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一代

　　——香港新生力量成长足迹

　　站在1997年7月，多少人心生踌躇，多少人又满怀期冀。香江奔流依旧，太平山风光不减，香港回归到了中国的怀抱。

　　这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孕育了新一代香港人。与以往任何一代祖上不同，他们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青春年代，从97出发，与香港一起成长，休戚与共。

　　他们是1997年初入香港社会的新鲜人，在移民潮中坚定地留下来，SARS、金融危机、民主改革方面的实践——每一个人都逃脱不开的共同经历，铸就了他们共同的身份密码。

　　15年来，他们坚守香港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从意识上产生了“国家”的认同。他们依然勤奋，依然高效，依然敏感于法制和民主的尊严，他们更加朝气蓬勃。

　　他们因香港回归中国而改变，香港因他们的迅速成长而发展。

　　“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用艰辛努力写下不朽香江名句。”97一代，正在续写新香港的“狮子山”。

　　“97一代”的现实与梦想

　　本刊记者/刘子倩  申欣旺(发自香港)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两个月之后，回归后香港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走向社会。这些学生发现，自己的毕业证书上有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董建华，而在此之前是末代港督彭定康。

　　这些学生努力适应着身份的变化，毕业前还在殖民地，毕业后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15年过去了， “97一代”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理想与现实中间，香港“97一代”或许有更多的发言权。在历史的节点上，他们完成人生的转身，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所映衬的正是香港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他们身上也承载着香港这座国际都市的光荣与梦想。

　　冯佩乐：“97一代”的记录者

　　若是没有换工作，如今的冯佩乐肯定忙个不停：立法会流会，香港楼市持续走低出于职业习惯，冯佩乐还是认真看了报道，但已转行做酒店公关经理的她，仍旧怀念冲在一线采访的日子。

　　冯佩乐，1997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典型的“97一代”，曾在香港《东方日报》、香港有线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工作，从1997年至2011年的14年间，她几乎参与了香港所有的重大事件的报道，后成为香港媒体驻内地记者，多次随领导人出访。

　　和冯佩乐约在上环一家咖啡厅见面，尽管客人不少，但在商业气息浓重的咖啡厅里还是能轻易认出这个曾经的同行。多年的媒体经历让她对采访者的心理颇为熟悉，记者几乎不用怎么发问，冯佩乐就会说出你想听的内容。

　　“这更像是情侣分手”

　　冯佩乐，祖籍广东，1974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她算是移民的后代，父亲儿时偷渡到香港，成年后与母亲结婚。原本冯佩乐觉得这段历史并不光彩，可直到上了大学她才发现，班里许多同学的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冯佩乐出生时，香港经济发展迅猛，母亲在工厂上班，父亲做修车工。尽管家里拮据，可没读过书的父亲特别注重冯佩乐姊妹三人的教育，要求她们一定要读大学。

　　学习成绩一直优秀的冯佩乐并未让父亲操心。1994年，她轻松地考上香港大学地理系。然而三年后的一个选修课程改变了她的命运。冯佩乐在毕业前半年参加了一个新闻记者培训班，她突然发现自己对于新闻采访和写作充满了兴趣，“感觉特别过瘾”。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她跑到《东方日报》应聘，成为一名实习记者。

　　令冯佩乐感到幸运的是，她入职不久便赶上了香港回归。她被派到港英政府门口采访，7月1日零时，卫兵将英国女王的标牌撤下，换上了紫荆花。“就是前后一秒钟的变化，我没有任何感觉。”冯佩乐回忆道。

　　和大多数“97一代”一样，冯佩乐并没有国家的概念。香港独立于内地的教育体系和文化观念，使香港人对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似乎只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直到冯佩乐准备毕业出国旅行时，她才意识到申请表国籍一栏不能再写英国，而她的心情也很复杂，“这更像是情侣分手”。

　　香港人的主人翁意识

　　一年之后，冯佩乐遇到了入行以来最大的考验——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刚入行不久的菜鸟，面对着每天铺天盖地的信息和以泪洗面的采访对象，她有些无所适从。当时，不少香港中产家庭因为之前贷款买房而酿成悲剧。冯佩乐还记得，一位丈夫因无法承受压力选择用炭火自杀，后被妻子发现而幸免。冯佩乐不知该如何发问，最后竟与这名男子一起痛哭。“经常看到自杀的消息，香港到底怎么了？”冯佩乐回忆说，人们把怨气都撒在政府身上。

　　不过，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香港金融市场最终化险为夷。这次事件，冯佩乐似乎第一次感受到回归的意义，至少“背靠大树好乘凉”。

　　虽然经济慢慢好转，可2003年SARS的到来再次考验香港。已到香港无线电视台工作的冯佩乐第一时间赶到了爆发SARS最为严重的淘大花园。当时人心惶惶，铜锣湾、尖沙咀这些商圈有如空城。“我们戴上口罩去采访，同行没有一个退缩的。”冯佩乐说。

　　虽然SARS很快好转，但香港经济下滑，这一年7月1日，发生了香港50万人大游行。在此之前，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正式签署《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冯佩乐从中读出了中央援港的信号。不久之后，内地开放香港自由行，更多的内地游客涌入香港。

　　“我突然感到国家的存在”

　　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人和香港人整天在大街上摩肩接踵，不仅拉动了香港经济，而且相互用挑剔的眼光打量对方，反而培养起了彼此之间的自然情感。

　　就在这一年，冯佩乐成为香港无线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穿梭于京港之间，她更易掌握中央对港政策。但冯佩乐还记得，当时有20个香港团体来京反映香港的种种问题，而中央释放支持香港的信号也很明显。半年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香港团体赴京，冯佩乐意识到，中央的援港政策起了效果。

　　除此之外，冯佩乐还会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并守在领导人下榻的酒店门口等待不可多得的提问机会。

　　冯佩乐发现，领导人对香港记者的态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起初很难有机会提问，慢慢地机会多了起来，后来领导人还会主动邀请香港媒体记者到房间里采访。“这说明中央领导人对于香港越来越重视。”一次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的经历让冯佩乐颇为感动。温家宝主动走到香港记者身边，说看到香港暴雨冲毁村庄的报道，他非常担心，如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定伸援手。

　　另一次，冯佩乐随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新加坡，在中新两国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上，冯佩乐的心猛地震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国家的存在，这在香港是感受不到的。”

　　如今，离开媒体圈的冯佩乐依然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记者生涯，令她难忘的是，作为“97一代”，她幸运地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

　　王鸣峰：

　　“香港法治比回归前更好了”

　　当美国《财富》杂志预言“香港之死”，“移民潮”仍在继续的时候，远在英国牛津大学的王鸣峰一心只想快点回到香港。

　　“想法比较简单，希望在成长的地方创造自己的事业。”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获得牛津大学法律学士学位并通过律师执业资格的王鸣峰学成归来。

　　1994年的这个时候，王鸣峰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拿到了几乎是全世界难度最大、当年全香港仅一个名额的罗德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在过去的历史中，拿到过这个奖学金最著名的校友里面包括着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等领导人。

　　王鸣峰有足够的空间留在那些“移民”们向往的国家。虽然他只是谦虚地说“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或者美国做法律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他说当时坚信自己的事业只有在香港才能更加成功。

　　15年后，王鸣峰已经晋升为大律师，在中环著名的德辅大律师事务所任职。他的办公室迎面窗户朝街，香港街景尽收眼底。办公室三面均为书架，上面摆满各类法律文献。沙发背后的书架则是全套普通法案例，在一家内地的律师书架上很难看到如此齐全的普通法素材。

　　与中国内地奉行成文法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书籍背后彰显着香港作为普通法系的成员所遵循的严谨传统，每一个判例均要遵循先例，而这一目标非经过严格法律训练绝无可能达到。

　　社会危机里的个人机会

　　1980年，9岁的王鸣峰跟随母亲和弟弟迁居香港，至回归之时，在香港的生活时间已是内地的两倍。但他说，回归对自己而言，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感情上要做一个准备。他说自己“年少就对历史感兴趣，过去100多年中国比较差劲，归根结底希望她强大”。

　　然而，这的确是他人生的大转折，也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

　　刚进入到德辅，26位大律师就走了四位——他们是典型的“移民潮”的尾声，他们对于回归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会改变深有疑虑，这在当时几乎成了香港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于个体来说，王鸣峰从危机中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当英国籍的大律师离开之后，王鸣峰说自己有了更多崭露头角的空间。

　　机会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中到来。和大多数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行业不同的是，专攻公司法律业务的王鸣峰反而获得大量业务。

　　他是幸运者。“大量公司倒闭，很多清算破产的法律业务，找大律师没那么多的钱，我这样刚出来工作的律师有了用武之地。”说到此处，稳重而谦和的王鸣峰有了小小的激动，颇为得意回归之时的选择。

　　业务量之多，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在办公室加班到凌晨三四点，在办公室一角的椅子上，至今仍放着一套被子以备不时之需。

　　得益于业务量激增，王鸣峰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小团队。到今天，他已经成了24名学徒的师傅。

　　这种师徒关系，在英国普通法谱系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13世纪后期，一个被称作“法律学徒”的特殊社会集团出现于英国，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已经实现法律教育从学徒制到学院制的变迁。

　　但在香港，每个大律师都有自己的师傅，且“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大律师们小心翼翼地坚守着这个传统。最著名的莫过于，现任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黄仁龙即是前任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的最后一个徒弟。

　　“法制比回归前更好了”

　　王鸣峰认为，即便在英国本土，对于法律传统与法律制度的坚守，也没有做到香港这般完美。

　　早年由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敏感，2003年“七一大游行”曾有人打出标语质疑“香港法治已死”。然而，根据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就司法公正而言，香港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5位，在亚洲更是处于领先地位。

　　在王鸣峰看来，“15年中，香港经历了金融危机、SARS风波等大事的冲击，15年很多东西都变了，只有法治未变。”

　　他用德辅大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来佐证，“我刚到这个所工作的时候，所里只有26位大律师，现在有54位大律师，要不是法治得到维护，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的优秀法律人才聚集到香港。”

　　根据香港律师会会长何君尧在2012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提供的数据，相比于2010年12月底，香港执业律师的人数由6782人上升至7101人，升幅4.7%，而香港律师行的数量，则由764个上升至782个，升幅2.4%。

　　此上升幅度略高于2001至2010年律师及律师行的每年平均增幅(分别为3.3%及2.2%)。何君尧据此判断，“本地法律行业一直在稳步发展。”

　　1997年回归之时，这一切并非如今日这般乐观。不仅仅有一批资深的大律师离开香港，王鸣峰说，“英国籍的法官也大批回到英国，如果没有优秀的法律人才，香港的法治很难想象有今日这样的状况。”

　　在香港，律师比法官的收入高得多，然而又必须吸收最优秀的律师进入法官队伍才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司法裁判。

　　从小要强、考试都要争第一的王鸣峰对法官队伍的专业水平和公正程度深为信服。“他们遴选法官的标准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德高望重’。”

　　王鸣峰将此归功于两任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和马道立。“两任首席大法官为维护社会公义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有办法将业内最顶尖的人才请来做法官。”

　　“比如邓桢，在香港律师界赚钱他稳居第一，我跟他一起办过案子，他能够很快地抓住案件的重点，专业能力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王鸣峰说，即便是如此厉害的角色，亦被延揽进入法官队伍。

　　同样在2012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马道立在演讲中引用百年前的港督卢吉爵士于法院大楼启用当日的致辞论及“施行公义”：

　　各国的宪法或时有变化，世界的版图或时有变更，然而，于未来悠长岁月，这座蒙上双眼，手持天平的公义之像，将年年月月矗立于法院门廊之上，不受世事沧桑变幻所影响；庭院之内，亦将日复一日施行公义，不偏不倚，不懈不休。

　　作为“97一代”，王鸣峰用一句更为简洁的话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回归15年，如果只有一种成就，我可以很自豪说，香港的法治比回归前更好了。”

　　施丽珊：笼屋里的香港梦

　　她被媒体称为女侠，给弱势群体争取权利，15年来未曾间断；她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施姑娘，从15年前初出校园到如今人进不惑，这个称呼亦未改变。

　　她叫施丽珊，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从大学毕业到现在的15年中，她说自己只做了一件事，扶困助贫，为弱势社群争取权益。与常人眼中高楼林立的现代繁华的香港不同，施丽珊看到却是逼仄的笼屋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市民。“我的工作就是让繁华背后的社群不被遗忘，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有尊严地活着。”

　　尽管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是香港著名的社工组织，但何文田的总部办公室环境与它的声望并不相符。何文田是九龙的一个住宅区，上世纪50年代是安置难民的地方。社区组织协会办公室位于路边加油站后的三层公寓里，房门很窄，稍胖一点的人侧身才能进去。

　　办公室有近百平米，装修风格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设备也已老化，空调时而发出几声怪响，但总体布置得井井有条。施姑娘一米七的个头，说话时脸上总是挂着颇具亲和力的微笑。跟她见面时已是晚上八点半，加班于她已是家常便饭。

　　第一代注册社工

　　42岁的施丽珊来香港已有31年，略带闽南腔的口音是家乡留给她的唯一印记，而她幼年的经历似乎坚定了她日后扶弱济困的决心。

　　1981年，11岁的施丽珊随父母从晋江老家以与亲人团聚为由，申请了单程证，来香港定居。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父母靠打零工供她和弟弟上学。和当时许多内地移民一样，施丽珊并不适应香港的生活，语言成为最大的障碍。因为不会粤语和英语，本已上6年级的施丽珊连降两级。

　　到中学时，比同龄人早熟的施丽珊已规划自己的未来，她就下决心要做一名社工。“我觉得帮助人是一件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事。”施丽珊说。

　　1990年代中后期，香港社工组织发展迅猛，多所大学亦开设了社工专业，施丽珊幸运地成为浸会大学社工专业的一名学生。在香港，社工是一个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认证的职业，要取得社会工作学位也有极为严格的要求。经过三年的大学学习，成绩优异的施丽珊顺利进入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成为一名社工。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成立于1970年代，成功引入英美的社区组织模式，倡导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倡尊重民权，公民平等发展的理念。

　　毕业工作不久，施丽珊正赶上香港回归，而更令她兴奋是，香港立法会通过“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规定所有聘用为社会工作职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正式登记成为注册社工，这成为香港社会工作发展的里程碑。

　　和众多“97一代”一样，施丽珊一直思考，自己能为回归后的香港做些什么？然而，她的举动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在回归后的第三天，她与同事就组织了移民子女赴香港入境处请愿活动，要求港府解决其来港定居问题。

　　梦想是失业

　　连施丽珊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种请愿活动仅仅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开始。入职不久，施丽珊就开始负责笼屋工作。所谓笼屋，亦被称为床位寓所，是指那些老弱贫苦底层人聚居在人口密度极大的旧楼床位，用铁丝网围住，从外面看像铁笼一样。

　　施丽珊见过最震撼的是，100平方米的房子装了200个笼屋，人在里面转身都很困难，而在当时申请公共房屋需要10年时间。施丽珊的工作就是对笼屋住户进行逐一登记和调研，听取他们的诉求，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应享有的房屋权利，帮助他们申请公共房屋。

　　施丽珊曾遇到一位病重的父亲，与两个小儿子挤在一个笼屋里，生活凄惨；她还碰到过一名70多岁的老人，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到了晚年也没有钱结婚，住在自己搭的木板房里，因开发商施工，他又不得不搬迁。“我很难说服自己，为什么香港越来越富有，还有这样的市民存在，他们很善良，工作很努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境遇？”施丽珊说。

　　不得已，施丽珊请记者来报道，还专门开了新闻发布会，要求政府解决笼屋问题。幸运的是，施丽珊的努力没有白费，为不少笼屋住户争取到了公共房屋。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也有所行动，从1998年开始实施《床位寓所条例》，改善并减少笼屋。让施丽珊感到欣慰的是，新任特首梁振英颇为重视房屋问题，还曾来香港社工组织协会进行调研沟通。

　　如今，施丽珊还因为为新移民提供帮助，经常接到骂她的电话。可施丽珊并不在乎，在她看来，她15年来的行动正是香港核心价值的体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新移民来香港是来与家庭团聚，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不受歧视，真正融入香港。”

　　施丽珊不希望被贴上“97一代”的标签，她说自己和万余名香港社工一样，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人们会相互关心，体会到社会的温暖。

　　事实上，这15年来，香港社工发展迅速。目前，香港最大社会工作协会拥有超过400个机构会员，3000多个服务中心遍布香港19个区，社工数量达16000多人，60%以上拥有社会工作本科学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1000人有一位社工，而在香港，每562人即有一位社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施丽珊发现，每个笼屋住户都希望自己住进公共房屋，而她的工作目标就是帮他们实现这个的梦想。不过，施丽珊的梦想却是有一天自己“失业”，“那时没有了笼屋，不再需要去游行请愿，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施丽珊说。(实习生李妍、王烨对本文有贡献)

　　我要怎样才能参与到中国之中

　　他们是香港的“97一代”，曾经困惑却懂得反思。回归之前，他们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在那些教育中，没有自己的国家认同。回归之后，他们突然有了明确的国家身份

　　本刊记者/申欣旺  文/陶旺波

　　(发自香港、北京)

　　只有当你和香港人深入地交流，才知道97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在1997年之前的100多年，你在大街上问一个香港人，英国有哪两个政党，现在的内阁是哪个党执政，他可能完全不知道。”香港文艺评论家梁文道和在电视上一样，善于说服。“港英教育最大的特点是非民族化教育，它没有国民教育，绝对不是教你当英国人。”

　　大律师王鸣峰讲他接受的港英教育。中国历史课，从商代一直讲到1911年辛亥革命，但并不会告诉你，这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就是港英教育，它只是客观，而不是说我国怎么样，不要你为任何人骄傲，典型的非国民化教育。”梁文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伴随着港英政府加强社会治理、打击腐败等措施，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在从前，到香港去的人称自己“潮汕人”“福建人”，在他们的骨子里，香港只是暂时的栖身地。

　　当这种香港人的意识建立起来而国家意识模糊，1997年回归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看来，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心回归。

　　这一点，在1997年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整个群体更为明显，他们成为典型的“97一代”。

　　梁文道说，“回归之前，他们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最重要的是，在那些教育中，没有自己的国家认同。回归之后，他们突然有了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一件让很多人困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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