈而突然的颠簸，不断考验着这些女飞行员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力。
更关键的是，每次她们都得将飞机爬升到温度0度线高度，才能最大限度降下雨来，而这个高度，也正是飞机最容易结冰的危险高度，机翼两侧的冰霜愈厚，爬升速度越慢，操控性也愈差。
但每次看到久旱之地逢甘霖，刘洋就很开心。在一篇发表在《空军报》的文章中，她写道：“我们就是劈天的利斧，在每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昂扬地出征，勇敢地劈开乌云的藩篱，将禁锢的雨水痛快淋漓地洒向干涸的大地。……哗啦啦，哗啦啦，天空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哗啦啦，哗啦啦，酣畅的雨水中大地展露了欢颜。”
成为航天员
刘洋是个感性的人，“常常会被轰鸣的发动机震撼到热泪盈眶。”在她家里，墙上挂着她穿着白色航天服的画像，还有一个趣味横生的吊篮椅子，坐在上面，摇来晃去，刘洋那一刻就像一个普通的女孩。
据《解放军报》报道，航天员杨利伟曾到她家串门，本来认为刘洋很内向，没想到她一开口活泼流畅、非常开朗，这才知道她在飞行部队就经常当业余主持人、参加演讲比赛。后来到她家里看看，挺意外。大多数飞行员家里都很简单，但她家特别有生活气息，看得出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2009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在全国的女飞行员中选拔女航天员。
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黄伟芬说：“刘洋所有项目都是一次通过，心理测试成绩也排名第一，综合素质好，没有明显短板。另外，出色的口语表达能力，也让人印象深刻，有灵气，善于沟通。”
杨利伟也参与了面试，他记得一个细节：“当时，我们在他们部队进行面试的时候，有个环节是考英语口语。我们先面试的是另一个女飞行员。当面试刘洋的时候，没想到，她很坦然地对我们考官说，先面试的那个飞行员已经和她讲了要问的一些口语题目，请出新的题目。这一刻，我顿时感到了她的诚实和可爱。她认为战友互相之间竞争是良性的，诚实是第一位的。”
教练员黄伟芬说，在航天员中心，刘洋也是各种娱乐活动的主持人；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观烈士陵园，她还把看到胡杨、戈壁之后的感言朗诵给大家听；在训练场上，她关注每一个细节和动作，善于同教员和同伴交流，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打破砂锅问到底。“记得有一次我们演练一个故障的时候，和手册写得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她马上来问我，把相关的内容也问了一遍。”
中国航天员选拔前后有四轮考测筛选，分别是档案选拔，临床选拔，接着是航天特殊环境因素下的生理功能选拔，第四轮是家族病史调查。在1500名候选飞行员中，最后通过四轮严格筛选的预备航天员只有不到20名。在这几轮选拔中，刘洋和王亚平脱颖而出。
本来，按照杨利伟的建议，女航天员的筛选条件还有“必须已婚”，“生育过的优先”，但进入最后一轮选拔的6名女航天员候选人中，包括刘洋在内有5人尚未生育。
杨利伟后来评论说，这体现了军人的奉献，三十多岁正是飞行技能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如果生育，至少会停飞两三年，必然会影响飞行事业。
2010年5月，刘洋、王亚平同5位新入选的男航天员一道，走进了位于北京西北郊的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
航天员的训练远比飞行员的训练更为严苛。比如，转椅训练，飞行员只需持续4分钟，而航天员需持续15分钟。
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刘洋说：“5分钟好像是我的极限点。听到4分钟报时，我突然浑身冒汗，像晕车一样说不出的恶心，但我不能吐，更不能喊停。教员说过不行了就喊停，但从第一批航天员到我们这批航天员，没有人中途停过。因为身体对转椅会有一种条件反应式的记忆，如果你第一次呕吐或停止，下一次就很难坚持了。”她说，“我只好拼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幻想自己站在美丽的海边，看夕阳，看浪花。第一次挺了过去，第二次好多了，后来就一次比一次顺利了。”
坚持，是刘洋的法宝。她说，每当她支持不住了，就想着，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在不断的坚持中，她从最初在某些项目只能达到三级、二级标准，一跃达到全部体质指标测试的一级水平。
2012年3月，刘洋正式入选神舟九号飞乘组。尽管王亚平只是作为神舟九号任务的备选航天员，最终未能进入太空，但正如杨利伟所说，她的优秀依旧得到大家的认可。
作为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将在太空生活13天，并且，也是第一批进入天宫一号工作的航天员。6月19日这天，神舟9号顺利与天空一号完成对接后，刘洋还调皮地玩起了“自拍”。
河南老家的刘洋父母，几乎每天都守在电视前看新闻，母亲看到这一幕，抱着女儿照片，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听说太空里很无聊，她可以看书、听歌，我就想起她小时候来了。”
(本刊记者王臣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中国空军政治部宣传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刘凯、孙妍菲对本文的大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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